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出生在浙东一个濒海的中等城市宁波。当时的宁波就像闭关自守、衰老枯朽的宗法社会被强行打开的一个窗口，它是《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向西方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我父亲是个家无恒产、没有文化的小商人。1930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我被保送到上海沪江大学，它和我上的中学同属一个系统的教会大学，就在那一年被改为University of Shanghai，校长为著名爱国华人刘湛恩博士。

　　1932年初秋，在郑继成击毙卖国贼张宗昌于济南车站的第二天，我踏进了“水木清华”的校门。当时，清华大学是全国第一流大学之一，清华的学费每学期收十元，远比私立大学低廉，并于毕业时，连同最后一期的学费共八十元全部归还给学生作为旅行费用。

　　当我进清华之前十年，有几位清华前辈访问当时在清华国学研究所任教的梁任公先生。向他请教：“清华学生所负担的使命是什么？”梁公的回答很能说明当年在青年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也能说明我所苦思的问题。任公答曰：“美国物质发达，是时代的骄儿。我们中国在物质方面是很落后的。大家都在大声疾呼提倡实业，然而实业发达后结果如何，我们也要仔细想想。我们不应当蹈西方的覆辙。清华学生应当融合东西文化，不要只代一面而做宣传者。”

　　梁任公在1923年向清华同学说的这番话，直到1983年才成为我前进的方向整整六十年我做的是“一部分的人”，到现在最多也只能说是“一个人”的生活，虽然我时刻提倡要做个“真正的人”，也就是美国学者伯尔曼所说的“整个的人”，去思考去感受。看来，我经常向年轻的访问者谈“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仍属皮毛之见。其实，“做人”和“做学问”是统一的。但什么是“我们的责任呢？”这个问题从清华学校成立起就被提出来了。最大胆的回答要算罗家伦校长的说法了。

　　他曾说过：“清华学生，个个都有当领袖的责任。”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狂妄，但在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倒是一句老实话。社会学系吴景超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也自命不凡，有些“当仁不让”的气概。在这种困难连年不断的时候，我们不预备出来当领袖还等谁呢？

　　清华的风气向来是纯净好学的，这也许可以说是校园远处郊外，少受城里牵动所致。其实正如梅贻琦校长1934年在欢迎新同学时指出的那样：“大原因还是在于本校师生一向注重学问，顾全大局，所以虽亦经过几次风波，大家的学业未曾中断。这是国内今日很难得的现象。”确实反映了当时清华的特色。

　　“吾们在今日讲学问，如果完全离开人民社会的问题，实觉太空泛了。在现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紧迫的情形之下，特别是热血青年们，怎能不关心？不着急？但是只有热心是不能于国家有真正补助的。诸君到学校里来正是为从学问里研究拯救国家的办法，同时使个人受一种专门的训练，那么在这个时期内，诸君要拿出恳求的精神，切实去研究。思想要独立，态度要谦虚，不要盲众，不要躁进。如果四年之后，诸君每人能得到一种学识或技能，在社会上成一有用人才，可帮助国家解决一部分的困难，诸君才算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这亦就是吾们向诸君所希望的。”

　　这是1934年潘光旦先生写给清华大学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对我们当年的学生影响极大。就我而言，到六十年后的今天（1994年）也还是受他这种思想的影响，基本上没有改变。

这段话完全适用于清华大学的每一个老师和学生，甚至我认为也应该适用于今日的大学生。我的全盘经验，特别是在清华政治学系对政治的兴趣所采取的态度与操作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摘自龚祥瑞自传《盲人奥里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