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傅举晋（1940经济）

大哥傅举丰（字苕年，后改名傅任敢）于清光绪末年降生于湖州，中学毕业了，他就投考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结果都录取了，不知为什么，他竟摈弃了以理工科闻名的交大，而进了清华大学教育心理系。他在清华，并不读死书，而热衷于各种社会学术活动，在低年级时就曾担任级会主席，到四年级时又被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这主要是由于他为人诚信、忠厚，对学友诚挚友好，对师长恭谨有礼之故。这时他忽然很欣赏“任劳任怨，敢作敢为”这两句惯用语来，因而把原来的字辈名改成了“任敢”。

傅任敢一九二九年毕业照

他们那级是清华留美预备班改为大学后的第一级。他们大学部第一级毕业时，全级同学也不过七八十人，但人才辈出，如物理系的王淦昌，化学系张大煜、袁翰青，土木系的夏坚白，外文系的李健吾（后因故推迟了一年毕业）和吴达元、杨业治，政治系的曾炳钧和王戆愚，哲学系的沈有鼎，都是其中佼佼者。我见过他们的毕业纪念册，每人占据一页，“三一八”惨案中被段祺瑞杀害的韦杰三烈士也赫然在其中，不禁令人悲从中来，废然兴叹！

大哥毕业后，因他的母校长沙明德中学的校长胡元倓毕业日本速成师范，一生致力教育事业，在大哥毕业前就特邀他回去，他一则思亲情切，二则师命难违，因此立即遄返长沙。他回去后，胡校长立即畀以教务主任一职。他求学清华时，本已学到不少教育理论，至此就极极于将其付诸实践，在全体同仁通力合作之下，使明德学生的综合水平得以普遍提高。天津《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在明德访问之后，曾著文以“北有南开，南有明德”予以赞誉。

大哥回明德工作两三年后，恰巧母校清华大学校长助理缺人，当由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先生推荐，回到清华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此时清华正处于鼎盛时期，民主开明的梅贻琦校长正全力从事教学堂馆的修建和新设院系的充实，极为繁忙。大哥的来到，助了他一臂之力。大哥除协助处理日常事务外，还担任了清华校友会和编辑校友通讯的工作，特别是海内外校友情况的全面报道。

大哥有个读书癖，而且经常将阅过的报刊邮寄回家，而《清华学报》、《清华周刊》、《清华校友通讯》则引起了我对清华大学和清华学人们的无限向往，从而树立了我后来不远万里奔赴西南联大求学的决心。

1937年之初，人人都看到了华北即将沦亡的形势，清华园里一派萧条景象。清华议迁长沙，在长沙岳麓山麓左家垅购置了大量田产，并选派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和大哥到长沙修建校舍，后又改派他会同毕正宣等负责留守清华园，至无法留守时为止。他们在日寇的枪刺之下，冒险维护校产，煞费苦心，至1938年秋再也无法维持，乃不得不告别清华园，举家绕道南下，经青岛、上海、香港、海防、河内，跋涉万里，艰苦备尝，终于安全抵达昆明清华办事处。此时西南联大已在昆明成立，北大、清华、南开师生陆续到达。大哥白天在才盛巷办公，晚间归宿北门街一条巷一个教工宿舍，同住者有清华电机系主任赵友民，航工系主任冯桂连（并与之搭伙），巷口则是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家。由于他刚从北平脱险归来，清华旧人纷纷前来探问北来消息，除第一级级友吴达元、汤象龙、杨业治、王戆愚等外，文史泰斗陈寅恪先生也一度枉顾。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他们有时也不免相对欷嘘不已。我此时已被西南联大录取，辗转来昆，暂住大哥家。

大哥在联大仅驻足数月，1938年底，即由梅贻琦校长指派前往贵阳、重庆、成都观察各地清华中学情况，不料到重庆时，由于该地的清华中学存在团结问题（这时由清华校友罗伯晨担任代理校长），梅校长不得不将大哥留任该校校长，参予“调和整理”，从此便长期留在重庆，担任重庆清华中学首任校长。

