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周景良

　　珏良二哥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我还是时常想起他。我想起他时不是带有怀念亲人的那种伤感，而是有话要对他说、和他聊。许多事只有和他聊了，才感觉到彼此理解，才感到舒畅。

在我十兄弟姐妹中，我和珏良二哥之间的接触是最密的，他对我的影响也最深。但当我真想写些关于他的回忆时，却又觉得无从下笔。现只写一些片段印象，稍作分析补充，以为纪念。

1920年代末，就读私塾时期的周珏良

那是八十四年前的事情了，我当时只有两岁半不到，但是如今已有八十六岁的我，仍然记得很清楚。是个夏天的下午，在二层楼上我父母卧室后面的一间屋内，我穿着小孩子穿的连体衣，站在我的白色小铁床上、手扶着铁围栏，母亲拿了一大盘苹果并拿起一块急切地向我说：“你吃！你吃！”我当时并不想吃，当时心里就不明白，为什么母亲坚持站在那里不断地让我吃？珏良二哥站在母亲旁边，面上带着他那典型的似笑非笑的微笑。其实，那是我喝醉了。这情景后来父亲多次提起，说我三岁时喝醉了，说我连脚都红了，又说我当时狂笑不止（所谓三岁是中国传统算法，实际大致两周岁四个月左右）。想起来，显然当时母亲急坏了，才有那样举动。和这个图景相关的，另一图景我也记得很清楚。在上面所述事件之前，在楼下父亲的书房兼起居室，屋内有一小书橱靠墙立着。书橱顶面中间放有一个座钟，座钟一侧有一苏格拉底雕像，另一侧则有一装凉开水的玻璃瓶和两三套茶杯茶碟，有一些小酒杯和一瓶法国产的薄荷酒。酒呈绿色，酒瓶呈葫芦形。这样的葫芦形瓶子的法国绿色薄荷酒至今仍有得卖，所以我知道其酒精度为21%。书橱背后墙上除一副对联外，还挂有一幅铜版画的康德（Immanuel Kant）像。多年以后二哥告诉我，小书橱内摆放的是外文本佛洛依德全集（Freud Gesammelte Schriften）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我在某次错说成是《资本论》）。二哥大我十二岁，二哥高我很多，那时我得仰着头向他要酒喝，可能纠缠他缠得太久了，最后，他倒了一小酒杯酒，又把酒倒入茶杯并倒入许多凉开水冲淡了后给我喝。种种情景，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于是就有了前面所述吃苹果的一幕。那次显然是二哥犯了错误。许多年后，当我们都过了中年，有一天，提起这事，他说那时为什么会给我这酒，是因为父亲曾告诉他，只有这酒可以给我喝，他才给的。看来，父亲并未提醒允许给酒的量是多少。二哥又对于我那样小的小孩能喝多少酒心中无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但二哥还是非常小心的，先倒入小酒杯以控制酒量，再把小杯的酒兑入白开水成一满茶杯。递给我后，我一饮而尽。他错以为，加了白开水，降低了酒精度就减少了酒精总量，他做到了他那十四五岁年龄所能做到的谨慎。这段故事后来屡次被提起，作为那么小小孩醉酒的趣事。可是我今天回忆珏良二哥，想起这件事时，心中总是浮现一片亲切之感。这正是我从很小时起就经常缠他，而他又经常呵护我的一个生动的事例。

中学时代，周珏良着长袍半身照

　　另一件能回忆起的事，大约在我八九岁时，我开始收集中国的各种式样的银元，珏良二哥就给了我一枚崭新的纪念币。一面是徐世昌穿大礼服的像，另一面是一个亭台的图像，有“仁寿同登”四字。那是他当年在家塾读书时期，一次因文章做得好，张潞雪先生奖给他的。他和一良大哥受益于张先生很多，直到他们老年仍深深怀念张先生。这样的纪念币，应该是对他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他也给了我。总之他对我是爱护有加。

　　我们兄弟姊妹十人，各人忙各人的事，并不是每天都有很多交流。父亲白天上班工作，回来吃晚饭后，一般在起居室休息。休息时，兄弟姐妹中，有人就来坐坐，有人不来，很随便。但珏良二哥在父母面前的时候居多，有时还能帮母亲做些事分忧。记得有一年（应该是1935年），南开中学学生要集体去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抗日。三哥艮良、五哥杲良都参加了，下课也没有回家。这可把母亲急坏了，生怕他们惹到什么祸事，想把他们叫回来，就派珏良到火车站去找他们。不久，他回来了，说找到他们了，请放心，但他们不肯回家。母亲又着急他们去南京身上钱不够，命珏良送钱去。他又送钱去。当时的情景我也记得很清楚，是一个天已擦黑、傍晚时候。两次谈话都在父母卧室后面那间屋。

　　前几年在天津图书馆观看父亲的藏书时，偶然发现夹在书籍中珏良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一本笔记和一封给父母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父亲、母亲：

　　男来日内瓦已经五个月，因美国人百般阻挠，会议尚未达成协议，恐怕还要住一阵子。代表团住所在莱蒙湖边，办公室窗外就看得见欧洲最高的“白头峰”，山上终年积雪，日出日暮时景色绝美。莱蒙是世界名湖，确是与西子湖不相上下。

　　方缃来信说母亲心疾小犯，不知在何处医治，服用何药？总还以少操劳、多静养为要。吃些中药是否也可有些好处？

　　听说景良有好久没有信了，男已托人到莫斯科打电话给他，问问最近情况，并叫他写信回去。

　　敬礼

　　男 珏良 谨上

　　十月十二日

　　这一封信开头谈自己工作近况，又聊聊窗外的美景。接着，关心并问候母亲的健康。父母可能久未收到我的信，有点挂念。不知他如何知道，他就主动要设法联系我，叫我给父母写信。这一封在别人家平平常常的信，在我家弟兄却不常有。首先，我们弟兄就不经常给家里写信，写信也是就事言事，问候老人的健康是有的，但从没有谈什么窗外“景色绝美”的。更有甚者，有时该写几个字时也不写。“文革”期间东北供应困难，父母亲常费事地弄了一些食品给在哈尔滨的六哥以良寄去。他收到后，从不写信来。我之所以知道此情况，是因为父亲有一次闲谈时和我们说：你们要注意，老六收到东西从来不写信。意思是告诉我们六哥习惯如此，大家不要见怪。其实父亲本人写信也很简练，就事言事。有一次父亲和我聊天说，他的好友劳笃文先生开玩笑说他写的信是诏令式。而珏良二哥写信却从不是那样。记得1938年，他从天津经香港、越南到云南去西南联大（先到蒙自，后到昆明。因为起初文学院在蒙自）。途中他在越南河内还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其中还谈到：在河内有一周公祠，所祀也名周玉山，与我们的曾祖父同名。总之，他的信不单是言事，总会拉些家常。我想，父母看他的信时会比看我的信心中更觉温暖一些。所以，从家信这方面看，他也是比较贴心的。父亲住天津，二哥大部分时间住北京，许多事如去国家图书馆赵万里先生处、或冀淑英先生处转达某事，父亲也多命他去。

在他1938年去云南之前，也就是我十岁之前，由于我年龄太小，和他谈不上什么思想交流，对他也不能有什么深入的了解，对他的生活只能有一个笼统的印象。这期间的最后两年，1935年至1937年他已经上大学，我只能在假期见到他。能够有点印象的，大体上是在他的中学时代。这一时期，在我印象中，他的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1930年代初期，周煦良（左）、周珏良摄于天津

