百年清华

孔祥应(1964土木)

我是1960年9月做政治辅导员的，那时正逢清华大学党委狠抓关心群众生活，改进工作方法等工作。接着校党委制定“学生思想工作五十条”。作为在学生思想工作第一线的我，边学习、领会精神，边认真贯彻，体会甚多。1962年我担任土建系1964届给暖党支部书记，又贯彻落实甄别平反工作。党支部有一名党员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及不公正的党籍处分，并将其从机密专业调到一般专业。当我跟他谈话时，他泣不成声地诉说受批判处分后，思想包袱沉重地压得几乎喘不出气，常常夜不成眠，一度想退学。后来父母得知也焦急不安。通过甄别平反后，他很感激党，放下包袱，努力前进。后来还任班上团支部书记，毕业留校任教。

通过两年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本人思想政治水平提高了，尤其是政策观念加强。同时令我深思：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坚持以理服人，讲政策，关心人，不要随意整人。也检查自己存在“左”的思想毛病。

“文化大革命”初期，清华园发生了大规模游斗、殴打和侮辱干部及教师，批斗“黑帮”等一系列的严重违反政策事件，尤其使我百思不解的是，前几天还是我所尊敬的党委领导，现在竟被打成“黑帮”。当时我的思想很苦闷。针对时弊自我表示：要与人为善，不打人，不诬陷人，政治上要谨慎，多做实际工作。1969年下半年我从人事处调到政治部组织组工作，对我的深思结果将是严峻的考验。以下是回忆我所经历及办理的数件事。

不能将其作退党案例

1970年3月以后，迟群（宣传队负责人，时任党委副书记，后为党委书记，下同）等人急于炮制处理党员党籍的政策报告，派人四处寻找案例。一天政治部负责人在科学馆一层会议室召开座谈会，会后跟我说，水利系党员黎光辉是个典型劝退出党的案例，要我办理此事。我详细阅读其在整党时发言记录及检查材料。发现他在检查中所列举一系列的革命意志衰退的思想表现，已作了严肃的批评，而且本人还有决心改正的愿望。据此不能作为退党处理。将此情况先向组织组负责人和工宣队袁师傅汇报，他们同意我的看法，于是再向政治部负责人汇报。最终未将黎列为劝退出党的案例。

他胜任此职

1970年下半年，迟群迫于当时形势，要政治部拿个启用已“解放”的原中层干部名单，拟结合到校机关各部处及各系担任领导职务。在组织组讨论会上，我建议滕藤同志任校科技处处长之职，理由是“他无历史问题，曾任原校党委常委兼化工系党总支书记，又为副教授”。组织组同意将其列为推荐名单，并送政治部，党委常委会上也通过，上送北京市委审查备案。就在此时却有人持有异议，并向迟群反映，迟即速派专人赴北京市委，将上送干部任职的报告中科技处处长滕藤改为别人。我得知后正纳闷时，又有人跟我谈话，说他（指滕）“思想反动”，该受党纪处分，哪能安排担任科技处处长之职！我说，他把北大“四清”对清华的影响比喻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句话也不是他发明的，而且，已作过多次检查。此人无言可答。

过了几天，政治部负责人当我面指着另一人将顶替我的工作。工宣队袁师傅找我谈话，说准备将我调到土木系工作，现在系里安排有困难尚未定。又不知何因当时没有调离组织组。

他已作了交待

据我记忆，1971年4月份之前，张光斗教授仍未“解放”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我对其关切。之后周二的一天，组织组得到通知，党委常委会上根据有关部门汇报，决定“解放”张光斗教授，并因隐瞒历史问题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我知此情况，立刻去找刘冰同志(时已结合任党委副书记)，向他汇报张光斗的一般历史问题，已于1952年在向党交心材料中详细、明确地说清楚，怎么能定为隐瞒呢？刘冰同志当时表示同意，并要我赶快写份复查报告送交党委，准备周四上午召开党委常委会复议。回到办公室将此情况向组织组负责人汇报，赶紧写好复查报告于周三送给刘冰同志。我还通知水利系党总支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列席党委常委会。会议按期举行，会上我以肯定口气念了张光斗教授于１９５２年将自己的一般历史问题，在白纸上写黑字，阐述清清楚楚，没有隐瞒。经复议，通过组织组送的复查报告。

