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马识途（1945中文）

又一位有六十几年交情的老朋友老战友洪德铭同志走了，不觉怆然泪下。

洪德铭夫妇（右3、右2）与成都地下党老同志，中为马识途学长

2009年4月1日，我接到可可从三亚打来的电话说：“老马，老洪昨天走了。”可可，是解放前我在成都接收的女党员，一位脑后拖着一条特长的“马尾巴”、很活跃的名叫陈诗可的女大学生，大家叫她“可可”。后来在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手下工作，成为老洪的爱人。可可用凄苦的声音告诉我这个我早已预期即将到来的噩耗，然而我仍然感到震悼，不觉泪下。

2007年的初夏，我接到洪德铭从上海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已确诊得了肺癌，且到晚期，医生考虑他的体质和病情，不宜动手术，只能姑息疗法了。我想这等于是向一个人宣布死刑缓期执行了，这该是一个多么大的精神打击。可是他却还像过去一样十分平静地说：“要来的事情就让它来吧。”他又用诙谐的口气对我说：“老领导（过去常这样称呼我），我这不是来向你告别的。告诉你，我要战斗！”最后几个字说得斩钉截铁。我明知这是无望的战斗，但是我支持他，我同意他求中医试试，以至偏方。不能轻易认输，这是他历来的性格。他果然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坚持和凶恶的癌魔战斗，两年之后，他坦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可可告诉我，朋友们将要为老洪出一本纪念文集，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说义不容辞。在一周里，我回忆了我们六十几年的交往过程。老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忽然有两个字出现在我的面前：战士。对了，洪德铭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当之无愧的革命战士。我就用《战士洪德铭》作为题目。于是一个革命战士六十几年的战斗生活，历历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认识洪德铭，或者准确地说我知道洪德铭，是1944年在昆明西南联大。那时我在西南联大从事学生工作，担任地下党的支部书记。西南联大这个有民主运动传统的最高学府，在全国形势逐渐走向民主高潮之际，一直走在运动的前列，号称“民主堡垒”。在学生中各种进步社团、系级学会纷纷出现，我们地下党就是通过由支部联系的各进步社团的领导同学，构成一个进步网络，领导学生运动。不仅进行各种进步活动，而且在全校学生自治会选举中从国民党三青团手中夺得领导权，地下党支部委员齐亮被选任相当于主席的职位。从此地下党和在教授中建立的民主同盟协同推进联大以至昆明的民主运动，以至波及大后方的一些大学。但是民主高潮渐次到来，学生进步活动蓬勃发展，组织形式却没有跟上，群众迫切需要建立相适应的接受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进步青年组织。我们党支部没有上级的指示开展这个工作。这时候我忽然接到低年级一个党员的报告说，一二年级中有同学在酝酿组织一个叫民主青年同盟的青年组织，并已得到民主同盟教授的支持。我马上进一步了解，说是一个历史系新来的叫洪季凯（即洪德铭）的同学发起的，并说这个同学思想表现很左，肆无忌惮地到处活动，不知根底来路，有进步同学怀疑，是不是特务在搞“红旗政策”，设立陷阱？我马上向云南省工委报告，从他的言行考察，不像是特务搞鬼。并提出我们不组织青年组织，可能民盟就要组织了。省工委书记老郑非常重视，他派人进一步靠近他，深入了解后告诉我，他已请示南方局，同意组织一个党的外围相当于过去共青团的青年组织。听说成都已组成一个叫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的组织，昆明就可以叫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洪德铭是从新四军跑回来的，政治上大概没有问题。他正在组织的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同盟中确有人想收入旗下，但是他们不干，他们想找到的是共产党。因此决定把过去疏散出去现在调回来的袁永熙同志派去和他们接上关系，建立民青和党支部。要我们支部也马上把支部已有联系的几十个进步同学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他们组织在先，就叫民青一支部，叫袁永熙新组的党支部为第一党支部；我们新组织的民青叫民青二支部，相应地把我们早组织的党支部叫第二党支部。我同意，但是老郑说为了安全，两个支部不打通横的关系，工作上可以配合联系。我们从此都照这么办，俨如一家。从此我才得知洪德铭是党员和民青一支书记。但是我和他没有直接联系，和一支联系基本上通过省工委书记老郑，偶尔和袁永熙碰过头。两个民青支部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得很好，发展得很快，不久就发展到一二百人，并在云南大学建立第三支部，还发展到中学和职工中去，并且把其中骨干发展成为党员。我知道洪德铭工作还是很积极，但是原来那种无所顾忌冲锋在前的作风改了，比较沉稳踏实了。洪德铭在西南联大首建民青，推动学生运动是功不可没的。

1945年秋，我毕业后调到滇南工委，1946年夏又调到成都任川康特委副书记。洪德铭随校去北平，参加领导学生运动，后来又调到上海，在党的上海分局钱瑛所领导的青年工作组下仍然做学生工作，后来调任杭州市工委书记。他工作得不错，我是从我们川康特委的直接上级钱瑛口中得知的。当然，他做开辟工作大刀阔斧，是其长处，可是有时莽撞，是其缺点，所以要有熟悉他的人多关照点。钱瑛大姐就想到了我，把他调来在我们川康特委下的成都任市委书记。

