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那一年，1964年我踏入了清华园，是我的一生中新的起点。1970年毕业留校，从此一直学习、工作和生活在清华。当年入清华时的情景，至今虽然许多已淡忘，但仍有不少点滴记忆犹新。此时，我真想回到那一年，1964年。

（一）

那一年，接到清华的入学通知书，让我喜出望外特别兴奋，全家都很高兴。我能上清华读书，这得感谢杨廷宝先生。他与梁思成均是我国建筑大师，齐名为“南杨北梁”，时任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主任。杨先生家与我家是近邻，高考时为请教填写大学报考志愿，母亲特地带上我去拜访他。我的第一志愿原来是南工建筑系，杨先生一看就说，学建筑，第一志愿要填清华。他的指点决定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虽然我聆听他的教诲不多，但杨先生可谓是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导师。没想到命运选择我会梦想成真，我被清华录取了，不过录取的是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当时简称机械系）。上清华以后，我更是得到了许多老师的指点与帮助，至今铭感不忘。

那一年，我第一次离开从小生活的地方来到千里他乡，由于一直处于兴奋中，离家告别父母时没有伤感，从南京到北京在火车上10多小时竟无一点睡意。到了北京，走出车站很快找到清华新生接待站，上了校车直奔清华园。汽车从北京站开出，路过天安门一路往西，开了好一会还没到，倦意上来迷迷顿顿中到了三院新生报到处。我下了车，看着圆顶红砖的大礼堂及周围的一切，才意识到我已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新生报到处很顺利办完手续，上来一位热情的同学引导我来到宿舍7号楼。这位同学是前一天先到的新生，来自浙江的余官正。他是我在清华遇到的第一个同学，虽然不是同班，但后来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头几天，我漫步在清华园里想熟悉一下环境，游走到工字厅、清华学堂大楼、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和气象台等。看着这些满是历史痕迹曾走出过诸多名人的地方，心想这里就是我要学习和生活六年的地方，将开启我新的人生道路。那时，根本没有料到这里却是我这辈子一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开始了我和清华的不解之缘。

开学了，当我拿到学生证、图书馆借书证，特别是佩戴上白底红字毛泽东主席题写的“清华大学”校徽时，才意识到我已是清华的一名学生了。这些证件上都有我的学号：640483，这个号码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学校的开学典礼更难忘，我们全体新生排队走进大礼堂，第一次来到这里，觉得像进了教堂将要接受洗礼。主席台上一排人中的两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是身穿蓝布干部服的蒋南翔校长，一位是打着西式领结服饰的马约翰先生。两人都讲了话，大多内容记不住了，但唯有蒋校长的两句话“面包和猎枪”和“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至今没忘。“面包”也有说“干粮”，犹如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但仅获得这些是远不够的；因此必须还要有“猎枪”，即掌握学习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可得到更多的粮食。所以，清华要求学生“基础厚，能力强，能创新”。“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是向马老学习，要有健壮的身体。马老童颜鹤发、精神抖擞，那时他已在清华工作50年了。清华自建校起就重视体育，体育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课后的体育锻炼更是活跃。现在“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这句清华人唱响的口号，已深入人心。

机械系也举行了开学典礼，系馆在西主楼的南楼，不久就迁入刚刚落成的9003大楼。系主任是金希武先生，戴着一副金丝框眼镜，是一个儒雅良善的学者。会上由系副主任沈钊讲话，他是高个、红润的脸上总带着微笑。很多年后他因病住院时，我时任系党委书记曾专程看望了这位老系主任，他是一个特别和蔼的人。开学典礼后，我们被留下进行了选专业“民意测验”，当时有三个专业：机械制造、精密仪器和光学仪器，我和很多同学一样填写了“精密仪器”，因为主观上感觉仪器比机械高端、精密比光学高端。

其实，我们的分班在录取时就基本已确定了。命运又一次选择了我，本来想上建筑系结果来到机械系，想学精密仪器又分到光学仪器。说实在话，当时孤陋寡闻的我什么都不了解，自己也并无喜好特长。我们都很单纯，就像是一块泥，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包括后来毕业时，因为那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清华又是“文革重灾区”，我并没有想留校，但却被选中留下当了“新工人”教师。现在回想，确实是命运之神再次眷顾了我，留在清华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从此，在清华进行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五十年，其中有乐也有苦，但终归于是幸运的一生、无悔的一生。