　　他结束家塾学习转读现代的学校时，最初入的是广东中学初中二年级。读了一年左右，就转入南开中学直至高中毕业。那时南开中学很活跃，我曾见我几位哥哥他们屋内陈列着许多英语演讲比赛和国语演讲比赛得奖的银盾。现在发奖通常用银杯，而那时除银杯外，也用银盾。玻璃盒子内立着一个大体上像折扇扇面形状的黑色木质底托，表面上固定一片镀银的同样形状的“盾牌”，上面刻字，写着某某比赛、第几名（照例只奖前三名）之类。二哥和其他几位年纪相近的哥哥们得的银盾不少，说明他们当时都很积极参加这些活动。那时南开中学有军训，分两种：一种是在校内操练，另一种是高中三年级课业完毕后到正式军队中去训练一个时期。后一种在1935年珏良二哥毕业时似乎没有，到1937年五哥杲良毕业时就有了。杲良参加这次军训时患了肾炎中断回家，虽然完成学业，却因为没有完成军训，因而没有高中毕业文凭，于是要用假文凭考大学。因此我家弟兄中，有两位世界级学者，都是用假中学文凭考的大学（除杲良外，一良因未读过中学，也是用假文凭考的大学）。至于前一种军训，虽然只在校内操练，但要穿黄绿色的军服。军服的纽扣上有“南开”字样，看来服装标准不是上面统一制定的。当时在南开中学就读的哥哥艮良、杲良，都穿着黄绿色卡其布的军服，那应该是学校统一的吧。然而珏良爱美，也比较考究，他另买了呢料，找裁缝做了军服。他还穿了这身军服照了一张像。相片照得非常漂亮。他人本来就漂亮，也很精神，穿上那西装水平的军服，更是神气十足。看上去不要说军训学生，若说是军官也不会是太低级的军官。只是我不知道列队训练时，他夹在同学中间是否仍穿此套服装。南开还组织有军乐队。珏良二哥参加了军乐队，还带动了弟弟艮良也参加。珏良在军乐队中演奏什么乐器我不知道，但有一回见他带回家一枝短笛（piccolo），或许就是吹短笛吧。我在家中较长时间只见他在拉小提琴。艮良在军乐队中吹黑管（或称单簧管，clarinet）。我家兄弟姐妹中玩乐器的不少，珏良、艮良之外，杲良拉大提琴（cello），八姐耦良和九哥治良弹钢琴，如贝多芬、莫扎特等等的曲子都已能够弹奏了。六哥以良学习夏威夷式吉他（Hawaiian Guitar）。曾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张肖虎先生，解放前（抗战前和抗战胜利后）在清华大学音乐室工作，日寇占领期间在天津教钢琴。他和珏良、艮良都非常熟识，大约在1938年，张肖虎先生联络了天津一些稍会乐器的人组成一个管弦乐队，在一处名为维斯礼堂演出，演奏张自己创作的交响曲。其中，珏良拉小提琴，艮良吹黑管，杲良拉大提琴。一个乐队中，我的弟兄中竟有三人参加。在天津，由中国人组成管弦乐队演奏交响乐，这恐怕是第一次。珏良也喜欢唱京剧，住在隔壁的表兄李相璟喜欢拉胡琴，他们两人一拉一唱，在家里经常唱。有时还聚集几位亲戚中的京剧爱好者一起唱。记得他唱京剧主要学言菊朋（不是现在的所谓言派），常唱的有《宝莲灯》的“昔日里有一个孤竹君，……”和《二进宫》的“千岁爷，进寒宫，……”我八岁时有一次也跟在里面胡乱唱几句。后来听母亲说，当时他还请人教过唱京剧。在1937—1938年间一个短时间内，珏良还和左象高舅舅，还有我的四姨，一起请著名笛师徐惠如教唱昆曲。开始时教《长生殿·小宴》，我至今还记得开头唱：“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不久，珏良就去云南西南联大了。

　　南开中学演话剧也是非常活跃的。珏良积极参加了话剧团的演出。下面我引一段三哥艮良的谈话。时间在2007年，我到天津图书馆看父亲的藏书，白天看书，晚上就到艮良家闲谈。那时他已九十岁了，他对我谈起珏良二哥的“多才多艺”（艮良原话）。

　　艮良说珏良参加南开中学的军乐队，并影响艮良也参加了军乐队。珏良还唱京剧，唱昆曲等。关于珏良演话剧，艮良记得三件事：

　　（1）演《五魁桥》（洪深编剧）。珏良饰剧中地主的孙子“大宝”。

　　（2）演英语剧The Best Policy is Honest。演员只有二人，照片中珏良所穿大衣是艮良的。所戴帽子当时还不多见，是艮良建议他向一位历史老师借的。

　　（3）演《新村正》。当时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是南开中学主任，他也是中国话剧的先驱。当时曹禺已从南开中学毕业，仍被请回演过两次戏，《新村正》即其中之一。戏中珏良演配角，一群工人之一。珏良是“龙套”，但是“头旗”，即是领头并发言的。据说事后曹禺还说他有表情。——此剧有照片，照片中有珏良，在天津原广东会馆现改为戏剧博物馆中有展出。1970—1980年代，杲良回国探亲时，和珏良、艮良一同前往参观时，曾看到展出有这张照片。

以上就是艮良谈话的大概。

周珏良演英语剧的剧照

　　我说他爱打扮、爱漂亮，其实他本人确实非常漂亮。不止是面貌长得漂亮而已，其风度、其言谈举止既大方又和善。在他和其他哥哥十几岁期间，家长每逢生日亲戚们来祝贺，谈话、打麻将、摆宴席。逢这种情况，其他哥哥们大都作为礼节向长辈们打个招呼就避开了。而珏良则不同，他常和这些长辈们谈话应酬，常得到长辈们的夸奖。他为人也非常随和，善于和人相处，私下里也从不说人不好。听父亲说他小时生下来就常是笑嘻嘻，从来不哭。当时父亲正在玩照相，想照一张他哭的相片，谁知怎么弄他也不哭。没有办法，后来父亲打了他一下，他才哭，这才照成了像。年长、年老之后，风度不减，如此潇洒，终其一生。一位王立礼先生著文纪念珏良时也说：“在校园里偶然见到周公时，觉得他气质不凡，风度翩翩，甚为潇洒。”这应该是上世纪70年代时的形象了。他有一个儿子在美国，他去美国儿子处，回来后嫂嫂告诉我，儿子的同学说爸爸比儿子漂亮多了。那时他已是七十岁左右了。

　　珏良和艮良上学最初是上广东中学。据艮良回想、分析，当时可能因为离家近，去南开中学要经过日本租界并经过海光寺日本兵营，那里是一般人既厌恶又危险的地方。不过一年后，他们仍是上南开了。

　　南开中学是非常注重体育的。我不了解几位哥哥在学校参加体育活动的情况，我在家中时常看到他们校外的体育活动，几位哥哥（包括珏良）夏天经常一起出去游泳，到了冬天又经常一起去溜冰。不过，一般他们冰鞋上的冰刀前端是卷上去呈齿状，而珏良则各样都要玩玩。故除此之外他又买了一双冰鞋，其冰刀前端是一直延伸向前方的，据说是“跑刀”，为了赛跑求速度而不是做花样的冰刀。我不会溜冰，也不懂，故只能如此描述冰鞋。那时期我家住在天津英租界五十八号路泰华里。在当时这条小街上还有几大块土地空着未建房，这些地方就成了附近青年体育活动的场地。最早有一块地里还立有一个足球大门，后来在另一块地上我还见过杲良和邻近青年一起打垒球。几位哥哥（包括珏良）经常和这条街上邻居青年一起打篮球，还成立了篮球队，名为“泰华队”。定制有打球穿的运动背心，上有“泰华”二字。我幼年时曾见到过他们六七名队员的合影照片，就是穿了这样的背心。队员都是附近邻居青年，倒不一定都住在泰华里。例如袁寒云就住在我们斜对面的两宜里，他的儿子也一起参加打球。后来大约是在1970年代，我和珏良闲谈中偶然提起袁寒云的儿子物理学家袁家镏，珏良说：“是不是那个当初我们一起打球的？”我自然不知道，也无从了解，不过从出生年龄看，应该就是。总的看来，珏良的体育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

　　以上所说，都是课余生活。有了这样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哥哥们学习还能够完成南开的高标准学业，而且还能名列前茅，真是不可思议。二哥在入中学前，相当于其他人小学和初中前段时间，是受家塾教育，并曾受到过很好的老师如张潞雪先生的教导，有了比较扎实的古文根底，在书法方面也得到充分的锻炼。因此，年纪不大时就可以做父亲校勘古籍工作的助手。前几年在天津图书馆见到过一部《危太朴云林集》，是父亲命一良大哥传录自明蓝格钞本的《云林集》。时为1928年，当年一良十五岁。到了1933年，父亲又见另一版本的《云林集》，又命珏良补抄在一良所抄的那本上。父亲在书中题：“癸酉七月见文瑞楼钞本，因命儿子珏良补录之。”那时珏良十七岁，在高中一二年级。他们小小年纪能胜此任，靠的是多年家塾学习打下的基础，不但学识有一定基础，字也写得够格，才能往上写。

　　珏良是1935年去北京上大学的。因此，包括以上所谈，大部分是在我七岁以前所见到的珏良的中学生活。他这段中学生活自然是丰富多采的，尤其是其学习、成长这个主要方面的收获、成就更是非常丰厚。他这一时期所下的功夫对他一生成就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时珏良的起居生活也和我其他几位哥哥姐姐有不同。那时我家所住的泰华里房子，是临街的联排房屋中的三所，泰华里5号、6号、7号。是租七姑的婆家的房子。每座房子有两层，主要居室每层有三间。在建房时就在这三所房子间开门打通，为了我家住。建好后我家就搬了进去。所以每一层主房连起共有九间。一楼主要是父亲书房、客厅、饭厅、活动室、客房等等，一般没有人居住。父母和其他几位兄弟姐妹都住在楼上，而珏良二哥却住在楼下一层最远端的屋子里。像我那时六七岁小孩，要下楼，穿过一两间比较冷清、平时没有人的房间才能到他那里，晚上更不太敢去。其他兄弟姐妹生活很规律，比较早就按时睡觉，早上按时起床去上学。而珏良二哥虽早上也稍迟起来上学去，晚上却睡得很晚。他晚上不睡都干些什么？我那时小小年纪自然无从知道他看什么书、做什么事。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以为他的在以文学为中心并及哲学、史学的旁通博览，正是在中学时代的五年左右时间内打下的基础。

