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方锦清:一个农民儿子科学梦的四部曲(三)

2014-01-09 |

方锦清(1964工物)

第三部曲:奋战原子能院,圆梦科技强国

如前所述,在六年清华大学学习生活中,我感到很幸运的是,在美丽的清华园,不仅吸取了科学和文化知识的丰富营养,插上科学飞翔的翅膀,而且教给了我受益终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坚信:母校必将在21世纪走向世界一流大学征程中继续乘风破浪,再创21世纪辉煌!为振兴中华和全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19647月,我与陈森玉同学依依不舎地告别了可爱的清华园,一起来国家分配给我们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报到,该所是中国科学院与国防科工委双重领导的单位, 80年代初更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感到十分难得的是能够到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祥地工作,她也是中国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从事先导性,基础性,前瞻性核科学技术研究的综合性研究基地,曾为中国“两弹一艇”的过关作出过历史性贡献,最近我国核潜艇42年来首次向国内外公开,多么令人振奋啊! 自1958年中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在我院建成,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原子时代。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和陈毅陪同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来我院视察参观。当时所长是享誉世界的杰出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卓越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三强,国外称他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也名不虚传。

19641016日晚上,在我院前苏联专家楼大厅里,集聚我们新来的全院一百多个大学生,钱所长亲切接见我们。几乎在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稍后,他也激动地宣布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喜讯:今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弹指一挥间,已经49周年过去了。今年我才知道,非常有趣和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钱三强先生诞辰日,今年是他100周年纪念日,之前,中央电视台CCTV-10播放了由中国科协与中央电视台、中核集团联合拍摄的4集专题电视纪录片《钱三强》;座落在我们原子能城的“中国核工业展览馆”举行了钱三强生平事迹展览会。今年当天,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在京举办了纪念活动,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钱三强在法国的老师居里夫人的外孙女埃莱娜·郎之万·约里奥、外孙皮埃尔·约里奥夫妇从法国专程来到北京参加纪念活动。1937年钱三强赴法国留学,在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获得重要研究成果,特别是发现铀核三分裂现象,深化了人类对核裂变的认识;1985年他荣获法国总统授予的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1948年,面对祖国战火纷飞的局势,他毅然决定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发展,以及核武器的研制做出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钱三强院长

中国核工业展览馆,内部钱三强生平事迹展览会

迄今,钱三钱先生的纪念碑就坐落在我院中央地区,虽然他离开我们21年了,他的科学精神一直鼓舞着和不断地鞭策着我与时俱进,他是我们核科技和核工业战线倍受尊敬的楷模。钱三强曾教诲年轻人说,任何时候,科学研究都要大力协作,既要注意发挥个人才能,也要注意发挥集体的智慧,努力创新。在谈到学风问题时,他告诫属下,在谈自己工作时,一定要实事求是,切记不要夸大,切记不要把别人的工作说成是自己的工作,特别要注意不要把身边年轻人的工作说成自己的。

钱三强先生是我心目中最杰出最可亲的一位院长,他在我所任期长达十多年,虽然他兼核工业部副部长,但是每年都给全院职工作一个报告,他敢说真话,切合实际,既讲得井井有条,又生动有趣,富有魅力,我最爱听他的报告,也钦佩他的伯乐精神,核科技领域许多杰出人才都是他举荐,不信,就去观看《国家命运》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院的精神是 “以身许国,敢为人先,严谨求实”,简称“401精神”。此时,我们追思老一代核工业科学家“以身许国”崇高情怀,就是要大力弘扬他的高贵科学品德和核工业精神,不仅要继承他留下的宝贵科学成果,而且要大力弘扬他留下的宝贵的科学作风及其精神财富。

回忆起来,我与陈森玉当时毕业分配到这样重要的国防科研单位工作,机遇这么好,能够直接从事核科学技术研究,确实比起其他同学更加幸运。至今,不知不觉50年了。1973年陈森玉同学被调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研究所参与建造中国电子对碰机工作。我颇为赞同,正是“时势造英雄”,这个历史性良机造就他,加上勤奋,他才能作出杰出贡献,为此,他选当上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由于他为实现了我国高能粒子加速器的中国梦所而作贡献,我骄傲地分享受了这个六年同窗的喜悦。

与清华大学一样,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研实力雄厚,人才济济,曾经有60余位著名的两院院士在这里工作和学习过,他们为原子能研究院的辉煌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过的两弹一星功勋人物

举个例子,我院同样研制出多类型的粒子加速器及其核技术产品,诸如:集装箱检测电子加速器、爆炸物检测系统、强流质子回旋加速器、大功率电子辐照加速器、工业探伤电子加速器、网络测控等大型装置及其应用的高科技产品,在国内外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像在我国人民大会堂、2008北京奥运会安保、上海国际世界博览会和反恐怖斗争等领域的安全方面,我院安保产品都发挥了重要的关键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此,我曾应《聚焦中国2008》一书编辑部的邀请题词赞扬我院核技术应用:

赞北京奥运

同一世界同梦想,中华振兴梦成真。

原子科技显神通,科技奥运我领先。

更喜健儿斗志坚,神州大地谱新篇。

捷报频传创记录,五洲四海国威扬。

近些年,不时有记者采访时问我:“我们看到您自上世纪60 年代以来,负责主持完成了20多项国家国防项目、原子能科技和新兴科学前沿课题,涉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科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面上和专项,国家人事部留学回国人员重大课题,中国核工业科学基金等省部级科技项目,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重要科研成果。请您结合自己这些年所主持的工作谈谈我国该领域的发展历程?”

