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 彦（1945历史）

60年前的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城楼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以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仅仅与他数尺之遥的我，作为香港《中国文摘》（CHINA DIGEST）半月刊的记者，正高举CONTAX相机，生怕漏掉每一个珍贵的瞬间，迅速捕捉每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镜头。

2008年12月13日，张彦、裴毓荪夫妇在纪念清华园解放60周年大会上

1980年，任《人民日报》首任驻美记者的张彦参观美国的飞机公司

1949年10月1日，张彦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开国大典

对于献身于中国革命的人，期盼已久的这一天终于呈现在眼前，怎么能不激动万分！那年，我27岁，在未到而立之年就能目睹并且在第一时间向全世界报道这一伟大事件，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如今，我已届耄耋之年，可谓万千思绪，无比欣慰。由衷地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下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岁月片段。

见证历史

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大都是被日本侵略中国的残酷现实唤醒的，一个接一个的“国难”日子，伴随着我成长。我身上从此深深地打上了爱国的烙印。在昆明西南联大这座素有“民主堡垒”之称的学府里，我在学术自由氛围中受到教育，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投身于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等博爱的新中国的伟大理想。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了。当时，我和联大同学周锦荪，作为昆明美国新闻处派出的记者，在美国军官罗克伍德率领下，正在湘西沅陵敌占区附近为对日心理作战搜集素材。当沅陵县的广播里突然传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惊人消息时，所有的人都疯狂了。大家都奔向马路，情不自禁地大声欢呼，素不相识的人拥抱在一起狂欢庆祝。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受降仪式随即在湖南的芷江举行，我们有幸被派往报道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我目击日本侵华关东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代表、参谋长今井武夫垂头丧气地向中国将领呈上《降书》的那一刹那，我为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吐了一口长气，这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痛快经历。

新的转折

抗日战争刚结束，国内矛盾就立即突显。大的形势发生变化，个人的命运也不能不随之而变。

为了争取国家和平， 1945年8月毛泽东亲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就在这时，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对外宣传刊物《新华周刊》工作，并在那里经乔冠华和龚澎同志介绍入了党。但是，这个杂志刚出三期，就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于是，我们随即转移到当时尚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另创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继续向世界报道中国的解放战争。实际上，该刊是当时中国解放区唯一的对外窗口。直到1949年9月，我们终于来到了刚解放的北平，准备迎接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凡是经历过解放初期生活的人们，对那一段甜蜜的日子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时候，生活虽然苦点，人与人之间却亲如兄弟。当时，我们的第一任务就是筹备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英文半月刊。没有想到，刚解放的北平城竟找不到一家能够印外文杂志的工厂，只能求助于教会学校辅仁大学印外文教材的小车间。

机关里实行的是“供给制”，谁都没有工资，生活水平很低。吃饭都在公共食堂，分大中小灶三级不同待遇。大灶最差，只能啃窝头喝棒子面粥。只有中、小灶才能吃到肉荤。当时，编辑部里多数是满腔热情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的留学生，生活都受到特殊优待，多半吃的是中灶或小灶。像我和车慕奇这样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党员干部，都只能吃大灶。住宿舍，也是分配给我们最差的房子，好的都优先留给非党同志。那时候，这一切似乎都是理所当然，从没人议论。大家一心都扑在办好杂志，让新中国在全世界树立好的形象。

建国伊始，领导对于对外宣传特别重视。被批准采访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中外记者名额总共不过16个，我竟是其中之一。国庆后不久，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史巴诺来华访问，当时的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部长胡乔木特意亲笔批示，安排我作为“陪同”与贵宾一起访问了三大权威人士：中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谈“中国的工人运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谈“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领导农村工作的薄一波谈“中国的土地改革”。有幸聆听了这三堂大课，无异于给我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952年，北京举行了开国以来首次大型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我被调去大会工作，夜以继日地编辑出版中英文每日大会新闻公报。同年冬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往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派团参加这样大规模的国际活动，我有幸担任随团记者。横跨白茫茫的西伯利亚，九天九夜的火车把我们从满洲里拉到莫斯科，然后转车途经布达佩斯，最后抵达维也纳。在回程中，代表团又专程访问了向往已久的苏联，当时斯大林还健在。对我而言，这前后大约一个多月的特殊经历，是刻骨铭心的。这个代表团集中了中国当时各界名流，给我创造了在漫长的旅程中进行采访和学习的最好机会。有民主党派领袖陈叔通、罗隆基、史良，宗教领袖史达生，京剧泰斗梅兰芳，豫剧皇后常香玉，等等。与这些人频繁的接触，大大充实了我的知识，丰富了我的阅历。访问苏联，在当时我的心情上，无异是去“朝圣”。能够亲临十月革命的发源地，真是感到三生有幸。在列宁的水晶棺侧，我久久伫立。在列宁格勒冬宫的大门洞前，轰轰烈烈的革命场面仿佛重现眼前。