　　古籍方面，我父亲除收集善本外，还收集、购买过数万册各方面的古籍为了阅读和参考。有些书箱就放在珏良卧室的隔壁，拿来看自然方便。他那时自己也买了许多铅印的古籍。我记得，到我读高中时，从书箱房（专门集中堆放书籍的屋子）拿来一些书，其中一本铅印的《世说新语》书上就有他的签名。此外，那时南开中学国文课的分量也比较重，我看到过珏良处有许多老师发给的铅印的辅助读物，例如《孟子》《墨子》等等的文选。各自装订成一册，每册都不厚，但也有许多册。

　　古籍之外，“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如鲁迅、周作人、茅盾等的小说，也是他阅读、欣赏的一大方面。在今日，青年阅读的大都是用普通话写的文字，包括文学作品，读文言文反觉得困难。而那时人写作、阅读多是文言文。一良、珏良幼年时的儿童读物基本都是文言写的，或是用半文半白的文体。“五四运动”时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作品是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不仅是简单地改用口语作品的问题，作品中带来了新思想、新问题，这在当时是陈腐社会风气中吸到一股新鲜的空气的感觉。并且，在珏良的中学时代，离“五四运动”只不过十多年，新文化运动应该还在发展中，鲁迅等人的作品还在一部部地出。广泛接触这方面的作品，珏良受到了这一个新方面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父亲是不买这些书的。珏良告诉我，阅读这些作品是受了几位堂兄堂姐如煦良、叔昭、叔娴等的影响。珏良后来聊天时说，当时他差不多买全了那些作品，每出一种就去买。所以，有些还是初版。

　　还是2007年到天津图书馆看父亲的藏书时，偶然在书中发现一册珏良高中时的读书札记。大概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因为每篇都有评语。封面题：“读杜诗札记周珏良”，实际内容不止《读杜诗札记》一篇。由这本札记亦可略见他高中时期在文学方面所下的功夫及水平。现把各篇文章的题目和老师评语开列于下：

《读杜诗札记》

——评语：“能把少陵所以为大的地方写出，足征作者读诗自具只眼，不落时下皮相之见。”

《孟子的教育学说》

——评语：“资性聪颖。心下手下均能了然。佐以精进不懈置功，所就未可限量。”

《荀子的教育学说》

——评语：“主脑既清，语皆逢源。”

《孟荀论性之比较》

——评语：“经身心融会后而以平浅出之，有沟通两水汇为一流之妙。”

《墨子学说给我的感想》

——评语：“语简而意明。”《读史记游侠列传》

《读史记游侠列传》

　　——评语：“有真性情故能赏识到深处。”

《读谈美>》

——评语：“文虽短，写来饶有真趣。”

以上批语中除称赞其文思和行文外，还有老师在批语中直接夸奖珏良本人的字句，如“资性聪颖”、“有真性情”、“独具只眼”等，在老师眼中珏良或是个优秀的人才吧，所以有一条评语还说：“佐以精进不懈置功，所就未可限量。”认为他前途不可限量。

周珏良1940年代摄于天津

　　另外，这些读书札记中固然各有各的讨论主题，但文字中，不经意间也可见到他读书博览、钻研精勤。例如，在《读杜诗札记》开头一段写道：“我因为欢喜看文学书，所以对于中国旧诗词的选本一向读的不少。在今年暑假前看见一本书上说读诗读文最好读全集，读选本常常容易被选者的意见所囿。当时觉得很有道理，当时就决意要在暑假里读几个名家的全部作品。杜工部的诗也是其中的一个。可是因为他的诗非常之多，我读的时候又很快，未免有点‘走马看花’，所得不多。最近又把它看了一遍，既然有了上一回的基础，这回比较的省力了，而且对许多地方的了解也比上回深刻的多。我想假如再能有工夫读它个十遍八遍或许真的可以得着点什么。”

　　从上面一段，可得出几条信息：

　　（1）“于中国旧诗词的选本一向读的不少”，说明涉猎书籍较多；

（2）“要在暑假里读几个名家的全部作品”，也就是几部全集。读全集，还要读几部全集。这意味着很大的阅读量，即要下很大工夫。

（3）大部头的杜甫全集已读过两遍。请注意，杜甫全集的分量已是很重的，还不止一遍。

　　又如，在另一篇札记，在《读谈美>》一文中写道：“《谈美》这本书我一共看过三次。头两次看的时候是在前年。当时只注意本书讨论艺术的创造与欣赏的几篇。因为那时候我正热心的看文学书。对于带点哲学味的东西根本不生兴趣也不大了解，所以也不喜欢看。本书的开场白同第十五篇就是这样的被我忽略过去。最近这些日子——也许因为年龄的关系——忽然常常的要翻翻哲学书，谈谈人生的大道理，不知不觉的进步了很多。这次再看的时候说也奇怪，觉得从前爱看的第一到第十四篇反不如这第十五篇有趣，有价值起来。”从这段中可得到的信息是：

　　（1）这本书已读了三遍。

　　（2）兴趣由文学扩展到哲学，常常的要翻翻哲学书。读书的范围扩大了。

　　总起来说，从以上这些零星字句中，也可看出他在中学时代就已积累下深厚的基础。

　　学习英语、阅读英文书籍，也应是他在这一时期学习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为他以后能学习、研究英国文学打下扎实的基础。他对我说过，他是从十二岁开始学英语的。我家学习英语和英语辅导读物很多，有的还不止一份。他究竟用心读了哪些书，我无从知晓。但他肯定都浏览过。民国初年起的二十年左右时间中，国内学习英语大体都是同一个套路：入门学《英语模范读本》（周越然著），文法读《纳氏文法》（Nesfield’s English Grammar），进一步读物有《莎氏乐府本事》（Talesfrom Shakespeare）等原著。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的。我家中这些书都有。他和一良是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从这些书印行的年代来看，家中再没有更早的别人去读了。直到了约1930年代初开明书店出了林语堂编的《开明英语读本》和《开明英语文法》，大家耳目一新。英语读物也开始有《小妇人》（Little Women）、《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等等。早期的那些读物多少有点陈旧，这些更贴近生活一些。无论这前一期或后一期，这一切都是珏良所亲历。写到这里我从网上找到一篇珏良谈学习英语五十年的文章。所谈的一些书籍和老师我都知道。原文非常详细，我得以清楚地了解他学习英语的详细和得力之处。

　　珏良自叙，开始学英语时已十三四岁（他自己对我说是从十二岁开始学英语）。由于之前一直在家塾读古书，为了要考中学才补习英语和数学。请了先生在家中教，所用课本是周越然的《模范英语读本》（有趣的是在这十多年后，当我在学校开始学英语时，虽然有了较新颖、较好的《开明英语读本》等，但学校仍采用这陈旧的《英语模范读本》）。珏良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生动，我因此把这一段全文引录在下面。虽然引文长了些，但是对于了解像他这样的研究英国文学的学者，如何打下那样出色的英语基础很关键。我思之再三，仍是做了大段引录。珏良在文中说：

　　开始学英语时我已经十三四岁，在那以前一直在家塾里读四书、五经、古文、唐诗。当时因为要考中学才开始学英语和算学，请了补习先生在家里读，用的课本是周越然的《模范英语读本》。读了一年多后考入天津广东中学初中二年级，读的一本语法，已不记得名字，还有一本简写本的《鲁滨逊漂流记》。过了一学期，转学到南开中学，读的是学校自选课本，里面都是些小故事，我不甚感兴趣，学得糊里糊涂，没有多少收获。下年到了初中三年级，遇上一位老师，名叫刘伯高，才真正学到一点东西，所以多年来我一直怀念感激他。刘先生的教学法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少而精，一是反复实践。当时他抓的重点是语法，而语法之中又只抓了两项，一个是动词（包括分词和动名词），一个是关系代名词和关系副词即who、what、which、where、when等。他也并不多讲，只把动词的形态变化列出一个表来发给学生，关系代名词、关系副词也列一个表，各举几个例子，也发给学生，在堂上就是翻来复去做练习，不厌其烦，经过一年，我们这些学生大多能把动词变化的形式掌握得很熟练，再也不会在第三人称单数现在式的动词后面不加一个s或者把take的过去式搞成taked了。甚至比较复杂的如同have been doing也能在形式上掌握，固然在意义上还不很清楚。在处理复合句子上也知道who和whom的区别了。这些事看来很小，但是在非英语环境中学英语，在初中就能把它们搞清楚，对打好基础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中学里的另一位老师李尧林先生处，我受益就更大。李先生是巴金先生的哥哥，燕京大学毕业生，我在高中一二年级都跟他学英文，除了必修的英文课外，还有一门“英文选读”。李先生教会了我们简式的国际音标，鼓励我们用以英语解释英语的字典（我当时用的是《牛津袖珍字典》），同时给了我们许多泛读的材料。记得有商务印书馆出的一套简写本读物，包括莎土比亚戏剧故事，丁尼生、朗费罗作品故事等，还有一本德国小说家施托姆（Theodor Storm,1817—1888）的《茵梦湖》（Immensee）给我的印象最深。这大概是因为别的几本都是小册子，只有个故事梗概，而这本书一来故事的浪漫气息正合十几岁的孩子口味，二来虽是译文还有些文采，其中吉卜赛女郎歌老师在班上读得津津有昧，还把一种译文读给我们听（好像是郭沫若的），真有点闻所未闻了。李先生的教学法也活泼多样，很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例如他在上课文之前常常读一个小笑话，要我们默写下来，然后口述几个问题，由我们写出答案交上去，由他评阅，他还在班上组织朗诵剧本，曾用过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由学生分担剧本中角色，寓学习于欣赏之中，效果很好。但我所受的这位老师的好处还不止此。他为人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只身一人住在学校教师宿舍，我常到他屋子里去，他书架子上放了许多英文的和中文翻译的书，经常谈起里面的内容，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也就开始看一些英文翻译的欧洲名著，如莫泊桑短篇小说等。他也常介绍一些和学习语言有关的参考书，如牛津版Vallins著的ABC of English Usage就是他要我学会使用的。在高中时还有一位史丽源先生，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听说是专学法文的，但英文很好。是他把当时燕京给一年级学生用的填字改错教材给我们用，对引起我们学生对英语的结构和用法的注意，特别是前置词的用法，起了很大作用。我还特地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前置词用法词典，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历尽沧桑，这本书居然还在，可算是一件个人纪念品了。