重庆清华中学原为董必武同志倡议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原设于重庆江北胡家湾，经费支出，校址亦系借用，后在南岸花滩溪畔购得坡地若干亩，陆续修建一些楼堂馆所，作为课堂及宿舍。有的题名“青芝馆”，因清中有一届的董事长是吕超，吕是当时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的部下，而林森别名青芝老人之故；另有的系就梅贻琦的别名月涵而题名“月涵堂”；还有的则就担任清中董事长的行政院长翁文灏的别名咏霓题名“咏霓堂”。校舍后枕青山，前临瀑布，一水环抱，清溪映带，风物宜人，不愧为读书胜地。但由于它是一所揭民主自由的学校，而又处于反动政治中心，所以对各方不得不虚与委蛇，大哥周旋其中，颇费苦心。

重庆清华中学存在不过数年，却人才辈出，毕业升学后从事革命工作及学术研究工作的校友难以数计，解放后的今天其职位接近党和政府“高端”的也不乏其人。他那排除干扰作育人才的愿望总算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抗战胜利后，清华北迁，长沙校舍既怕别人占用，自己又无用处，校长梅贻琦叫大哥去长沙办个清华中学，1946年6月去长沙筹办，9月开学，大哥兼任首任校长，以后往返于两校之间，往返期间由旷璧城、易仁亥及王介平、杨世杰、王振华等代为主持。

全国解放后，百废待兴，原任西南联大教师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化教育，他是清华校友，又久闻大哥致力教育事业之名，专函约请大哥赴京共事。大哥乃屏挡一切挈妇将雏，遄往京师，到京后被任命为北京市十一中校长。该校是北京市专门为龙须沟一带贫民兴办的一所中学，学校初创，百废待兴，从平地基拓校址兴建校舍到教学安排，大哥无不躬亲为之，因为在这个解放后的新天地里，他心情极为舒畅，感觉浑身都是劲。

待到学校已完全上了正轨后，由于工作需要，他又被调离十一中，到四中担任副校长。四中是著名重点中学，副市长吴晗、教育局局长翁独健都是学者，是他们有意把他调去加强领导班子的。当然他去了以后，还是再接再厉，充分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和行政事务的繁忙，他有意重返教学岗位。之后，吴副市长又改调他到新成立的北京师院，任副教授兼教育研究室主任并参与部分建院工作。在旧社会，他自来是“不问政治的”，在重庆时，反动政府为了拉拢他，曾几次要他进“中央训练团”受训，都被他婉言拒绝了。这回在到师院的同时，却应教育界老相识雷洁琼之约，参加了民进，并担任中央文教委员及北京市常委委员，成了地道的民主人士。

1958年后，大哥受到不公正待遇，被调离教席，改在历史系从事资料工作。于是他重理旧业，把业余时间全部投入教育资料的译述编撰中。在这个时期，完成了《教育心理学》、《毛主席教育言论选集》、《教育社论选辑》、《高举党的教育方针的红旗》、《千方百计地提高教学质量》的编写和《历史哲学》、《西方的没落》、《教育学》、《史学史》（40余万字）和《世界通史现代史部分》（40余万字）及《夸美纽斯及其大教学论注释》的译述。尽管在政治上受到冷落，但在工作成果上却不无收获，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就在他铩羽北京师院的当儿，我又一次和他相聚了。10年不见，觉得他似乎老了许多。他们老两口都正患有冠心病，他比较严重。有次他和我同去逛颐和园，到了湖边，他眼睁睁地看我上了山，自己却无力攀登而在知春亭里歇下来了。当时他的右派帽子已经摘掉，但也没有再教书，而是在全力从事译著。此时他们一家六口住在西什库大街的两个房间里，加上我又在他家作客，挤得人人都仅有立锥之地，于心颇为不安。临别的前一天，我们弟兄俩遥望街口那个慈禧太后曾命令加速攻打过的西什库大教堂岿然耸立如旧，一时都不胜吊古伤今之感，却不知这一次聚会都成了我弟兄俩的最终诀别。

1982年2月的一天，我忽接胞弟举孚自京来函，惊悉大哥因冠心病复发，已于1月24日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溘然去世，享年77岁。手足情殷，伤痛无已，不禁潸然泪下。平心而论，大哥孝敬父母，友爱弟妹，敬业乐群，清廉自持，不愧为一个好公民，一个好教师。他的一生是正直清白的一生，是爱国民主者的一生，他是为了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无私的众所公认的贡献的，他呕心沥血培养下一代的精神是值得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