我们是1964级、70届的光0班，全班有36人，其中女同学6人，来自天南地北从黑龙江到广东，以北京、上海、江苏和福建的居多。班主任是康立民老师，他是我到清华认识的第一位老师。康老师为人热情诚恳、工作认真，给予我教诲与帮助极大，后来又一起工作多年，对我的影响极大，他是我一生难忘的良师益友。还有辅导员李中和、级主任陈玉新，李中和是高年级光6的学生，她是一个阳光美丽的大姐姐；陈玉新是刚毕业留校的教师，他像个长兄显得很厚道但讷言，熟识后我们称他“大老陈”。我后来毕业留校工作，在学校工作中与他接触甚多，一直把他当作犹如兄长的老师和朋友。班主任后来换成是心地善良的李克兰老师，待我们如孩子。她工作很认真细致，一直记得我上学时有些血压高，直到几十年后她还叮嘱我注意高血压，很是让我感动，可惜她已仙逝而去。

在第一次班会上，由光学仪器教研组副主任冯铁荪进行专业介绍，听说他是留苏的博士，同学们十分敬仰。他个子不高，浑身充满活力，后来我留校有幸与他一起工作很多年，更是感到他学识丰富、才思敏捷，是一个极其能干的人。尤其是在他带领下进行气体激光器、激光陀螺的研制和应用，他是给我帮助和影响极大的恩师。他患肝炎多年，却一直不惜身体带头力行，终因肝硬化而病逝。临终前他还专门托其夫人校医院陶大夫，将其认真整理的科研资料转交给我。可是我没能完成他的遗愿，这是我深深感到愧疚的事。教研组还有梁晋文、戚康男、王民强、邬敏贤等老师，后来都给予了我很多关爱与帮助，至今师恩难忘。

在这次班会上，成立了团支部和班委会。我被指定为团支书，我感到有点意外忐忑，这不知是否因为我在中学当过学生会主席的缘故。副支书是席珉稼，她是上海女同学，毕业后分配到陕西汉中的工厂，改革开放后调回上海，可惜好景不长她患癌症不幸早逝了。班长是宋小逸，他是一位文质彬彬、本分实在的北京同学，毕业分配到甘肃武威工作，后到国家专利局工作成为专家干部，我们至今常有来往，成为难得的挚友。在大学头几年里，由于班级工作缘故，他俩是我交往最多的同学。

1970年3月，光0班在清华四川绵阳分校（部分同学，31人）

我班的同学个个都很优秀，虽性格志趣各有不同，但互爱互助友好相处，很快就形成一个可爱的集体。我和同学中相处最多的是住在一室的6个人，其中陈文博和刘雪冬是北京人热情大方，常以地主之谊照顾我们其他4个南方同学，宛如故交。大家一起学习讨论相互帮助，躺在被窝里夜话其乐融融，有时也相互争论和开开玩笑。记得最有趣的一次是，刘雪冬从家里带来一瓶北京王致和臭豆腐乳，臭豆腐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来自广西的何同学闻不惯，坚决反对放在室内。起先几次刘雪冬设法藏起来，但无奈味道太浓，何一找就找到了。于是刘搞了一个恶作剧，将臭豆腐乳汤涂抹在何的床头上。只见何推门进来立即喊道：又把臭豆腐带到屋里了。他到处寻找未果，就躺到床上，反而觉得臭味更浓，起身再找还是没找到。可一躺下又闻到，如此反复几次，把我们都笑翻了。

我班有两个稍微特殊的同学贺鹏飞、胡劲波，他们是高干子弟（贺龙、胡克实之子）。在清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不少，但他们和其他同学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待遇，与大家相处颇为融洽打成一片。胡劲波性格开朗为人十分随和，与我脾气相投成为好友，至今时有往来。贺鹏飞，我们都叫他“贺胖子”，毕业后他受父亲牵连吃过不少苦，后任海军副司令，正可大鹏展翅时却不幸英年早逝。他很乐意为班上做事，是我班义务理发师，大一暑期军训时他曾帮助联系到天津杨村驻军66军196师。我们来到部队第一次穿上军装领到一杆枪，队列操练、站岗拉练、夜间演习、实弹射击等，真正体验了野战军部队的训练和军营生活，难得地当了一个月的“兵”。