　　珏良在文中还提到，“中学时的课堂教学给我的英文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从另外的途径我也学到不少东西，有的甚至是课堂里学不到的。”一、“找了一个英国老太太课外补习。和她学了一年，唯一的好处就是敢张嘴说英文，见了洋人不怵头，发音上也有所改进。”二、“还有一件事，对我阅读能力的提高甚至比英语课本身还起了更大的作用。”当时南开中学使用的许多教科书是英文的。“当时的数学习题和物理化学的试验报告都用英文，考试答卷不要求，但也可以用英文答。这么一来，英文就成了吸收知识和表达思想的工具，有一种‘真枪实弹’的感觉，也可以说是初步‘过关’了吧。”

　　我父亲买的大量英文本外国文学、哲学原著，他也有所涉猎。总之，这一时期珏良完成了英语教育的非常扎实的基本训练。

　　珏良他们用的有关英文的书籍，留下来放在家里，后来对于小一些的哥哥姐姐们有许多帮助。虽然后来一般学校不再用英文教科书，但可用来作参考书。一直到我。记得代数书的作者叫Fine,我们称那本书为“范氏大代数”。他们外国史课用的教科书，黑斯（Heys）和穆恩（Moon）合著的《上古及中世纪历史》（Ancient and Medieval History）和《现代史》（Modern History）两大厚册，我倒是拿来放在书桌上时时翻阅。我在高中时曾从家中书箱房中的书架上找到一本英汉对照的《茵梦湖》，便通读了其英语文本一过，今日才知道这也是他当年精读过的。只是我无缘李尧林先生那样的老师的灵活生动的辅导罢了。至于史丽源先生介绍的燕京的填字改错教材，他的那一本我已从家中书架中取出。有铅笔做的填空，当时不知是谁做的。因他没有读过燕京大学，故没有想到他。到了1946年我到燕京大学读一年级时，也得到一本同样的书，也阅读、填空做了一遍。但是，事后有些记住，有些就淡忘了。我体会，学习英语文法，就是要像刘伯高先生教珏良他们那样，用大量时间反复练习。千锤百炼，才能把文法规律变成自己的，出口不错。那样才学得扎实。仅仅“懂了”，临到用时再发挥是不行的。在我家中，不仅像这样在英语方面，其实大一些的哥哥们留下来的各个方面的书籍，都使小一些的弟弟妹妹得益匪浅。

　　当珏良于1940年底回到天津后，我已十二三岁，能够和他有思想交流了。那一阵他也比较闲，和他朝夕相处，随便谈话，受益就很多。上面他所述的学习英语的一些经验和体会，他就在不经意谈话之间教导了给我。他叫我用以英语解释英语的字典，他叫我用《简明牛津词典》。这是他上大学学习后新的了解，知道《简明牛津词典》比他中学时期所用的《牛津袖珍词典》更好一些。他并未介绍他当时用的Vallins著的ABC of English Usage，而介绍给我Fowler著的Modern English Usage。这都是他见识渐多、水平提高的表现。

　　下面，我想把牛津字典的情况大略说一下。这都是零零碎碎谈话之间从珏良那里听来的知识综合起来的。《牛津英语大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简称OED，12卷）自1928年出版发行以来即是世界公认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文辞典，赢得了“辞典中的圣经”的美誉。现在许多人提起“牛津字典”来都依然肃然起敬，但这些人所见、所用都是冠以牛津名称的其他各种字典。必须认清，推崇为最高水平的字典应该是这12大本极少人见过的《牛津英语大词典》，不是其他冠以牛津名称的字典。显然这12大本并不适合人们日常手头使用，故牛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一系列小些的字典，依大小次序排，有：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简明牛津英语词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简明牛津词典》，简称COD）、Pocket Oxford Dictionary（《牛津袖珍词典》）和Little Oxford Dictionary（《牛津英语小词典》）。总起来一共五种。对于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在“文革”后珏良买了一部原版的缩印本，两大巨册，其页面比现在的大百科全书还要大。字缩得很小，看起来很吃力，所以出版社附送有一塑料平面的放大镜夹在书内。据珏良说这Shorter字典解说中每一字按历史时期顺序给出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的意义。Little Oxford Dictionary我家中也有一本，还是原版的，非常小，宽约如食指的长度，高约一个半食指长度。解说太简单，不够用。因此在牛津的这一系列字典中，为一般人用可选的只有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和Pocket Oxford Dictionary（《牛津袖珍词典》）了。前面珏良说他中学时期买了《牛津袖珍词典》，巧的是我在高中一年级时也买了一部《牛津袖珍词典》。名为“袖珍”，实际并不很小，约20cm左右高，14cm左右宽，和国内出版的几种英汉字典差不多大小。后来经他向我介绍、推崇《简明牛津词典》，我又买了一部《简明牛津词典》。这是当时以及之后的长时间内英语文学研究的学者、教授们认为最好的一部字典。传闻钱锺书先生把一本牛津字典作了大量批注的，也应该是这部《简明牛津词典》。当时原版的这些字典，即使是其中三种小的，也很贵。对于学生拿在手里每天翻来翻去使用，即使以我家的条件，也觉得贵了一点。于是，当时有专门影印、翻版外文原版中学及理工科大学一二年级所用教科书的书店。他们也影印外语字典和英语教科书以及一些英语读物。其中最有名的叫龙门书店，直到解放后才关闭。我前面说过，许多人说牛津字典时，实际上是说冠以“牛津”名称的其他各种字典。有些不但不是OED甚至也不是上面五种字典系列以内的字典。现在，我手头有一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这是国内出版社和牛津出版社签约出版的，把注解翻译为汉语，和英语注解并列的出版物。以前也出版过只有英语注解的原版授权发行本，其原本英文名称为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加上汉语注解的称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这是三位长期在日本教英语的英国人回到英国后编写的字典。请注意，OED等牛津字典系列都是为英国人用的字典，而这三位的研究大大有利于英语非母语的人学习英语。例如一个字可以和哪个字连起用、不可以和哪个字连起用，关于这些，英国人不用学就知道，而外国人则需要长期大量实践去掌握。而在Advanced Learner’sDi ctionary却总结出种种规律，便利外国人学英语。这个字典中研究、总结出的种种方面规律形成了新方向，以致美国的有些字典也走这路子。例如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就是同一类型的美国字典。关于字典的情况，我和二哥的交流是不断的。例如这Longman字典就是他1980年代介绍给我的。还有，某次他还谈起Chambers字典收字杂的利弊。

　　以上主要谈珏良中学阶段的学习和生活。其中还有一个方面也应该提起，那就是欣赏和研习书法。这是他一生的爱好，一直到老。他对书法的练习是自幼在家塾中学习时就开始的。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他得以自幼就能遍览历代碑帖书法资料，聆听父亲和朋友们关于书法的议论。自然，他在中学这一阶段用在临习碑帖、写字的时间也不会少。以后，他从昆明回来和我谈论书法时，手底下写的已经非常纯熟了。

　　从上面他所接触的几个大方面来看，他这一时期的学习生活是多么丰富多彩。我之所以把他中学阶段的学习，特别是学习英语和文学说得这样详细，是强调这一段扎实的英语学习和文学修养对于他日后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学习英国文学的大学生，进一步成为一个研究英国文学的学者、教授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少的。如果这一时期他没有打下这样扎实的基础，他入大学以后即使有良师指导，自己英语不够水平，也无法受益。