我国原子能科技领域的整个发展历程,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网友如果有兴趣请去阅读《原子能出版社》的系列图书,包括从现代核武器、核电站和所有核科学技术,应有尽有。我颇感到欣慰的是,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设计算起,半个世纪里过去了,我在自己的科研岗位上,在不同阶段参加和负责了若干科研项目,迄今获得一项国家级集体奖是《1978年中国科学大会奖》,获得12项国防科学与工业委员会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其中一半多奖项是我为首的。与我国大多数老一辈科学家类似,我们经历了第一次创业和第二次创业的曲折艰难的历程,大家都放飞思想,在科学强国梦和为国争光的实践有不同的出彩表现。

在原子能研究所,在项目紧急上马不久,我服从需要,转向稳定核素的浓缩项目,积极投入部分科研工作。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困难时期,前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包括核武器在内核工业领域的各种合同,撤走所有专家,给我国核工业造成巨大的困难,我国遇到了空前的核技术难关。正如,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描述的那样,讲述和记录了在贫困的经济条件、薄弱的技术基础和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六十年代的科学家们以惊人的智慧与毅力,创造出“两弹一星”的卓越事迹。在党中央有力领导下,全国发扬“大力协同”精神,团结一心,奋发图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一鼓作气,排除万难,战胜各种核技术难关。其中,我比较了解的一个典型的实例是,大型稳定核素电磁分离器。须知,历史上美国在日本长崎和广岛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大男孩”和“小男孩”所需要的核燃料,就是倾当年美国金库之全力,建造了上千台电磁分离器才获得所需浓度的铀-235核燃料。因此,重核素浓缩技术在原子能事业发展史上中立下汗马功劳,有着十分举足轻重的作用。前苏联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政府撕毁合同,卡断了二台大型电磁分离器的两大设备及其关键技术:大型强流离子源(包括接受器)和大型超真空设备及其技术。为了打破前苏联的技术封锁,完全依靠科学家(工程师)、工人和干部三结合,同心协力,发挥聪明才智,突破了一道道难关,终于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期,和其他战线一样,成功地掌握了重核素浓缩技术,及时提供和满足了当时急需的高浓度重核素。这个攻关过程的每一步都凝聚了核战线全体人员的智慧与血汗,后来我室对二台大型电磁分离器实施“大手术”,我参与了磁场改进后的离子束特性的测量与实验研究,改进结果表明:大大提高了分离效率和产量.我院各种类型核装置的改造成功表明:我国核科技力量和人员完全有能力改造大型核装置,包括反应堆和加速器等在内都是如此。我们研究组先后成功地研制了重核素分离所需要的两种大型的大面积强流离子源。在我主持研究组工作期间,主要负责完成了三个项目:一是建立了一个大型强流离子源实验室,它与分离器差不多,五脏俱全,除了磁铁和真空系统相对小一些,其他难度不亚于分离器工程技术,这当时对于我是从未有过的实际挑战,依靠室领导支持,全组十几个人发挥聪明智慧,团结奋战,战胜技术和工程困难,终于建成了新实验室,为后来一系列实验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和保证;二是负责成功研制出新型的大表面电离强流离子源,并应用于大型分离器上;三是开展了强流束传输物理和离子光学等新课题的探索,从而比较深入了解分离的物理机制,促进和提高了核素的分离效率。我们研究室还为我国原子钟等精密仪器的研制提供了超高浓度的铷-87同位素,包括天外陨石的成分分析、北斗卫星等方面的需求,以及其他战线上所需的几十上百种的浓缩核素,为军民两用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最近,我们老研究室的部分退休职工和在职人员在北京理工大学聚会,请看照片,有些人彼此有203040多年没有见面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于研究室面临的新机遇和发展前景充满信心。那天正好重阳节,大家相聚一起,格外兴高采烈,无话不说,气氛温和而热烈,新老同志彼此共勉,共祝原子能事业有成,健康长寿!

在这次聚会上,我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从未公开的故事,80年代初我接受我院另一部门领导的委托,带领一个北京大学计算数学毕业的大学生搞科研工作,意在培养他的科研素质和独立科研能力,将来能够委以大任。当时,我正在结合等离子体离子源物理实验中发现的现象和问题,进行非线性等离子体物理方程的研究,我就带领他一起调研、分析、编程和计算,我俩一直在我院国产TQ-6大型电子计算机上,以往夜以继日地进行大量的科学计算,一直到TQ6退休的那天夜里,连续奋战至少12小时,坚守在机房里,紧张进行最后一批科学计算任务和一系列画图工作。我至今不能忘记,那种与她难分难舍的长期结成的计算机友谊和深厚的感情,第二天我俩才不得不依依不舍地与这个宝贝—TQ6告别,她也光荣而圆满地完成了在我院的历史性任务。后来,我们的成果以中英文在《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原子核物理》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这些科研课题我不仅以原子能学科为背景在新兴科学领域取得了一定佳绩,而且也完成了培养人才的“秘密”任务,这个人才不是别人,正是转战核工业集团多个单位后,去年又被上级委派回到我院的现任党委书记。像这样的院内外类似的故事并非个例,这里不必多举,因为培养年轻一代本来就是自己长期以来责无旁贷的一项任务,现在仍然也不例外。

我为自己能够参与核科技和核工业工作五十年,亲自经历了二次核工业创业,亲眼看到我国科学强国与核科技强军的梦想一步步正在实现之中,心中感到由衷的自豪和满足。

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这段话道出了在核科技领域长期从事艰苦科研工作的意义所在,我们这一代的科学人生也值了。我坚信:我国整个核科技领域后继有人,前途无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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