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时光匆匆，光阴荏苒。当日历一页页地翻到2019年的时候，从清华大学毕业40周年和从多伦多大学退休，这两件标志性大事同时来到我的面前。当所有往事在我脑海里像过电影样的上演时，一个埋藏在我心底几十年的“心结”敦促着我要去寻找一位清华老师。而他就是我人生旅途中遇到极其重要的一位恩师。

我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在青少年时期最大的“成长阴影”，就是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所有的“好事”都不会与我沾边。生性好学、要强的我就像一棵小草，在戈壁滩的乱石中拼命向上，与命运奋力抗争。在“文革”中的1972、73、74这三年，我都报名参加当时的大学考试，但结果可想而知，“政审”就像一座横亘在我面前的大山无法逾越。

1975年夏秋之际，在我第四次参加大学考试并取得优异成绩后，一位我生命中的“贵人”出现了。由于他的努力，最终我被清华录取了！从此我的命运被改变，这才让我今天的一切有了实现的可能！

宋泽方教授

这位贵人是一位清华来的招生老师，是代表北京地区高校到新疆招生的三位老师之一。后来只知道他是当时清华建工系的老师，至于是哪个专业、叫什么名字都不清楚。这个问题也成为几十年里始终纠缠着我的一个“心结”。

现在我退休了，终于有时间寻找招收我进入清华的老师啦！这是我一直想实现的愿望，我要回母校找到他，告诉他深深埋藏在我心底里，无比厚重的感恩之情。

借助强大的微信群、同学网，在1975级建工系校友袁帆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这位曾经是清华建筑学院教授的宋泽方老师。然而，让我伤心不已的是，敬爱的宋老师已在半年前仙逝了。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所有与他有关的记忆都再一次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

1975年夏天，我在农村完成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回到乌鲁木齐市加入“工人阶级”的队伍，成为汽车修理工。有一天，我来到分别多年的一位老同学家，我们谈起了工作和各自的愿望。

听说我渴望上大学的梦想未变，当年又报名上大学，而且参加了乌鲁木齐市的统一考试，同学的母亲告诉我：北京来招大学生的老师就在隔壁的“友谊宾馆”下榻。阿姨带着我到了“友谊宾馆”，勇敢地敲开了北京老师的房门。

记得，不大且很简陋的房间并排摆着三张单人床，三位北京来的招生老师就住在这里。其中一位个子不高的老师接待了我，而他就是来自清华的宋老师，不过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

宋老师的床就在门边。我非常胆怯又冒失地问他，能不能接收我上大学。宋老师问了我姓名，在哪里工作等，我都一一作答。像以往到任何新单位一样，我抓紧时间，如实地告诉宋老师，我爸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的政审是个难关。但是，我特别特别渴望上大学，从1972年开始，每年都报名上大学，社员和工人师傅都给我了很好的评语和鉴定，但是都未能如愿。

尽管文革后期“读书无用”席卷全中国，即使学校未复课时期，在乡下、在工厂我一直没有停止过自学。因为父母在学校工作，我的有利条件就是容易找到书和老师。

非常幸运的是，宋老师代表几所北京的大学，恰巧负责乌鲁木齐市的招生。使我非常高兴的是，他看到了我的考试成绩是全市第一名。下面马上要进行的招生环节是在“三结合”（考生单位、乌鲁木齐市、招生代表）会议上决定考生的取舍。

我们单位报到乌鲁木齐市两位候选人的条件非常悬殊：考试成绩一个第一名，一个非常差；个人政治条件一个是群众，一个是党员、复转军人；家庭条件一个是有历史和现行“问题”的子女，一个是解放军干部的后代。

那时，被父亲“莫须有的罪名”挤压的我，早已经历过多次捶打。从上中学、下农村、回城，到申请入团，没有哪个不历经磨难，只不过我从未放弃，这次报考大学也是要向命运再发起一次希望渺茫的挑战。

宋老师表示，“三结合”的三方都很重要，只要我单位推荐我，我被录取的可能性就存在。他没有再提那个幽灵般、貌似不可抗拒的我父亲的问题。

虽然我们的交谈只有大约30分钟时间，但我从心里感觉到了宋老师对我父亲的同情，对我多年坚持学习的认可，以及我要争取上大学的理解。没过太久，我拿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就像是在梦里，怎么也不敢相信是真的！

直到进了清华，我才了解到，清华的老师们在“文革”中遭遇的不幸与磨难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再对比其他同学优越的个人条件和家庭背景，让我更加认定，宋老师为我的录取一定做出过巨大的努力！这在那个特殊年代需要巨大的勇气，只有心怀大爱，心地大慈悲的人才会知难而上。宋老师的善良、勇敢、智慧创造了奇迹，我周围所有了解我家情况的人当时都觉得不可思议。宋老师真是一位勇于担当的，了不起的好人。

我清晰地记得，后来在清华园里，我碰到宋老师三次，一次在主楼，一次在校园，最后一次是1978年12月24日在大礼堂。那天当我戴着大红花，随着107名“三好学生”走向主席台准备接受奖品时，又见到了坐在观众席里的宋老师。虽然我们没有交谈，但看到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我也非常高兴。我知道，假如几年前没有遇到宋老师，我不可能在清华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没有辜负宋老师的期望和厚爱！

中国有句成语：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现在用这成语的后半句来形容我的心情十分贴切！虽然宋老师与我非亲非故，但他当年敢于冒政治上的风险，录取一名渴望上大学的年轻人，对我来说就是亲人也做不到呀！悔之又悔的是，我忘了宋老师也会变老，也可能生病。没能在他生前再向他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这让我悲痛难忍，遗恨终身！当我看到宋老师的近照时，我的眼睛模糊了，我脑海中当年的宋老师真得老了。然而，我更多的是看到了他永存的善良，智慧和勇于担当。

1978年清华大学“三好学生”奖品

离开清华后的40年里，我坚守着信念，拼搏着理想，遵循着母校的校训，一路艰辛走到今天。今天，我决定要把清华奖励我的《英华大词典》捐赠给母校。这本辞典曾陪伴我走南闯北，漂洋过海，见证了我新疆14年——巴西10年——加拿大16年的奋斗历程。更有特殊意义的是，她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宋老师时得到的1978年度“三好学生”奖品！这本辞典上凝聚着宋老师欣慰的目光，也是以宋老师为代表的清华恩师们高尚师德的见证！

此时此刻，没有什么能够表达我对恩师们教导的感谢之意，没有什么能够表达我对母校培育的感激之情。就让这本辞典携带着我的所有感情吧！当年我带着她离开清华园，现在她要回家了，并且再也不离开，永远与母亲依偎，与清华共存！我相信，宋老师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受到我的真情。敬爱的宋老师，安息吧。

2019-4-22写于多伦多至上海的飞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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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泽方（1932-2018），著名的校园规划专家，生前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1952年就读清华大学建筑系，1954年毕业。毕业后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曾任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二建筑设计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等职。曾参加北京西站广场规划及站房设计、北京东安市场改建工程规划设计、吉林大学新校区规划等重大工程方案竞赛，均获最高奖或并列最高奖。

晚年设计并完成了多项大型商场、旅馆、校园建筑及花园别墅等工程设计。在《世界建筑》、《建筑学报》、《建筑画》上发表多篇文章，并与夫人周逸湖（1954届建筑）合作完成《高等学校建筑·规划与环境设计》、《大学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专著。

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学堂前的校训石就是宋泽方教授设计的。校训石的外形颇具流动感，“静”的石体与“动”的外形相得益彰，进一步体现了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