　　我以为他的在以文学为中心并及哲学、史学的旁通博览，正是他在中学时代的五年左右时间内打下的基础。也因有此基础，才能在英国文学研究中形成他的别人所不能代替的特点。1935年二哥珏良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英国文学。我父亲对子女学习的选择以及之后工作的选择从不过问，全凭子女自己作主。因此，珏良选择英国文学，也应该是自己选择的。但是我曾经听母亲闲谈时说过，珏良二哥原是想学医的，后来堂兄煦良和他谈了几个晚上，他就改学英国文学了。我想，事情不会简单地就这样的。这不过是一种戏剧化了的陈述。那时的历史环境，每一个人选择入大学的专业，可能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兴趣、爱好等；另一是从将来生活保障的考虑。如果想将来生活更好一些，过得更富裕些，大学专业的选择就有可能牺牲自己的兴趣；而如果按自己的兴趣选择大学专业，则有可能将来收入不会太富裕。从辛亥革命到全国解放这一段时期，最令人向往的职业有律师和医生。这两种都是自由职业者（当时医生多数是独立营业的），社会上总是为人所需求的，职业稳定，收入较高，不受政局变化的影响（指辛亥革命以来至全国解放为止的一段）。在我很小时，我母亲就指着我对人说：“我将来让他学医或是学法律当律师。”所以，珏良考虑报考大学的专业时，作为选项之一考虑到学医也是可能的。最后他选择了学习英国文学。固然，我父亲历来教育下，我们弟兄都要自立生活。但是，兄弟姐妹们也都没有谁去特意追求富贵的，大家都对能独立生活是有自信的，所以珏良很自然地选择了自己爱好的专业。

　　煦良确对珏良二哥有过相当的影响。过去家庭在文学方面的教养，主要在古诗文方面。珏良接触“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主要是受了包括煦良在内的几位堂兄、堂姐的影响。进一步，当煦良从英国留学回来以后，向珏良介绍英国文学方面会更多、更详细。在珏良回忆学习英语文章中有如下一段说：“大约是在1934年，我的堂兄周煦良从英国留学回来，到天津我家里小住。知道我在学英文，就叫我把作文拿给他看。用了两个晚上给我当面一边改一边讲解了好几篇，触及到的有语言问题，也有思想逻辑的问题，使我颇有顿开茅塞之感，从此对以英文写文章发生了兴趣。”可以看出，这种影响是具体而深入的。

　　珏良于1938年去昆明西南联大，完成他因抗战开始而中断的大学教育和研究生学习（仍是作为清华大学学生而不是联大学生）。正是由于在中学受到了扎实的英语教育，他可以在大学直接进入较高层次的英国文学的教育。他在回忆中说，“虽然大学一二年级都有‘大学英语’课，每周还有作文，但是我们这批学生的程度早已超过了这些课的要求，所以应付应付就过去了，主要精力都放在读书上。”在大学里，他又遇到好的教授、好的老师，给了他以极大的帮助。“在大学时代对我写英文文章有突出影响的有两件事。一是遇上两位改文章的好老师，英国的燕卜荪（William Empson）先生和我国的叶公超先生。前一位是诗人、批评家，他的诗风深受英国十六世纪‘玄学派’的影响，散文则‘瘦硬通神’，以思路缜密、文字简洁精练著称。他改文章首先注重逻辑思维，找出毛病就给你一两句一针见血的评语，造成极深的印象，下回再写文章自然就会注意了。其次他最不喜欢可有可无的形容词等等浮词，文章里碰上了准给你划了去，还要加评语，说明理由。跟他学了一年，我明白了写文章首先要把思路搞清楚，不可能作者思想模糊或混乱而能使读者弄明白所讲问题，也知道了要避免陆机《文赋》里所说的‘文不逮意’。叶公超先生自己能写漂亮的英文文章，所以给学生改文章常常指点如何写文章就能漂亮一些。”至于他在大学中的学业，他在回忆中也说，“我于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在外国语言文学系，主要是读文学，在大学时期（后两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英语的提高主要靠的是读文学书和有关文学和文化的书。”也就是说，他们学习英国文学不是什么纯靠老师讲课、传授，主要是靠自己阅读，独立钻研、体会、思索，是在有高度水平的教授辅导下的独立研究者。

　　1940年他回到天津。从1940年回天津到1947年去美国，这一段时间珏良住在家里，和我朝夕相处，而他又不是很忙。这一段时间正是我的中学时代，那时我已是十二三岁了，开始有些思想，对事物有点认识了，正是思想活跃、对各种事物都发生兴趣、乱翻各种书籍的时候。在频繁的互动之中，他不断地给了我丰富的知识和深深的影响。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多的有两个人：一是我父亲，另一个便是珏良二哥了。我父亲给我的影响首先就是为人方面、道德方面的，直接教导并不多，主要是身教，榜样影响我至深。我的人格的形成，主要根基于此。除一般中国文史方面知识外，特别是古文物和书法艺术两方面，以我父亲对古文物的丰厚经验和修养、对书法艺术认识的深刻，使我获益极多。至于珏良对我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一期间我的求知欲特别膨胀的时期，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从珏良那里，我固然也得到中国文史方面知识，但更有新文学方面、西洋文学方面甚至还有些西方思想等等方面的知识，这在我父亲很少谈到的。一次，二哥到我房间见我学篆书用的是影印本宋版《说文解字》，他说这个本子不好，字不好看，我有一部藤花榭的本子好，给你。他不是讲版本，是讲书中每个篆字写得好不好。我原有的《四部丛刊》影宋本《说文解字》和他给我的藤花榭本《说文解字》，都是商务印书馆缩印的本子。父亲买了很多英文书，文学、历史的都有。我有时到书箱房翻看，偶然也拿某一本来阅读，其中就有一本Thomas Carlyle（托马斯·卡莱尔）写的On Heroes,Hero Worship,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英雄与英雄崇拜》）。珏良有一篇文章还提到我父亲买这本书的事情，用来说明我父亲选书眼界的宽广。记得当时我看这本书时，被珏良看见了，他说，“你还看这个书啊？”他还就这书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讲了一些话，具体我记不清了，好像意思说这书不是太主流。我当时还在看一部书名叫The Decline of the West，珏良向我解释这书产生的时代背景。第一次大战以后，欧洲有些人认为西方已经没落了，乃出现这本书所代表的思想。关于《简明牛津词典》和Fowler著的Modern English Usage前面已说过。这时又知道较好的、具有新的观点的丹麦人Otto Jespersen著的英语语法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1933）可以替代“纳氏文法”。

　　他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他谈到一些著名大学如清华、北大等学校的文史方面名教授的学术特长及他们的一些逸事。使我知道清华大学哲学系的特点，使我了解到清华大学有金岳霖教授讲授逻辑、数理逻辑等等。这和我当时热衷于抽象思维分析的情况恰好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我立志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数理逻辑的志向。如果不是后来形势的变化，我几乎一生都会在这个领域钻研下去。

　　那时并不仅仅是他直接对我谈话影响了我，有时听他和别人聊天也很有意思。例如听他和一位也是学英国文学的人聊弥尔顿（John Milton）、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拜伦（Lord Byron）等等，我虽不懂，也模模糊糊听下去。还记得他有一次和人聊起“两种风流余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诗句的思想，说得也非常有趣。