同学之间的友情最为清纯。毕业40年我们曾聚会，同学们多年不见分外亲热。毕业后大家走过的路各有不同，但都始终自强不息地努力前行，很多同学成为单位的骨干做出业绩，但也有一些同学已故去令人不胜悲哀。不忘同窗六载，同学聚一堂；不枉人生一世，人间走一趟。2020年毕业50年我们准备再聚首，可惜被突发新冠疫情给搅黄了。现在大家虽然身在各方，但心在一起；虽然青春不再、容颜已改，但那份想念不变、情谊依旧。

2010年4月，光0班清华毕业四十周年聚会（部分同学，19人）

开学后第一周是入学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教育，按系组织进行，我参加如此正规的政治学习还是第一回。那时我国已开始“反修、防修”，政治教育的空气已渐浓厚，清华由“工程师的摇篮”成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先是听吕应中讲“又红又专”及200＃核反应堆创业的报告，深为他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感动。又到图书馆参观清华校史展和“反右”展览，展览中印象最深的是画着一群“右派”的“群丑图”漫画，其中有钱伟长。上大学时没见过钱先生，只知他家在照澜院的独门小院里，后来见过两回。

一回是远距离的看到钱先生，“文革”中在清华四川绵阳分校，他来做参加学校组织访问美国的报告，他风趣的话语印象很深。再一回是近距离的，我2009年到上海时拜访了钱先生，他已97岁还担任上海大学的校长。我们一早来到校园里他住的小楼，他的秘书说，钱先生现年事已高一般不会客了，但他听说是清华来人连忙答应第二天就见面。不一会钱先生来了，开口就笑眯眯说：见到母校来人总是让我很高兴。他红光满面，说话底气很足。我邀请他在清华百年校庆时回母校，他说，只要身体行一定去。同时伸出手指笑着说，我可是25分进的清华哦！他对往事记忆犹新、对母校充满情感。很遗憾，第二年他就仙逝了，未能如愿参加清华百年校庆。

入学教育主题是贯彻“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主要采取“自我革命”方式就是全班座谈讨论“红与专”，还设定了如何看待“又红又专、先红后专、先专后红”等议题，深挖“活思想”。所谓“自我革命”，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然后在班会上交流，同学们相互帮助提高认识，但批评需“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如此正规的政治学习是第一次，说实话，因为我们年轻那时思想是比较纯真的，这样的讨论很是乏味，我作为班会主持人很尴尬。但开会不发言又不行，所以讨论起来是“温吞水”，班会既没有过激的话也没有冷场。

后来在年级会上一位制0班同学的话让我深思，他是藏族同学叫达瓦次仁，“达瓦”即月亮，“次仁”代表长寿。他说：我来自西藏，是个农奴的儿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翻身农奴的今天。我不知道什么红呀、白呀，只知道送我来清华学习，我就好好学，将来建设好家乡。他的话十分质朴，他的心十分纯洁，让我心灵受到震动。后来他和低一届的另一个藏族同学阿旺次仁，都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在95周年校庆时我见到了阿旺，方惊讶得知达瓦那时已在几年前病故了，淳朴直爽的他是我第一个少数民族同学，让我扼腕痛惜不已。

开学后终于上课，开始了大学的学习生活。首先数理化基础课都是听大课，数学、物理课在西阶教室上，全年级一百多人都集中在一起听课，第一次这样上课我很不适应故老走神。上习题课、实验课和外语、机械制图课是一个班一个教室，有点像原来中学的味道。但没有固定教室，如制图课在新水利馆、清华学堂大楼和焊接馆都上过。每天上课要看课表找教室，教室分散上下课有的要走十多分钟。课后自习更得自己到处找地方，在图书馆学习最好可是时常没有位置，在宿舍学习太挤嫌乱，所以当寻找到自习教室坐下学习时又好久静不下心来。

好在大一课程都不是太难，学习的压力并不大，但自我感觉学习的适应性差了一些，似乎很久一直没有进入大学学习的轨道。好容易一年多以后我慢慢地适应了，却又碰到了“文化大革命”，不久便全校“停课闹革命”，从此大学的学业中断了。有人说，我们这代人命运多舛，长身体遇到三年自然灾害，长知识遇到十年“文革”。我们这一代人是与众不同，经历了两个“时代跨越”：共和国成立前后、改革开放前后，是那些激情年代的亲历者。总之，人生没有坦途，无论幸运厄运都要坦然面对，自强不息永不止步。

