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程应镠（1916—1994），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1935年夏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自1938年9月至1940年夏在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习并毕业。他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古籍研究所的创立者，也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奠基者。在历史学领域，早期受陈寅恪影响，醉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后期因工作需要转事宋史研究，在这两方面都留下珍贵的研究成果。

左三为程应镠先生

时光如流水，转瞬之间，逝世二十二年的程应镠先生已届百年纪念，而作为后辈的我，也已接近他当年的高龄了。

回忆起来，我与程先生的相识和亲近，是始于1980年初次宋史年会，此后我又在上海暂住数月，在他领导下，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工作，以及后来在中国宋史研究会中的一些会务。程先生过去的情况和磨难，我还只是从其好友熊德基先生处，稍知一二。尽管程先生身处逆境，而作为中共党员的熊先生，却在事实上并未与挚友“划清界线”，一直保持了真诚的友谊。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

程先生从魏晋南北朝史改治宋史，在校点《宋史》的极其繁重的工作中出了大力。毋庸置疑，对杂乱错讹极多，而又卷帙最大的《宋史》的校点，其难度和工作量肯定居二十四史校点之首。当标点本《宋史》问世后，自然会出现赞扬的声音。特别是在上海标点的五部史书中，《宋史》肯定质量最好。但程应镠先生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虞云国先生，记得他当时找程先生谈一点工作。虞云国走后，程先生向我称赞说，虞云国在大学阶段，正当标点本《宋史》问世不久，居然就找出此书的不少问题，难能可贵。

依个人的观察和体验，大凡真心治学、有事业心、有责任感者，往往也自然而然地、真心实意地奖掖和提携后进，程先生当然也是这样的一位。虞云国先生正是在程先生的识拔下，得以进入了史界，而成长为一位有真知灼见的，有深入研究的，并且怀着对祖国、对史学发展的责任心，而有强烈民主意识的史家。

程先生虽然长期处于逆境，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真可说是意气风发，干劲十足，似乎往日的委屈，在他身上简直就没有留下什么形迹。他处理什么事情，都不喜欢安坐不动，对人发号施令，而是事必躬亲，不惮烦劳。例如我们所写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释文稿，原来都附注相关的史料出处，出版后，才将相关的史料出处，都予以删削。他对每条释文都进行仔细审读。记得有一回，特别找我，为的是我的释文稿中所示的出处，他找不到相关史料。直到我翻开书，向他指明了在史料的何处段落，他看后才放心。他得病后，我有一次到上海看望，顺便向他报告一点中国宋史会的会务。程夫人李宗蕖先生有点不高兴，说：“就是为了宋史会，他才病成这个样子。”我听后，心里确实很不是滋味，这决不是对李先生的话有所不快。我也深深感觉到，程先生那种办事作风，对宋史会会务的认真，确实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因此而感觉难过和不安。

程先生有一回对我谈及他听陈寅恪先生课的体会，赞叹陈先生知识真是渊博，说相比之下，“郭老（沫若）是不如的”。这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所以几十年后，还是不能忘却。记得在我的大学时代，陈寅恪先生是批判的对象，而郭先生则是又红又专的榜样，当时还传达郭先生的话：“陈寅恪是可以超过的。”程先生这番亲身感受，对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有相当帮助的。直至自己年过七十，方才明白一个道理，世上有高明的学者，却无完美的学者，但陈寅恪先生无疑是一座时代的史学高峰。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事实上还谈不上望其项背。至于郭先生，我曾在论文选《凝意斋集》的自序作了一个评论，记得已故的前辈、河南大学的姚瀛艇先生曾对我表示，他喜欢此段评论，在此就不赘述了。

年纪愈大，似乎时光过得愈快，偶翻十六年前为戴静华师姐所写的悼文，最末有一段话：“人生一台戏，自己当然已经在唱收场戏，或者说是坐末班车了。然而每念及死者，也包括静华师姐，自己总感到，他们的辞世，是加重了自己的责任。无论如何，也要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最后做一点微薄的、却是不应不做的事，不计成败利钝，藉以悼念死者。”我想，对前辈程应镠先生在天之灵，最后想说的，也还是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