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桂伟燮（1955电机）

我于1956年由电机系发电教研组调入工物系加速器教研组筹建新专业，最初曾被安排参与俄语培训准备留苏进修，3个月后系主任何东昌同志告知，因工作需要留下我，调我兼任系主任的教学秘书，同时承担专业教学任务，从此我挑起了双肩挑干部的担子。1960年何东昌兼任校教务处长，我也被上调到教务处教研科及第一科，分管全校机要保密专业，何东昌同志曾叮嘱我不要丢掉业务，此后我始终坚持承担工物系的专业课教学任务，并曾同时兼任工物系两个不同年级的班主任。“文革”初，何东昌等校系领导干部都被打成走资派，重新起用都需经历批判检查促帮解放的过程，当时在校部，刘冰同志最先被解放，他选我参加解放何东昌同志的2人促帮小组。1969-72年间我先后经校办汽车厂江西鲤鱼洲农场北京大兴农场下放劳动后回校，先应我要求经人事处安排到自动化系电子学教研组任教半年多，1973年初重新又被调回到工物系，当时由自动化系领导张思敬同志告知：“何东昌同志（时任校教改组副组长）已拍了板，决定调你回工物系参加专业重整建设，我想留你也不能了。”

未料回系后不久迟群在全校掀起了一场揭批何东昌的所谓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工物系被认定是何的老据点当然地成为揭批的重点，我所在教研组的主任作为何的线上人物不知被调往何处受审，原党支书因对文革不理解，在批判会上交代自己的真实思想，却被迟群一伙认定为攻击毛主席的571语言，明确授意要把他定性为反革命来揭批，我们支委会（另3位支部委员是：张玫童德春李泉凤）都一致对此持否定意见，被指责为领导不力，进而确认我是批判的阻力所在，午夜12点通知支委会都留下，由系工宣队长党总支书记李恩元，副政工组长贾春旺一起参加开会，明确要我挖思想根源作彻底检查，工宣队长甚至用威胁的口吻声称：“不老实交待就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对此，我坚决抵制，声明：“我是臭老九，当不了这个党支书，现在就辞职，请另物色一位老工人来当，新工人也可以……”

此后我被任命为专业领导组长。在此次运动过后迟群等又出了新招，决定撤销我们这支加速器专业队伍，调往昌平200号清华核能所。我专业的教工出于对祖国原子能事业重要的加速器分支需要的了解，出于对人民负责对本专业的责任心和热爱，决心不能再让光阴虚度，尤其当我们获知敬爱的周总理关于要攻克癌症的号召，就自觉地走出去和北京市肿瘤所的大夫联合，进行了必要的调查，积争取市科技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联合了二十多个具有专长的工厂和科技单位，促成了全市性的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研制医用（治癌）加速器的科技攻关大会战。周总理“一定要攻克癌症”的指示，始终是大家奋战的动员令和精神支柱！经历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攻克了一重又一重的难关，会战历时三年多，终于赢得了可喜的成果。此次会战不仅体现了我们在动荡的年代闯出一条新路为我国科技发展作出了贡献，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保存了实力，锻炼了队伍（张玫赵南明蔡伟等多名工物系非加速器专业的老师都志愿参加到会战中来，施展才能，作出贡献），为工物系的发展打下了好的基础。我本人也自觉协同加速器教工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会战中去，自始至终注意调动大家积极性，关注知识分子和工人师傅的结合，抓好关键性技术的突破，在会战领导核心组中注意协调配合，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后，工物教学要拨乱返正，系党委书记余兴坤系主任许纯如来我家动员我到系里抓教学，我先表示只想在基层搞教学不愿再当干部，经他俩再三动员称：“今日我系教学拨乱返正缺你不可，文革中基本资料都丢失了，但还会留在你的脑子里。”就这样我只答应先干2年，但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放我回基层，由教科长升任副系主任。回顾上一段的经历和实践，实际上初步体现了当初何东昌同志把我重新调回工物系的初衷。

1983年中，又由我由国家科委借调派往维也纳联合国原子能机构常驻代表团任科技顾问，任职3年后回校，发现我原所在的专业教研组竟已倂入理科类的物理系，这对本属理工结合的加速器专业来说是一个不该有的错误，使得我曾有重返电类专业的想法，但此时的加速器教研组主任何文良和林郁正，强调专业课授课任务迫切需要，并对我以往授课方案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物理系党委书记和主任也说及由于专业不对口，迟早还应调回工物系，这才再一次让我重新下决心回归加速器团队。10年之后，在物理系领导换届之际，加速器专业终于返回到母系——工物系，与本系的其他2专业合作，投入到研制国家迫切需要的海关集装箱检测装置的科技攻关任务，与工物系各专业协作配合，发挥各自特长，在原子能领域再次为国家做出了新的贡献。

在2006年工物系庆祝建系50周年之际，我回忆自己几度出而又进的经历，写下了题为《一切都是为了祖国原子能事业的需要》一文。联想到这些年来，我多次工作的调动多是与老领导何东昌有关，就登门将回忆文送到何家，因知他本人有病在身，只打算交由卓宝同志转达，不料何坚持自己扶着把手艰难地花了10多分钟才下了楼，坐到客厅里，表示愿听取我作扼要的汇报。此时工物系来电话要何东昌同志换服装等候照相，也被拒绝了，但仍颇有兴趣地要我接着讲。直到我意识到已过了50分钟了，怕他太累就坚决告退。

2012年我回校，钱锡康同志（校友总会理事）告知何东昌已有3次病危通知，他正在收集编辑有关何的文章，向我约稿。我交出了近半年刚写得的《我的工物情》一文，告知文中离不了何东昌。

2014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