1948年春他到了成都，老朋友一见如故，我们能再一度合作共事，共同战斗，非常高兴。我们那时奉命把工作重点转向川康农村，任务艰巨。成都的工作，特别是学生工作，我实在管不过来，他来了就好办了。他到各大学和基层了解情况后向我说，他感到我们在大学的党员和民协，还是圈子太小，缺乏活力。他果然看出我们过去争取中间群众不够的老毛病。能否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把广大的中间分子吸引到我们的周围，是决定运动斗争能否胜利的关键。因此他努力向大家宣传昆明西南联大和在北平、上海等地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群众、孤立顽固分子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和斗争经验。他这一套果然灵验，在大学、中学和教师职工中开展起来，见了效果。但是他的某些急躁情绪又出现了。诚然群众是需要在斗争中锻炼提髙的，但要看斗争的内外环境。成都的环境和昆明显然不同，和有国际影响的北平、上海也不同，而初到四川上任省主席的有“屠夫”之称的王灵官王陵基这个斗争对象也不同，而且答应袖手旁观的地方势力也是看风使舵的。洪德铭来后不久，便组织一次“四九斗争”，结果在群众冲入省政府时，王灵官大肆镇压，打伤许多同学，抓了一百多人，其中许多是我们的骨干。我刚从乡下回来，特委和市委迅速研究，认为不能消极对待，以斗争对斗争，不仅大学动员教授学生声援，也动员和王陵基有矛盾的地方军阀、有影响的地方士绅及参议会等要求放人，因为学生要求平价米是合理合法的。王陵基只得全数放人，斗争胜利收场。这就是成都“四九血案”。

洪德铭在成都市委只工作一年，却卓有成效，培养了一大批进步骨干，领导了几次有理有节的斗争，并且为特委提供许多名到农村去做农民工作的干部。我们合作得很好，正要大展身手，重庆却出了大叛徒，川康特委书记被特务逮捕，一周后也叛变了。这给川康党组织特别是成都市委党组织带来十分紧迫而极危险的局面。我和洪德铭成为主要追捕对象，但是我们不能不冒极大风险，组织党员疏散，堵住漏洞。我们是冷静沉着的，准备牺牲。经过半个月和敌人斗智斗勇，终于把我们手中的组织都安全转移了，经过的风险一言难尽。我是比较谨慎的，凡事深思熟虑，洪德铭却比较“冒”，还常上街，我说他是跛子，如果叛徒叫特务把全城的跛子都逮起来，他就坏了，他却不在乎。因此我下命令似地要他马上离开成都，叫他带近十个党员的工作组转移到重庆去，在重庆相机开展工作。我不久到重庆，准备去香港向上级报告，我见到洪德铭，他却在那里成规模地干起来，颇有进展。我到香港向上级钱瑛汇报后，她批评我没有严厉约束洪德铭，说他一直冒失，这很危险，再不能受损失了。她马上派人坐飞机到重庆，命令洪德铭带市委领导全到香港。

后来我随钱大姐到了刚解放了的北平，不久又随她南下参加接收武汉。她任华中局组织部长，我被派到华中总工会任副秘书长实习接管。不久洪德铭跟着来武汉，和我见了一面，他说钱大姐派他去尚未解放的长沙，准备组织青年迎接解放。他一去长沙直到解放后几年，我们不通音讯，直到我到北京开会过武汉时，我到华中工学院才找到他，他正忙着办教育，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只说他很忙。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勤勤恳恳忠于革命斗争和工作的人，却莫名其妙地陷入1964年的灾难，真是祸从天降呀。又一个阶级斗争为纲的牺牲者。这个消息是武汉市市长黎智打电话告诉我的。黎智曾是和我一块做过地下党工作的老朋友，并且在北平领导过洪德铭的工作，我就托他从内部打听一下是什么问题，是否有办法帮他改变处境。黎智去打听了一下，告诉我说是洪德铭从新四军皖南事变后逃回家乡后的事。他说本来像他这种回家避难，处境艰难，难免和地方权势人物交往，言辞应付，以求生存，寻机出走，不算什么大错，事实上他逃出到昆明，继续革命，并且向组织作了交待了。可是在目前大局下，有些人就是扭住不放，取消党籍。黎智做工作也无效，最后是把他调到学校当教员去了。就这样洪德铭冤沉海底。两年之后，1966年“文革”来了，地下党更倒霉，我被打成反革命坐牢去了，更不知道洪德铭的下落。

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我到北京开会，记不清怎么和他碰上的，只记得我和他一起去看望还没有“解放”的西南联大老朋友王汉斌和彭珮云。老朋友灾后重逢，说些什么也忘记了，只记得那晚上在王、彭家里晚饭后，我两个打地铺睡了一夜，其实通夜未睡，“吹”到天明。无非是我们这种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不容易，说不尽的悲欢离合，过不完的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总算见到了光明和希望。但是已到发挥余热的年龄，还想尽心尽力，却难改“臭老九”我行我素的老毛病。后来我每到武汉必去看他，他来成都必来看我。一见必天南地北地“吹”个不完。我知道洪德铭还是洪德铭，他能干什么就拼命干，不打退堂鼓，不减当年战士风采，直到他走完人生道路的最后一程。他临终还坚持战斗，把最后剩下的唯一武器——遗体，向国家做出最后的奉献。

这就是战士洪德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