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夏 焜(1977级力学师资班)

母校清华大学百年诞辰，可喜可贺。我作为清华学子，对母校百年所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在此特写下我对清华的一些感受，献给母校百岁庆典。

夏焜学长

夏焜学长与家人合影

报到

我是清华基础课教研部（简称“基础部”）1977级力学师资班学生。1977级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由于“文革”造成的影响，大学师资队伍断层，所以清华决定招师资班。1977级招了数学师资班（数师七）、物理师资班（物师七）、力学师资班（力师七）和电机师资班（电师七）。1978级又招了化学师资班（化师八）。清华当时没有理科院系，所以数学、物理、化学和力学教研组都隶属于基础部。我们基础部的学生都住在一起。

这“基础部”的系名经常给我们带来误会。尤其是在和外校或者社会上的人交谈时，对方问是哪个学校的，我们一说是清华的，对方眼里往往是敬佩的眼光。紧接着总是问是哪个系，我们说“基础部”，对方一般会是一脸困惑。

2003年夏天，清华1977级在美国的校友在底特律组织了一次毕业20年聚会。到会一百多人，主要有物师七、力师七、化工系和工物系的同学。校领导陈希、贺美英, 校友总会秘书长郭樑等都特地从北京赶来参加。我们力师七的同学编演了一个小短剧：《报到》。其中有一个场面，一位力师七新生到新生报到处，接新生的老师问:“你是哪个系的？”新生说：“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力学师资班的。”老师说：“噢，那你属于‘基础部’。”演到这里时，底下观众中物师七的同学们齐声大叫：“没系（戏）！”台上力师七同学毫不示弱，顶嘴说：“谁说没戏，我们的‘部’比‘系’大多了！”

同床异梦

1977级由于是“文革”后第一届通过全国高考招的学生，10年内堆积了大批人才，入校时年龄也相差很大。我在的力师七，入校时年龄最大的同学30岁，这些人有很丰富的社会经历，最小的同学年龄才15岁，高中都没读完。当时清华学生是6~8人住一间屋子，晚上10点必须熄灯。于是每天晚上10点灯一关，每个宿舍就开聊。可以想象得出，30多岁的老大哥们就天南海北，无奇不有地讲故事，而十五六岁的小弟弟们则大饱耳福，听着听着，眼睛和嘴巴张得大大的，接受早年社会学教育。

四年半下来，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尽管毕业后不经常联系，但并没有生疏感。我到美国七八年后，有一年收到一张从德克萨斯寄来的圣诞卡片，下面署名是“同床异梦老友”，是同班同学赵智寄来的。赵智与我四年时间一直是住上下铺，可谓“同床”。赵智是个极聪明的人，数学尤其好。上清华一年级时我们经常一起打桥牌，但是一般不是搭档，而是对手，熄灯后躺在床上还在想刚才那手牌如何能打败对方，可谓“异梦”。

一生受益

我扪心自问，清华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 想来想去，觉得应该说是清华给我培养了前后两位“顶头上司”，我的两位能干又贤惠的妻子——黄琼和吕玫。

黄琼是我力师七的同班同学。基础部男生住东区7号楼,女生住6号楼,中间隔着一小片绿地，于是引来很多臆想和趣事。也不知给多少人带来初恋的兴奋和喜悦,令多少人心碎。黄琼从小学拉小提琴，还曾经在清华的乐队拉过小提琴首席。而我小时候也学过乐器，吹过单簧管，还学过大提琴。上大学后，我和黄琼有一次在系里春节晚会上表演节目，演了大小提琴双重奏。结果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就把我们俩“拉”到一起了。谈恋爱后互相“审查历史”，才发现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学。

“文革”中，很多中学都有宣传队。有一年“五一”劳动节，北京各中学宣传队都去劳动人民文化宫汇演，清华附中宣传队和我所在的立新中学宣传队也参加了。我们立新宣传队表演乐器合奏《行军路上》，我吹黑管，演奏开始时我把黑管的“嘴”拔下来，学一声鸡叫。黄琼告诉我她当时就很好奇，从后台探头想看那鸡叫是谁“叫”出来的。我们俩在大学毕业后，上研究生院(她在清华，我在北航)之前结了婚。后来一起到了美国，同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拿了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半年前还生了个儿子，取名Tim。毕业典礼那天(June 27, 1990)的MIT报纸《Tech Talk》上还登了一篇小报道，说Kuen Jimmy Hsia （我的英文名）and Qiong Joan Huang (a married couple) received their PhDs from MIT this year. “Both marched in the commencement procession, carrying with their son Timothy, who was born in January. They named him Timothy, they say, because Tim spells MIT backward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imothy and MIT turned their lives upside down for the past nine months.”可惜毕业后没几年黄琼就被诊断出得了多发性骨髓癌，三年后不幸去世，年仅40岁。