　　这一时期在书法艺术方面他给我的影响极大，无论是书法艺术的理解方面或是书写实践的用笔方面，我都因此大大进了一步。当时我们经常就一些碑帖讨论书法艺术，例如隶书方面的《乙瑛碑》《孔宙碑》等等，又例如楷书方面除《智永千字文真迹》外其他唐碑等等，均一一加以评论。我父亲，还有他的好朋友劳笃文先生，包括我的四叔周季木，他们这个圈子的共识是：中国书法的正宗是“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其艺术品格最高。你要学“二王”，就要懂得二王的笔法，以了解字是怎样写出的。从流传到日本的《智永千字文》真迹可以看到“二王”笔法。但是书法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技术，即完成这个艺术形象所需要运用毛笔的技术，要怎样运用毛笔以写出这字；另一个，是整体的艺术形象。有的人的书法艺术形象很好，但是写这种形象的字不需要很复杂的技术，用毛笔很容易写出。以郑板桥为例，他的字肯定是堆出来的，拿什么笔都一样，运用毛笔方面没有太复杂的技术。“二王”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们的字千变万化，艺术形象极高。必须能控制住笔，使笔毫随心应手做出那样多的变化，才能写出字来。写“二王”一流的字，如不懂得“二王”的笔法，那样，即使照原样外形很像地“写”出来，也只是描出来的，字肯定没有精神（因此也就不能传神）。二哥1940年从云南回来，比较闲，每天练字。我站在旁边看，他就跟我讲，楷书如何写、隶书如何写，笔应该怎么下。我都是跟他学来的。他那时给我讲用笔的道理，并亲自拿着笔一笔一划地演示。确实那毛笔很听他的话。我至今保存有一张他当时临写的《智永千字文》。用笔正确了，笔锋对了，写的字就像了。对照看去，一模一样。我们开玩笑说，“可以乱真。”应该说二哥珏良的功底是深厚的。但是，如前面我所说，这只是就基础而言。写出好字，还要写字时的艺术境界和当时的心境。珏良晚年稍闲，写字稍多，然而其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好则好矣，但总觉得有点不足。观其用笔、结体，都还可以，问题在哪里呢？我窃以为（不知对不对）他摆脱不开写字时求写好之心，不能像王羲之那样闲云野鹤。那不是有意识的，那是不知不觉中有了这样一点“心态”。有一天我和珏良去琉璃厂参观中国书店收购古籍成果展览（书店和他很熟，请他出席）。最后，书店摊开纪念册请他题名。那是一枝破毛笔，用那笔乱涂几个字倒可以，如写智永那种有收放开合的笔划来，就要见功夫了。只见他，虽然很吃力，但仍掌控住笔毫，规规矩矩写下年月和我二人的名字。我心中暗暗叫好。那字写得自然、潇洒，有宋人之风。“有宋人之风”，绝非过奖。因他基本功夫已够了，这时他心无旁骛，随便地把字写出来。又只是题名，没什么求好之心，所以发挥就好了。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恰恰这一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于是我和我的同班同学以为可以读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了。谁知不然。各校原有校址经过抗战八年，多经毁坏，需要先作一番修复。所以1945—1946这一学年迁到后方的大学仍在西南各地。于是我们大家又在北京的辅仁大学、天津的工商学院等念了一年。这一年我在辅仁大学数理系物理组。清华派到北平筹备复校的负责人是陈岱孙教授和陈福田教授，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办事。珏良要去见陈福田。可能是商量他回清华任教的事，同时也看看清华校园什么样子了。那是1945年12月，大晴天，大风。我和珏良二哥穿了棉袍，每人一辆自行车，出了西直门就顶着大风走。骑上车走，大风连人带车可以刮转九十度。所以，基本上是推着自行车从城里走到清华大学。那一天恰是蒋介石在太和殿接见全北京市的学生。蒋在太和殿向全体学生讲话，“……我们是黄帝的子孙……我们要顶天立地……”场面非常热烈。我从了解到的情况看，觉得也许可以说狂热，学生们第二天还在议论蒋介石的手套是谁抢到手的。这个局面，今天对绝大多数人会觉得完全不可想象。但是，要知道，北京、天津的老百姓历经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还有许多东北人是十四年压迫），一旦重见天日，其兴奋之情可想而知。那时大家心中的政府就是国民政府，领袖就是蒋介石。这时离日本投降才四个月，国民党的劣迹在沦陷区刚开始暴露（再过几个月或一年老百姓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无论如何，这在当时是大事，每个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参加。但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对我有着那样大的吸引力，蒋介石在我心中自然就谈不上了。于是，不理学校的安排，跟着哥哥去了清华。陈岱孙、陈福田他们在工字厅办公和食宿，我们在那里吃完饭后便在校园中走走看看。清华大学的校园被占领作日军的野战医院，人很少，偶然一个日本伤兵在路上闲步，回头一看见我们，立刻转身、立正、行礼，直到我们走过去，他才恢复走路。这样情况遇到约有四五次。在小日本面前如此扬眉吐气，其畅快之情，实在难以形容。

　　1946、1947年间二哥回到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员，在学校宿舍普吉院安了家。那时我也在北京西郊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学习，每星期六晚上常是到他家。二嫂给我们做晚饭，晚上往往就住在那里。星期日如不进城玩，就在他家呆一天。当时二姐与良在燕京大学生物系读研究生，六哥以良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大家聚在二哥家，也颇热闹。去二哥家，不论何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住下就住下，非常随便，像在天津家里的感觉。

到1947年秋他考取公费留学，去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了。在解放以前出国留学是不容易的事，要家庭非常富有才能自费出去。所以许多真正有学问的人多是靠考取公费留学出去。我了解不多，大致来说，可能过去公费留学，除了清朝末年派学童出国和大量派去日本留学生外，到欧美留学基本上就只有“庚款”留学。那就是，在中国“庚子赔款”后，美、俄、英、法、荷、比等国相继与中国订立协定，退还超过实际损失的赔款。退还款项除了偿付债务外，其余悉数用在教育上，中国每年向上述国家输送相应的留学生，“庚款”留学生由此产生。据文献记载，我国解放前的知名学者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此途径出国学习的，例如有：梅贻琦、胡适、赵元任、竺可桢、胡明复、姜立夫、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人都是最早“庚款”出国的。这还只是最早的之中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在解放以前，我们熟知的我国几乎全部学术精英都是由此途径出国留学的。珏良考的那一次大概是在1946年。名为考官费出国，实际上分两种：一种就是每年给一定款项，足够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费用。这是真正的“庚款”留学。这一类名额极少。例如，那年“庚款”留英就只有一个名额，是王佐良先生考取的。另一种叫“私费”，考取这种资格后，可以以“官价”换取一定数额的外汇（美元），珏良考取的就是这一种。当时国民政府的“官价”离现实价格差距很大，考取后换取外汇要不了太多钱。当时大学中优秀的讲师、教员都去考，这种情况，一般学习一年之后就要靠自己成绩优秀、取得国外学校的奖学金继续学习下去。我的印象中，凡考取了的人中，没听说谁买不起“官价”外汇的。考取的人一般都很优秀。也没听说谁学了一年得不到国外的奖学金又回来的。这一次我兄弟姐妹中有珏良二哥和与良二姐两人同时考取出国。

1948年8月，周珏良摄于芝加哥大学

　　珏良1949年8月回国，到外国语学院英文系任教。大体上自那时起我已渐长成，大学毕业了，有了工作了，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了，是个成人了。所以，和珏良二哥的交往互动，除去仍从他那里吸取不少知识外，还有了讨论、交换意见。不记得是何时了，外语学院迁到魏公村后，他在校内宿舍开始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从那时起，几十年来我经常到他家去喝酒、聊天。闲时就多去，忙、运动紧张时就不去。酒是共同的爱好。聊天的内容则看兴之所至。珏良有心思聊，也有很多可聊的，聊古董，聊书法，聊对一些书的看法。比如杨度的弟弟杨钧有本小册子《草堂之灵》（岳麓书社，1985年），我们俩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懂书法的。我们两人心是相通的，一谈便合，便能了解、会意。

　　“文革”中后期，我的老伴因单位运动抓得紧，星期六、日以外要住到学校里。当时老伴住北大，我一个人住马甸中科院地质所宿舍。这样的日子里我常常下班后六点钟左右便骑自行车到外语学院二哥家，吃晚饭，聊天，近夜十二点钟再回家。有一次，我一人骑车回家，走到北太平庄附近，已夜十二点多了，我大声唱着禁唱的老京剧《文昭关》，感到胸中非常畅快、自由。马路很宽，路对面是四五人一组的拿着大棒的工人纠察队在巡逻。

　　后来，“文革”结束后，我几乎是每星期日都去。上午九十点钟去。有一次我走得稍迟，还不到十点钟，二哥就打电话来了：“怎么样？今天有空吗？”午饭总是二嫂给我们做些好吃的。每次我一进门，二哥就笑嘻嘻地对二嫂方缃说：“老十来了，弄点什么好吃的？”这样一句给我弄点好吃的，其实有深一层的意思。我小时比较娇惯，凡蔬菜一律不吃，只吃肉类。我在近些年才慢慢觉察到，我这毛病给几位大哥哥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当我去他们家吃饭，他们总要给我弄些肉吃，觉得我少不了肉。其实我也逐渐成长了，也不是那样非荤不乐了，可是哥哥们的印象始终没有变，总要给我找点肉。早些时，六七十年代，肉是限量供应的，每人每月二两，没有办法弄肉，于是就买些私人上门卖的水产。吃这些东西是有风险的。有一次嫂嫂买了一条非常漂亮的大鱼，烧出来也非常诱人，但是有一股浓重的农药气味。那是不敢吃的，只好全部倒掉。那是在养鱼池中撒了农药，毒死了偷来卖的。有时也能遇到好东西。有一次买到了泥鳅。价钱很便宜，两毛钱一斤。做了泥鳅烧豆腐。那汤味道极鲜，堪称美味。于是，我和二哥、二嫂我们三人美美地吃了一顿。到七十年代后半，“文革”结束，供应放宽，一切就好办了。二嫂的厨艺高明，能做各种菜。

　　聊天中，我几次跟他说，要他选些最好的、最有名的英诗，详加解说，编写一部英诗选，一部“英诗三百首”。他答是答应了，然而老不开动。最后《英语学习》杂志约他每期写一篇，他才开始写。只写了八篇，就去世了，不然这个选本会很精彩。王佐良先生评论这组文章说：“这些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既要讲解语言、格律，又要阐明旨趣，写起来显然是很费力的，但是读起来却使我们感到愉快，原因之一是珏良采取了中国古典文评的评点办法，而在交代有关诗的背景和作者的掌故方面又用了中国诗话的夹叙夹议而又要言不烦的随意笔调。中西学问在这里也是结合起来了的。”