现在回想大学里近两年的学习，基础课基本学完打下一定基础，但是学习除了上课听讲、做作业、做实验，我没有留下特别的回忆。其中，体育课和工艺实习课的学习难以忘记，让我终身受益。清华历来重视“体魄与人格并重”、“无体育，不清华”。体育课上学习项目很多，田径、打球（篮球、排球、足球和垒球）、体操和游泳、滑冰等，既增强体质又增加兴趣。尤其在体育馆里打篮球、练体操，和夏天西湖游泳池游泳、冬天在荷花池滑冰，更是享受。

清华历来强调理论和实践结合、“实践出真知”，我们参加金工实习感到既新鲜又有趣，尝试冷加工车铣刨磨钳、热加工锻压铸焊的各项工艺掌握了基本操作。尤其是后来一年级第二学期参加进行“半工半读”试点，在老师和工人师傅带领下拆装维修了一台C- 618车床，还在车间跟班开机床加工零件，极大增长了动手能力，非常有收获是终身受益。

那一年，学习中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那是年级举行制图比赛，制图老师梁德本特推荐我参加。我也比较自信，但是赛完名落孙山得了第二名。我有点不服气，找到老师看了画的图。我画的图中，有一拐角连接处铅笔描黑时不小心出了头，虽然用橡皮擦了但印痕还在，而那位第一名同学画的图无一瑕疵，我口服心服。事后我责怪自己不够小心，而清华素以严谨著称，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到清华精神传统的教育。

（二）

那一年，在初入学清华的日子里我一直很兴奋，其中一是参加了国庆十五周年游行体会到首都的伟大，二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体会到祖国的伟大。

那时，每逢国庆北京都要举行游行，那年国庆十五周年是小庆要隆重些。群众游行队伍中清华单独组成方阵，由全体大一新生参加。我们有一周的训练，每天下午下课后到大操场排队，每排20多人走队形，虽然训练很单调，但大家热情不减认真参加。10月1日一大早天色微明，我们就集合到清华园车站乘专列火车到西直门下车，然后排队走到建国门处待命。我们统一着装的“标准服”是自备的，上衣白衬衫，下面男穿蓝裤女穿裙。虽然初秋早晨有点凉，但我们年轻心里热没当回事。

直等到上午10点钟游行才开始，清华方阵在群众游行队伍最后。走在长安街上，我看着笔直的大街感到北京的马路真宽，由东往西进入广场，蓝天白云下的天安门城楼庄严无比。游行队伍渐渐口号声越来越响，队形也越来越乱了，原来是大家见到毛泽东主席站在城楼上。我们清华的队伍始终排列整齐往前走，可见清华学生的听话有纪律名不虚传，也许用清华队伍压阵的原因就在于此。我们也很想看看毛主席，只能转过头把脖子使劲伸长，可是距离太远只能见到一个身影，但我总算亲眼见到了毛主席。

下午我们在西单骑河楼清华办事处稍事休息，晚上又集合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联欢。天安门金水桥前当中是清华和北大的圈地，广场上成了人和旗帜的海洋。我第一次深深感到天安门广场之宽阔，感到北京首都之伟大。暮色降临，华灯初放，乐曲声起，人群沸腾。清华文艺社团和军乐队进行表演，然后广场大喇叭响起欢快的舞曲，大家手拉手围成圈跳起舞来。我起初不好意思在一旁站着看，慢慢被感染有人来拉也就上去跟着比划跳起来，乐曲是《青春舞曲》至今没忘。过后，升起了五彩缤纷的烟花顿时把广场上空照的通明，大家欢呼雀跃，一种中国人的自豪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欢畅激情的联欢直至深夜。

我的兴奋之情到10月16日达到高潮，那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下午就传说今天有重要新闻，晚饭后同学们就聚集到大礼堂前，把草坪都挤满了。等到“新闻与报纸摘要”中宣布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广播声中话音未落，大家不约而同一下子欢呼起来，而且一声高过一声淹没了喇叭广播声。一会儿《人民日报》号外来了，我们纷纷抢夺一睹为快，然后敲起脸盆饭盆自发地排着队在校园里游行起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意义难以估量，彻底改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那时我国刚经历了经济困难时期，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终于自力更生研制出原子弹，将多年压抑的情绪与力量一下子喷发出来，大大地长了中国人的志气。那一幕众人欢呼的场景令我终生难忘，我感到祖国的伟大，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那一年是我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而人的记忆往往是生活琐事记得多一些。我不时会想起，初入清华时的生活和衣、食、住、行的种种往事。