吕玫是清华1978级无线电系本科生。1977年高考时无线电系还在绵阳，没招生，因此1978级是“文革”后无线电系第一届本科生。吕玫是当年有名的才女。她还在清华附中当学生时，1977级学生入校。由于是“文革”后第一届新生，入校时水平参差不齐。于是学校给所有新生出了入学摸底考试题。这份考题后来被拿到清华附中给应届复习高考的学生做。据说吕玫不仅是清华附中所有学生中数学考得最好的，而且比当年1977级所有入清华的新生考分都高，令人敬佩。她在清华毕业前考上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去斯坦福大学就读。毕业后就一直在旧金山湾区工作。我和吕玫在清华时并不认识，后来是通过吕玫的堂姐吕江介绍认识的。结婚后她搬到伊利诺斯来。我的一些朋友经常和我开玩笑，说爱情的力量真大，能把吕玫从“天堂”的加州吸引到伊利诺斯的“乡下”来。我们后来有了一个儿子，取名夏禹。朋友一听这名，就问，下一个孩子是不是叫“下雪”啊？于是我们决定，若再生个女儿，就取名夏雪。若再有个儿子就叫夏冰雹。长大以后，都去搞气象预报。

我这两位“上司”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的父母都是在清华工作，两人也都是从小到大清华 “一贯制”：清华幼儿园，清华附小，清华附中，清华大学。好像我认识的清华子弟里，有这种经历的大有人在。另外不知道是清华教育的结果，还是让我碰上了，两人对穿着打扮都没太大兴趣。而俩人都是贤妻良母，对子女的教育特别上心。也不知为什么好事都让我给赶上了，既不用费心拼命挣大钱给老婆买漂亮衣服、漂亮包，又不用担心自己工作忙小孩教育受影响。想来想去，功劳应归于清华，为我培养了两位好妻子。

清华传统

每个学校、企业或事业单位，甚至社会团体都有自己的特性和传统。这些特性和传统往往是与其领导人的管理风格和个性有关，但像清华这样的高等学府，特性和传统往往是深受其教授、学生和校领导风格影响。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清华人有以下几个特点：

母校情。并不是每个清华人都说清华好，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每个清华人——教授、学生、职工、校友都有一种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在言谈话语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现出来。我们这些在国外的清华人，在聚会时碰见清华校友，都会聊聊母校的事，为母校取得的成绩而骄傲，对母校做得不够的地方发牢骚。其实这种自豪感也不是只有清华人才有，世界上名校的人都有类似的自豪感。我去参加国际会议时，有时会碰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教授，往往有机会就晚上聚一聚，去酒吧喝酒聊聊麻省理工学院的事，别人看见管我们叫“麻省理工学院帮”。

踏踏实实做实事。清华的学风是注重务实，少高谈阔论。我上学的时候，清华的学生与其他有些著名高校的学生比起来比较低调，但学术上对自己要求很严。有可能是由于当时清华基本上是个工科大学，因此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达到最基本的标准，不能因为在校时没有学好而导致毕业后在工程设计、施工中犯大错误，造成财产甚至生命的损失。我们班（别的班可能也类似）为保证每人都达到基本标准，还组织给学习吃力的同学补课，大有美国近年常提到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劲头。这种务实的学风，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踏踏实实做实事的毕业生。

全面发展。清华育人，提倡全面发展，不仅学业上好，而且品德要正派，身体要强壮。我们上学时，每人都要求体育“达标”。另外，清华一向有注重学生领导才能培养（leadership skills）的传统。所以我的同学中，不仅很多成为业务骨干，也有一些担任领导职务。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受益匪浅，在校期间当了几年力师七班的班长，锻炼了一定的组织能力。由于这些经历，使我在到伊利诺斯任教后，除了教书做研究、指导研究生之外，还做过美国科学基金委(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一个研究方向的主任（Program Director）、伊利诺斯大学分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并且还在担任伊利诺斯大学分校的一大型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的主任。能做到这些，都应该感谢清华的培养。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毕业快30年了。看到母校的成长和巨大成就，心里由衷地高兴。在母校百年大庆之际, 衷心祝愿清华在下一个一百年、两百年…… 一千年中发扬光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取得更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