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 雁（1980精仪）

参加工作已40年有余，其中在清华大学的4年是我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回忆那难忘的时光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好享受。正如我们班何茗同学所说，岁月在变,学校在变,唯一不变的是对母校的眷恋。

2009年吴雁学长在清华大学近春园莲桥

一、6字班学员1977年入校

我们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根据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从1970年至1976年，全国高校共招收了6届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1977年夏，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工农兵学员”成为了历史。

1976年，中国的历史发生了许多大事，有喜有悲。悲的是领袖辞世、唐山地震，喜的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是在当年的10月，随后中央对“四人帮”插手很深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由于改组等调整工作，学校推迟了这年新生的入学时间。我们6字班学员，实际是1977年3月才报到入学的。

二、初入大学，补习半年

我们光（光学仪器）6班34名同学，来自工厂、农村、学校等工作岗位，从一名普通工人一下子跨入大学校门、走进全国最高学府，在惊喜与兴奋的同时，更多感到的是压力。毕竟是“文革”期间上的初中，基础不甚牢固，能否适应学习环境谁也没有底。入学后，学校首先组织了新同学摸底考试，估计是参差不齐。针对我们的实际情况，学校决定利用半年时间进行补课，从初一课程开始，补习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以达到高中毕业水平。记得同时开的课还有政治、哲学、英语、体育等。

这半年是最难、最累的，是能否顺利完成大学学业的关键和门槛。学员们就是奔学习来的，自不敢偷懒，虽不是悬梁刺股，但也是秉灯夜读，生怕被落下。老师们最辛苦，他们以培养教育我们为己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呵护我们这些先天不足的大学生，帮助我们弄清每一个概念、解开每一道难题。每天晚自习时间，我们在教室整理笔记或完成作业，任课老师、班主任、辅导员都会过来答疑。他们有的年纪很大，但也经常陪伴我们到很晚。张淑英、刘济林、何庆生等老师曾先后担任我班的班主任，丁伯矩老师担任过辅导员。通过半年的学习补课，我们绝大多数同学掌握了学习的方法、适应了学习的环境。

毕业30年了，当年老师们授课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高等数学”是在主楼后厅上大课，当授课老师吴清华在讲完最后一课时，全场同学不约而同地长时间热烈鼓掌；在辅导高等数学代入方程式时，面对千奇百怪的方程，程老师风趣地说，“就是一条狗，你也把它带进去”；在讲授材料力学时，吴宗泽老师告诉我们功率的单位为什么叫“马力”，不叫“猫力”；教机械的徐士朴老师，板书非常漂亮，我们都不舍得擦黑板。

三、学习加锻炼，7+1>8

当时社会上有个口号，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我们入学后，在知识的渴求上有高度的自觉性，但在身体的锻炼上则有所忽视。老师告诉我们，“文革”前清华大学曾经有一个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并且有7+1>8的理念，即每天学习7小时、锻炼1小时，其学习的实际效果将大于8小时。为此，学校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每天下午4点钟打铃、放广播，号召同学们走出教室、走进操场。二是每天晚上10点钟宿舍拉闸熄灯，强制学生们按时休息。开始大家不太习惯，舍不得时间，但后来接受了、主动了。铃声一响，就互相招呼着一道去打球、去跑步，操场上很热闹，去晚了就没有场地了。在清华学习的四年，我们班同学基本没有生病。母校的健康理念也使我们受益终身。

四、文化生活

看小说 1978年初，《人民日报》转载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介绍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景润成功证明“1+2”的感人事迹。我至今保留着这篇报告文学，当时赞誉陈景润的证明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一位英国数学家给陈景润来信，“你移动了群山”。《哥德巴赫猜想》像一阵春风在校园掀起，老师、同学们争相传看，充满了兴奋和喜悦，大家在感叹陈景润不懈追求精神的同时，更感到了崇尚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时代的到来。

听广播 每天中午12点，是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节目。我们边吃饭、边听广播，物质和精神双重享受。记得刘兰芳的《杨家将》播了很长时间，她口齿干净利落，略带东北口音。随着对“文革”前17年的重新认识，一大批好作品得以问世和复出。如彭德怀秘书景西珍写的《彭德怀自述》，听得催人泪下；李宗仁秘书程思远写的《李宗仁归来》，过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特别是张扬《第二次握手》的播出，苏冠兰、叶玉涵、丁洁琼等科学家曲折的爱情故事，使我们为主人公命运牵肠挂肚。而当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回荡在清华校园时，随着那美妙的音符和旋律，感觉如梦如幻……

看电影 谁都喜欢看电影，只是有学习的压力，不敢完全放开。除大礼堂外，清华大学的西操场时常放露天电影。露天电影没有固定位子，前边的席地或坐砖头，中间的自带椅子、马扎，后边和外围的人全部站着。记得一个冬天的晚上，晚自习后，听说操场放电影，马上赶了过去。站立的人已是里三层、外三层，一点空隙都没有。我发现有几个人站在自行车后架上，无遮无拦。我有车，也站了上去，视野开阔，效果很好。那天特别冷，风很大，站在车上长时间不动，一会儿脚就麻了，想慢慢下来已经不可能。电影还没有演完，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往下一跳，连人带车倒在地上。不想产生了连锁反应，其他几个站在车上的也坚持不住，呼呼啦啦倒了一片，引起一阵哗然。

看电影也是奖励。1980年夏天的一个周末，系学生会发给我班6张电影票，美国影片《巴顿将军》。如何分配呢，班委会研究决定，发给前日献血的同学，同时可以不参加当天下午的闭卷考试，改为开卷，下周一交卷，我是献血人员之一。1979年北影拍摄《李四光》，有李四光上课的一个场景，在主楼后厅，由孙道临主演，我们当群众演员。之后在清华大学免费放映一场，作为酬劳。

看电视 大概到大三时，系里给宿舍楼配备了电视。记得是每两层楼1台，我住的四楼恰好有。电视是黑白的，好像是12寸，平时放在楼层东侧房间，晚上大家可以看新闻，有好节目就搬到楼道里。应是在1980年，首都体育馆举办“新星音乐会”，电视台实况转播。那天，不少人早早就把椅子搬到楼道，占据有利地形，待将电视机摆好后，椅子已挤满了大半条楼道，中间的几间宿舍完全堵死。好在学生宿舍两头都有楼梯，否则就影响交通了。新星新秀音乐会很成功，苏小明等一批新人一夜成名。

在清华学习期间，社会上发生了许多变革。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和7、8、9、0字班的新生入校，我们倍加珍惜学习的机会，激发了创一番事业的决心；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我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我们还感受了清华求真、向上、育人的治学精神，学习了老师们朴实、敬业、严谨的作风，让我们受用终生。作为一代清华人，虽不敢说无愧母校的教育培养，但我们从来没有懈怠，一直在尽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2010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