　　这么多年，他来过我家吃饭两次。一次是在七十年代末，他带了两个儿子启如、启鸣骑自行车来的。当时我住德胜门外祁家豁子中科院地质所宿舍。我记得预备的是黄酒。印象中他也没有喝多少。不过，后来据二嫂说，那天回去路上，两个儿子一左一右骑车保驾，他在中间带着酒意晃晃悠悠骑回去的。另一次来我家，时间上比较靠后了，我已住在北京大学畅春园。是由他的女儿启柔陪同，仍是骑自行车来的。这一次留有照片，有他坐在那里舒舒服服的样子。那是1989年3月5日，按阴历恰是我的生日。

　　我们没有正式书信往来谈问题的习惯。1986年我家中装电话之前，他有事只有靠写信通知。写来的信，三言两语，仍是闲谈。1957年他因肺病，在天津父亲处疗养了大半年。我当时在苏联学习，我的书籍及各种用品仍留在父亲处，未及运到北京。记得他曾给我一信，说他知道《散曲丛刊》是我深爱之书，他现借去，将来一定归还。其实，这种情况，既然我本人不在，我们通常做法就是将书拿去、将来归还就是。他写这信仍是说些闲话聊天的意思。又一次是在1970年左右。当时各单位都在外地办农场，干部下乡劳动，他们外语学院农场在湖北沙洋。他寄来一简短字条说，近几十里内没有酒卖，“甚苦！”没酒喝，向我叫苦。也是因为我们于喝酒有同好、有交流。

　　我一般不太保存信件，现检得偶然存下的五封信录在下面。除第五封信是从国外写来的之外，馀四封都是因我家无电话而写信通知性质。就其内容，亦稍见我们平日来往、谈话的内容。

　　（1）1975年1月1日

景良弟：

　　伯鼎寄你信找出，寄上。如有工夫可来我处玩。惜除Rum外无好酒耳。每日晚间均可（除星二外）。

　　珏良 一月一日

　　（2）1980年6月8日

景良：

　　我向大哥借GoldenBough一书，他有石章一方托我找人去刻，希望有时间去取一趟，到我处时带来为盼（不着急）。最近西单中国书店机关服务部旧书较多，价亦不贵，石印碑帖往往只售数角钱，近日颇有所得也。馀不及，并致

　　敬礼！

　　珏良 六月八日

　　小群备考中学想必甚紧张，要注意休息、娱乐。

　　（3）1982年2月20日

景良：

　　最近文物出版社出了一本“十三行”，是青玉版本，颇好，价亦廉，已给你买了一本，便中来取。又新出《水浒传资料汇编》，其中包括李卓如和金圣叹对各回的评语，我已买一本，可来看看。也许正是你想要的也。最近方纯送我一瓶参茸酒，也可来共享。

　　敬礼！

　　珏良 二月二十日

　　如方便，请将护花主人评《红楼》带来意看。

　　（4）1983年4月6日

景良：

　　去津前希来我处，琉璃厂书店送来父亲托他们修理书一部，请你带去。

　　敬礼！

　　珏良 四月六日

　　（5）1990年11月13日

景良：

　　来信早收到，录相机当照你的说法回去再买。

　　我们在美已呆了近半年，十二月初去澳再呆上三两个月，也该打道回府了。就我而论，外国最吸引人的是图书馆，但以我的年龄，每天埋首书丛已无此精力，其馀的地方过去大都见过，重新再看看也就算了，多而实无意义也。

　　如有新书于我合适者，请代买，钱由小朋支付。我想到的有冯友兰哲学史（除玄学卷以外各卷）、宋诗钞（宋诗纪事书有，如有其他各代诗纪事，如唐诗纪事，请代买）、词话丛刊（唐圭璋编，名字可能不太准确）。【此段落左侧，别署两行云：“部头不大者，买重亦不防（妨）”。】古逸丛书三编影印《陶靖节先生诗注》（宋本）如遇到可买一部，杲良要。

　　耦良夫妇来美事不知办的如何？最近听说签证比较容易了。打蛋器已买好，回京时带回。

　　小北相片一张寄上。

　　珏良 十一月十三日

上面两封信中都谈到酒。其实，是每次见面都要谈酒，每次见面都要喝酒。进门以后坐下，先拿出酒，边喝边评论。像这里谈的朗姆酒还是一般性的，至如参茸酒则不算喝酒的正宗了，亦可见当日买点好酒之难。到他的儿子出国留学、工作之后，他才能陆续有点好酒喝。信中屡次谈到托我买书或代我买书，除开列书单托我买之外，还经常“代”我买书。也就是未问过我，自作主张买了书赠我。因彼此兴趣之所在都很清楚，只要书价不太贵就买来送给我了。肯定知道我会感兴趣。至于护花主人评《红楼梦》，那是有一次闲谈时我说现在研究《红楼梦》都是研究各种脂评本，这自然是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正路；其实，过去通俗小说的评注，多从人情世故揣摩，也可另作一类研究，如护花主人评《红楼梦》。所以这封信中他让我把护花主人评《红楼梦》带去。信中还可看到他对于出国不像有些人那样看重。

1957年他因肺结核在天津父亲处养病，而我的书籍全留在父亲处，当他翻阅我的书籍时，在我的三部藏书题写了跋语。现录在下面。这三部书可算是我藏书中的“善本”了。其中两部为印谱。因我喜欢赵之谦刻的印，故我父亲有一次给了我赵之谦的《二金蝶室印谱》和另一部《丁黄印谱》。也许，给我《丁黄印谱》或寓有暗示，让我不只看赵之谦的充分发挥和花哨，要知道他的根底所在。珏良二哥翻阅得很仔细，看到了反映在这两部印谱之间的一段故事，并写下了跋语。

周珏良题跋墨迹（上：跋《周昙咏史诗》，下：跋《二金蝶室印谱》）

　　黄易，字小松，是清代乾隆时期的人。他懂得金石，有收藏，并善刻印，后人称“西泠四家”之一。他曾为赵晋斋刻了一方印文为“赵氏金石”的印。八十七年之后，有沈均初者，亦是名人，他得到一块印石，有黄小松乾隆丁酉年刻的边款（即在印章侧面刻的题字），但印文已被磨去。于是，赵之谦用此石仿黄小松“赵氏金石”的风格为沈均初刻了“沈氏金石”印，并刻了边款。其文曰：

　　均初得此石，上有小松题款，而印文已为人磨去，甚足惜也。忆小松曾为吾家竹崦翁刻“赵氏金石”印，因师其法为均初作此，少补缺陷。

　　后八十七年同治癸亥十月，会稽赵之谦记。同观者仁和魏锡曾。

　　珏良翻阅这两部印谱，见《二金蝶室印谱》中有“沈氏金石”印及赵之谦的边款。又在《丁黄印谱》见到“赵氏金石”印。于是在两处都写了跋语。

　　珏良题《丁黄印谱》“赵氏金石”印：

　　竹埯翁赵晋斋，仁和人，治金石学，与黄小松、何梦华齐名，有《金石目》五卷。小松“赵氏金石”印，作于乾隆四十年乙未，时三十二岁。赵撝叔尝仿此为沈均初刻“沈氏金石”，有出蓝之致。题称“吾家竹埯翁”。见景良藏傅子式手拓《二金蝶室印谱》。

　　珏良题《二金蝶室印谱》“沈氏金石”印：

　　竹埯盦为赵晋斋室名，小松刻“赵氏金石”及“竹埯盦”印，均见景良藏《丁黄印谱》。

　　另外，也是1957年，珏良在天津看到父亲给我的一部彭元瑞知圣道斋抄本《周昙咏史诗》。这是善本了。他也把彭元瑞恩馀堂有关此书考证的跋语及清人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志》有关《周昙咏史诗》一书的考证另纸抄录下来，夹在书中。

　　珏良写道：“《恩馀堂读书跋尾·周昙咏史诗》云：‘此书晁氏、陈氏俱不著录，惟焦氏《经籍志》载云八卷，此从项药师、朱锡鬯旧钞本录得。唐人文字单行者甚少，《全唐诗》仅采其诗而无讲语，观此亦可见当时体格也。续得宋本再校，究多不通，奈何。本乃季沧苇所藏，按此书朱笔，当即依季氏宋本校，今止存上卷，因为十弟补录跋语。又《开有益斋读书志》卷五有宋刻《周昙咏史诗》三卷，每题下注大意，诗下引史加以论断，与此抄本正合，惟是否为项、朱旧钞本之所从出，则不可知矣。’一九五七年秋题记。时予养疴津寓，景良则远在苏联，亦‘看竹何须问主人’欤！”（见第10页图版）