洒满阳光

1955年4月，由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和埃及五国发起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中国和越南是被邀请参加的仅有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非常重视这样一个走向世界的机遇，派出了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为首的强大代表团赴会。台湾国民党特务蓄意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空中爆炸的惨案，夺走了前往印尼的11名中国、波兰、奥地利记者和外交官的生命。被派往采访的我和新华社的李慎之，本应也在这架飞机上，只因我们必须随代表团行动而幸免于难。

美国并没有资格参加“亚非会议”，却大张旗鼓地派出了72人的“新闻代表团”。会议的头两天，“马脚”就露出来了，矛头不是对准殖民主义，而是指向“新殖民主义——共产主义”。听着这些攻击污蔑的言论，周恩来丝毫不动声色，只是一再地推迟了中国的发言。直到第二天下午，会议厅里座无虚席，人们都以不同心态准备洗耳恭听周恩来的“强烈反击”。但是，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他们听到的第一句话却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会议大厅里鸦雀无声，出现了一片罕见的沉寂。短短20分钟的“补充发言”，心平气和地把一个只有“求同存异”才能“和平共处”的真理说得头头是道，让人不能不心服口服。我一面倾听发言，一面注意到：会场里空气突然变了！只见美国记者们纷纷悄悄离去了，主持会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前来和周恩来热情握手，感谢他的发言将大会引向正确的方向。此时此刻，我突然感悟到：只有真理才能扭转乾坤！

事实证明，中国提倡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了亚非会议圆满成功的主轴思想，而且成为举世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周恩来是我心目中敬佩的英雄。我和他最早的接触是在1945年“重庆谈判”的采访过程中。当时，记者们最热衷的就是去曾家岩50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记者招待会，因为，在那里可以听到周恩来的侃侃而谈，把当前斗争的症结所在说得清澈透明。亚非会议期间，我亲眼所见，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除了参加会议就是忙于接待各国来宾，做着化敌为友的微妙工作。无论国家大小，他都平等礼遇，十分尊重对方。他善于急中生智，他那篇产生重要影响的“补充发言”，就是中午回到驻地的个把小时中一枝铅笔写下的急就章。他写一张，我们翻译一张。以他伟大的人格，在会议期间不知交了多少朋友。李慎之和我合著的《亚非会议日记》中，充分表达了周恩来在这场国际斗争中的伟大战果和他的人格魅力。能和这样的人共度极不平凡的日子，从他身上学到如此非凡的品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一波三折

但是，好景不长，发生了对知识分子大面积沉重打击的“反右派运动”。

也许是“迷信”，也许是如此难以置信的“巧合”。小时候，一个算命先生预言我35岁时将遇到一个难以迈过的“坎”。1957年，我恰好35岁。那年4月，因宋庆龄这样一个大人物点名要人，我虽然在感情上不愿意离开《人民中国》，还是被调往《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主持工作。当时，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一上任就同时领导业务与运动。但是，完全没有想到，临近这年年终的11月，我原来所在单位外文出版社突然通知要我去接受批判，说什么我“犯了严重错误”。从此一切都变了，除了亲人和知心的老朋友，本来有说有笑的同事今天都不得不显示一种尴尬的表情，与你划清界线。这被“列入另册”的厄运，持续竟长达21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平反。

和许多受害者相比，我的“罪状”应该说是“微乎其微”，我只不过对日常工作存在的某些缺点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例如，我说：“我们的支部生活不够民主”，“肃反、反右都应该实事求是”。但是，这些却都被无限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后来我才听说，我本来并不在黑名单上，只因上级给的任务“指标”尚未完成，于是我就被某人大笔一挥给“补上去了”。天下竟有如此荒唐之事！

1959年1月，《中国建设》党支部书记给我看了关于处理我的问题的决议书，并让我在上面签字。结论是：定为“反党分子”，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行政降两级，取消领导职务。我看了不免大吃一惊，但也只能婉转地写下了自己的保留意见：“我现在还认识不到这样高度，只有等以后觉悟提高了，才能与组织的意见取得一致。”（大意）

另一面事实

我的生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自然抬不起头来。但是，这却使我有机会目击了生活中平时看不到的另一面。1959年3月，我被送往湖北孝感农村下放劳动改造，那正是“大跃进”热火朝天的时代。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在农村看到的却是这样的情景：农民饿着肚子干活，连我们这些受到优待的下放干部一天也只有四两粮食吃，而干部开起会来却大吃大喝，夜晚只有干部家里的烟囱冒烟。