如实反映老校长的表现

1970年8月，蒋南翔老校长由卫戍区回清华安排在汽车厂铸工车间劳动，继续被审查。迟群对其视为仇敌，严加管制，即使是听到一般传言都得调查。1971年夏季的一天，领导通知我到汽车厂了解蒋南翔近来的表现。我到汽车厂找到在厂政工组工作的马二恩同志，她向我介绍老校长在铸工车间，力所能及认真参加劳动，向工人学习，工间休息时与工人谈心，关心汽车厂生产和学校培养目标等。回到办公室后，将马二恩介绍的情况如实写个材料，文字不足一张片叶纸交给领导。以后听人说，迟群看了本人写的老校长表现简况说：“这不是我要的材料。”

一定要有证据

1973年，迟群在清华大学操纵掀起所谓三个月运动，矛头直指何东昌同志等人，除召开大小批斗会外，还妄图网罗其“罪证”，置于死地而后快。

该年的秋季一天上午，颜华锋同志神态严肃地走进组织组办公室。颜与我是同系同年级同学，又是同时任政治辅导员，他在教改组工作，任何东昌专案组组长。那时组织组办公室在工字厅西侧原教务处所在地。颜在组织组办公室环视周围无其他人，就低声对我说：“关于老何（指东昌同志）的事。”他话音刚落，我便走出办公室门到走廊瞧瞧，静悄悄，于是急速返回原处。接着颜继续说：“迟群派人跟我谈话，要写份关于何东昌的问题报告，指定字数限制在500字左右，3号字打印6份，这个报告如何写呢？”我们分析认为此报告非比寻常，它可能要送中央和毛主席，一旦毛主席批示意见，那就要“照办”。据此我们商量，老何没有什么“干货”问题，报告中写的每件事，不要随意上纲，一定要有三个以上证明材料，而且本人也作交待，千万不要把似是而非的问题写进报告里。简短谈话后，颜走出组织组办公室。据我所知，颜对何东昌同志是很尊敬的。

蹬车送钱先生回家

1973年钱伟长教授处境艰难，又患严重慢性疾病。

秋季的一天晚上夜幕刚降临，我从工字厅回荷二宿舍，在门口看到钱先生站在生物馆东面平地上。我走去看他，到近处见其女儿相陪，旁边还停放一辆平板三轮车。我询问钱先生患什么病。答曰：“高血压病，高压达到二百多。”听其言我说：“找个医疗地方疗养一个时期。”他说：“我这样处境谁管呢！”我理解他的话中含意，也就未再说什么，于是叫他女儿扶着上车，我蹬着平板三轮送他回家。

以后我几次登门看望他，每次他都热情接待。

以上是记载“文化大革命”中，我在组织组所做工作中的一部分。由于处在当时的形势下，很有局限性。我也执行做了一些错事，还曾分别对一个非正常死亡的干部爱人和受处分党员谈话时，态度生硬并带有训话的口吻。时而想起深感内疚。1975年，迟群以精简机构为借口，将一部分机关干部调出工字厅，我是其中之一。我于1975年8月离开组织组，在走之前，将组织组文书档案装订成册，供后人查阅。

2003年4月28日

说明：本文中所写的人和事，多涉及学校原领导，其中大部分的可分别在党委办公室和组织部存放有关文本档案中查到。我只把当时背景的情况及本人思想及言行，尽可能客观地描述。我所做的这些事，正如跟李传信同志一次交谈中说：“只是按当时实际情况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