　　是的，“看竹何须问主人”。看书心中有主人才会如此说。再者，他为此书竟查阅了两跋所在之书。也亏得到那时我父亲手头所有版本目录学参考书籍仍很丰富，他才能够查阅到。

　　珏良喜欢收藏古墨。我对古墨一无所知，所以我们谈话中从来没有涉及古墨。堂兄绍良和他来往较密切。绍良是一位藏墨大家，珏良常和绍良以及另几位藏墨名家张子高、张炯伯、尹润生聚会（张子高先生是清朝的秀才，这在清华大学老教授中是仅有的)。在珏良去世后多年，听绍良之子堂侄启晋说，珏良藏墨重点在“婺源墨”，而“婺源墨”一般不制做很精品等级的，但专收集“婺源墨”也自成一格，想是他听绍良说的了。珏良只有工资收入，我想他是没有多少财力可以大搞收藏，所以只能别辟蹊径、收集如“婺源墨”而成一小局面。珏良去世后，其藏墨卖给一位亲戚。亲戚并应我们之请答允写一篇纪念珏良藏墨的文章。等了多年，仍不见文章。于是我去问了才知道，因售墨时嫂嫂扣下了多块墨，该批墨已不全，故不愿写文章了。我于是问二嫂，“你怎么扣下了墨？”她说，“我哪里敢动那些。是他说你可以留几块，我才敢动的。”二嫂是个完全不了解收藏文物方面情况的人，把留下几块墨视为平常，没有太深的考虑。既然给收藏者造成如此深的遗憾，我心中十分抱歉。只是我们知道得太晚了，过去了近二十年了，已无从补救。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此事原不必再提，但我心中最为遗憾的是，珏良收藏古墨一场，竟没能留下一点痕迹作为纪念。珏良有一个小本子是他藏墨的目录，当时也给了购墨者。所以，至今我们即使想发表一份珏良藏墨的目录也不可能了。

　　林徽因先生的客厅里经常聚集了一些文艺界、学术界的精英，林徽因先生时有名言隽语常被传为美谈。有一次林说清华有“三孙四良”。“三孙”是叶企孙、金龙荪（金岳霖）、陈岱孙三位老教授。他们三位都是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是在清华大学教授中极有威信的人物。“四良”是王佐良、周珏良、丁则良、王乃樑。此四人都是清华培养出的青年精英，一时才俊，当时也都在清华任职。他们几人当时还只是教员级（当时清华在助教和讲师两级之间有教员级），当时已颇受瞩目。我想林徽因先生此语是描述清华亦老亦少都是人才济济。我当时亲历大家作为美谈流传、转述此语时的情况，但是近来有人把“四良”中的周珏良改为周一良，这就完全不对了。一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不是清华培养出的人才，他1947年从燕京转到清华，是外语系和历史系合聘，第一年好像是在教日语方面的课程，尚未发挥他最主要的历史方面的专长。当时大学聘初回国博士，一般开始都是给副教授名义，而胡适在给蒋梦麟（当时主持北大）写信谈及争取一良来北大的信中说，恐怕要给他教授名义。所以，一良在当时一批从欧美回国的青年学者中算是个中翘楚。但他既不是清华培养出的，其资历、地位和其他三“良”也不很般配（高出一点，已是教授）。据此，不但当时我亲耳听到的是珏良，而且换成一良也不般配。因现在关于“三孙四良”流传成各种各样，故此我多说几句。

　　中国传统文人常置一部诗笺，请朋友们题咏，作为纪念册。这种诗笺有各种各样，但一般都是传统木版刻印彩画，一面是画，一面是空白。珏良也置了一部，请朋友题写。大约是在他参加《毛主席诗词》英文本定稿的工作时，赵朴初先生也参加了此项工作，珏良拿了他的这本纪念册请赵朴初先生题写。赵朴初先生一看很高兴，说：“你还有这个呀！”谁知，拿去后，就长时间杳无音讯。绍良和赵朴初先生很熟悉，又同在佛教会共事，因此托绍良去问。回答说找不到了，等找到即写了送来。过了一年、两年，又托绍良去问，仍说找不到。如此，隔一两年就托绍良去问，总是回说找不到。有一次还说，已命秘书把赵朴初的书籍全翻一遍仍没有。就这样，直到赵朴初先生去世，也未见纪念册的踪影，纪念册上珏良许多好友的题咏也就遗失了。这对别人也许不甚重要，但对于珏良却是一件深深的憾事。我想，按其流转经过，这东西不会流散很远。我之所以写这一段，是想无论将来这册子落入谁手，希望他知道这段经过及其对珏良的重要意义。

　　珏良一生主要是在外语学院教学与研究，我只知他研究英美文学，我略翻了一下有关纪念他的文字，才知道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范围，其中尤致力于普遍诗学。王佐良先生在《周珏良文集》序中评价说：“应该说，建立普遍诗学，珏良是最有资格的一个人。他的不可及处很多，……可以说，中国一般学外国文学的人没有他的中文根底，而中国一般谈比较文学的人缺乏他的外文修养。……这两大优势集于一身，在时下学者中是不多见的。”“珏良是赞成在中国发展比较文学研究的，他看出了这门学问能够带给中国文学研究者以新眼光和新机遇，于是以身作则，从实际做起。上述文章就是他的部分成果。”

　　我想，正因为他能两大优势集于一身，所以他的研究成果有其他人所不能及的特色。但是，窃以为，有一点更重要，诚如王佐良先生所说，“他对诗是敏感的，有诗人的感觉。”我甚至认为，他首先是一个对诗敏感的，有诗人的感觉的文人，然后才是一个有特点、有成就的研究者。所以王佐良先生才说：“珏良对诗是敏感的，有诗人的感觉，中国的诗、英国的诗他都精通，这样的人很难得。所以珏良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精品，他是文思冒出来了才写，有点自然流露的。”然而，王佐良先生又说：“以他的素养和功力，他完全可以在翻译方面有更大的建树，正同他在普遍诗学等方面的研究上可以有更丰硕的成果。许多事在他似乎只是刚开了一个头。”一良大哥在所著《钻石婚回忆》中也说：“他生性懒散疏放，有诗人气质，嗜好甚多。如果不是因为兴趣太广，校外任务太多的话，他在学术上可以有更大的成就。”其实，正是因为有文思冒出来才写，漫由自然流露写出文章是他根本的工作态度，所以，必然“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精品”。也因为这样成果必出得很慢，数量不会是很多。要积累出更丰硕的成果，比起其他人需要更长的时间的积累。可惜的是天不假年。

　　珏良的学生说起珏良来也很有意思，下面举两位他的学生的话，看看他们心中珏良是什么样子。王立礼先生回忆：“学生时代虽然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周公，但听到有关他的传闻却不少，甚至可以说，在学生看来，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三人中，周公具有更多的传奇色彩。周公丝毫没有大学者的架子，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对人宽厚，脸上总挂着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文革’期间挨整时也不忘在小馆子里喝杯啤酒解闷，和附近四季青的农民聊天交友。”“他博学的谈吐,洒脱儒雅的举止,以及那睿智的双眸,至今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先生有一种对人、对人生的豁达、宽容和理解。青年学生喜欢接近他，他也喜欢年轻人。”

请注意上面王立礼先生有一句话，说珏良“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对人宽厚，脸上总挂着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王佐良先生在《怀珏良》一文中也说到，“文革”时当他和珏良以及另一人站在板凳上被批斗时，“当时我还有闲心看了珏良一眼。他是平静的，而且像他在遭人问难的时候通常所做的那样，嘴边带着一丝几乎难以觉察的微笑。”这是珏良特有的微笑，所以王立礼先生能够注意到。王佐良先生也注意到，许多人都注意到。我想，诚如甘恢挺先生说，“先生有一种对人、对人生的豁达、宽容和理解”，才会有这样一种笑。但是我以为这是他与生俱来，天性所致的性格或心态。在他十三四岁“犯错误”致我醉酒时，站在母亲身旁也是这样笑。正因为这种笑是他心中的境界的体现，所以，在珏良去世、遗体告别的大厅上，他的夫人方缃要求不按惯例悬挂所谓标准像，而悬挂一幅稍侧身、带有这样微笑的照片。这才是真正的标准像。二嫂和珏良他们和冰心女士有往来。二哥去世时，冰心女士送来一个小巧的信封，内有一张精致的短笺。上面写：珏良去了，丢掉沉重的躯壳。

1991年摄于北京图书馆，纪念周叔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古籍展。左起：周景良、周杲良、冀淑英、周珏良、周一良。

　　珏良二哥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我还是时常想起他。我想起他时不是带有怀念亲人的那种伤感，而是有话要对他说、和他聊。确实，我会和他谈起他未及知道的麦芽威士忌酒（malt），我会和他谈及近年出土的颜真卿书写的、和《多宝塔》书体相同的墓志。当出现某些事物时，就想和他说说，许多许多。许多事只有和他聊了，才感觉到彼此理解，才感到舒畅。

2015年2月12日写毕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孟繁之校读

转自《文汇报》2015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