1965年，我被派往宁夏平罗县搞“四清”，目的是要清除躺在我们身边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半年下来，我们除了处理了一些干部“多吃多占”之类的问题以外，并没有发现什么所谓的“赫鲁晓夫”。相反，与我结为好友的农民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真诚、朴实、善良。接踵而来的是更加残酷的灾难——“文化大革命”。

在这政治风暴席卷而来的狂风恶浪中，像我这样被列入“另类”的人，是怎么也逃不了厄运的。虽然我从没有敢“乱说乱动”，通过“清队”也要将你打成“漏网右派”，关进“牛棚”。1969年11月，林彪“一号令”下，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都被“扫地出门”，送往河南汲县上乐村劳动改造。朴实的农民看到我们和他们一样忠厚勤劳，很快就和我们结为好友。我的老伴在当地中学教书，更受到学生们的热爱。在这里劳动改造整整三年，让我零距离地了解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

拨乱反正

1976年，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相继去世以后，中国似乎已经明显地预示着一种裂变即将来临。果然，由于中央的英明领导者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于是才结束了这场灾难，挽救了中国。又经过一场真理标准大辩论，才清理了种种混乱思想，从而走上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胡耀邦同志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并且雷厉风行地处理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1978年9月，我鼓起勇气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详细的申诉信，要求重新审查。没有想到，仅仅一个星期，“中组部干审局”的正式回信就来了，说“已经交有关领导机关负责处理”。果然，外文局的“落实政策办公室”紧接着也行动起来，经过一系列调查核实工作，逐条否定当时强加于我的“罪状”，给我彻底平反。那是1979年1月15日，正是我被诬陷开除出党的20周年。当我在 “改正意见”上签字的时候，心情激动万分，默默地背诵着一句难忘的语录：“相信群众相信党”。

双喜临门

恰恰就是在这一年（1979年）的1月1日，敌对了30年的中国和美国重新建交了。两国交换大使之后，紧接着就是交换记者。也就在此时，我突然被《人民日报》借调去担任它的两个首任驻美记者之一。好似“双喜临门”从天而降，这个意外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了我的后半生。

早在上大学时，我曾学过美国历史，并且在昆明还和一些美国飞虎队员结为好友。但是，在闭关锁国的30年，已经在脑子里形成了固定的概念，现在要为国人报道美国，我将如何去做？到了美国以后，我的第一感觉是：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两国之间的差距太大了。第一天，我就出了个洋相。当时，在中国私人家里一般都没有电话，打长途更是必须上邮局。到华盛顿后，我很想打个电话给我在纽约的美国朋友报个到，就问我们大使馆同志：“邮局在哪里？”引起了哄堂大笑，他们指着桌上的电话告诉我：“邮局就在这里。”我在电话里许诺我的美国朋友：“以后出差纽约再去看望你们”。他们说：“不行，不行。我们已经等了35年了，不能再等了！”第二天，他们就从500公里以外的纽约来看我了。他们乘坐的是类似公共汽车似的穿梭飞机，每小时一班，方便极了。在与美国人的接触中，我发现，美国老百姓和我们中国人一样善良友好，而且乐于助人，到处都可以遇到雷锋式人物。在驻美记者生涯中，我作过相当广泛的旅行，接触过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而且和许多美国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重新起步

1981年中，我回国重新主持《中国建设》杂志的工作，直到1989年离休。在这一段期间，最值得庆幸的是我能够再度与我的良师益友爱泼斯坦亲密合作，洗净“文革”在杂志上留下的污迹，恢复宋庆龄所树立的真实报道优良传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展开，我们的杂志也在世界范围有了很大发展，在外宣战线上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我也因为工作的需要，在英国开过国际新闻座谈会，在南亚四国进行过业务交流，对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作过访问，还随团采访过中国总理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国事访问。

离休以后，我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我的心却从来没有离开对外宣传。特别是我应邀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匹兹堡大学约翰城分校讲课的一年半中，我和老伴生活在美国人的普通社区里，让我们更加了解了他们，也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我们曾经多次访美，与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建立了友谊。为了鼓励这样的贡献，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在2003年全国大会上特别为我们颁发了“友谊了解”金质奖章。

2005年，正值亚非会议50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国家隆重纪念，我都不同程度参与了这些活动，主编了《万隆精神普照大地》纪念文集。湖南芷江举办的受降60周年活动，我和当年一起采访受降仪式的周锦荪也应邀前往参加。

60年来，我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同甘苦，共命运，无怨无悔。只要一息尚存，我愿为我所热爱的祖国的每一步前进，贡献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