先说“衣”。那时实行票证，做衣服买布需布票，加上我的家庭经济不富裕，我平时很少添新衣。要到北京上大学了，除了买了一个绿色的行李箱，就是买了件短棉大衣以御北方之寒。其他以前穿的旧衣服，只要不是太破的都塞进了行李箱。那时清华不用交学费和住宿费，但吃饭穿衣、书籍及学习用品需自备，生活困难可以申请“人民助学金”。我班家庭生活困难或不宽裕的同学很多都申请了，助学金最多是每月15.5元，我也申请到每月5元助学金，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我深感钱来之不易，自然要节约省着花，能不花钱的绝不乱花，真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我穿衣服很爱惜，但毕竟旧的容易破，就自己动手补，针线活从中学就学会了。后来有同学发明了用橡皮膏补衣服的办法，即用橡皮膏从衣服里面贴在破洞处，如果有露白再用墨水涂抹。这办法真是高招，补衣服又快又结实。那时线袜便宜却不经穿，我穿袜特别费，最怕的是袜子破了要补。记得一次中午顾不上午休补袜子，好不容易补好穿上，等到晚上脱鞋一看又破了，只能无奈地望“袜”兴叹了。后来我们参加“半工半读”每人发了一套蓝色工作服，因为是帆布做的特别耐穿耐磨，成了我一年四季不离的衣服。“人靠衣服马靠鞍”，穿上这套工作服人显得精神，所以这是我那时最喜欢的一套衣服。

再说“食”。清华食堂由于学校重视一直办得比较好，师生共有15个食堂，其中有回民、留学生食堂，后来还有女生食堂。每个食堂都宽敞整洁，主、副食花样不少。学生按系分别就餐，我们机械系和冶金系等在七饭厅，饭厅为清华建筑系设计的薄壳屋顶结构，是学校较大的饭厅。起初，每月伙食标准为12.5元，不久后就升为15.5元了。吃饭用学校印制的饭票，是用彩色纸按月份分为主食票和菜票，主食票又分为米、面和粗粮票一两、二两，菜票则按每日分早、中、晚餐票。这么多饭票真复杂，每吃一次饭要撕好几张票。饭菜票是由班伙食委员每月收齐同学们的钱和粮票后，到膳食科领取分发，每月吃不完的饭票可以退钱和粮票。

到了北方，我首先遇到的不适应就是吃不惯，这并非是因为我挑食，而是因为我是南方人饮食习惯不同。那时人们肚里油水少，特别能吃，而粮食是定量供应，国家照顾大学生每月36斤，能吃饱没问题。我吃不惯主要就在主食上，因为从小在南方顿顿是吃米饭，偶尔吃点面食。而北京按比例供应，大米只有20%，白面是55%，剩下25%是玉米面（俗称棒子面）。大米每月只有7斤多，我一顿饭可吃半斤，没几天米票就吃光了。于是平时不吃米饭了，改成集中在周六周日吃，自嘲“周末改善伙食”。不吃米饭，只有吃馒头了。白面馒头是细粮，可是吃到我嘴里就是老在喉咙眼打转吞不下去。原因是南方人唾液少，吃面食时嘴发干，必须一口馒头一口水才行。我觉得白面不如粗粮玉米面好吞咽，所以宁可吃玉米面窝头。当然，后来渐渐地总算适应吃馒头了。

在北方吃主食不适应，吃菜更不行，因为与南方花色品种繁多的蔬菜相比，北方的菜太少了，而且缺肉少油水的大锅煮菜令人没胃口。夏季蔬菜还行，水果也多，西红柿一角钱可买一脸盆。但到了冬季，蔬菜只有“三大一土”（大白菜、大萝卜、大葱和土豆），北京大白菜挺好吃的。食堂唯有饺子好吃些，可惜并不常有。好在我吃东西不是讲究人，这一切都慢慢地克服适应了。人很奇怪，现在米面随便吃，可让我顿顿吃米饭反而又不适应了，要隔天吃些面食才舒服。其实，食堂的大锅菜不好吃，北方饭店里的炒菜还是很好吃的。那时清华照澜院有一家小饭馆，铺面不大也就放下四五张桌子。一天，同学孙龙成热情邀请我在这里吃饭，点了木须肉、京酱肉丝等。我好久没有吃到如此美味的菜，吃得狼吞虎咽。这第一次光顾饭馆，让我记了一辈子。

还有“住”。当时清华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学校，有一万多人，学生宿舍也就不少。除了原先的“清华八斋”：明斋、善斋、新斋、静斋、平斋、强斋、诚斋、立斋，还有后建的学生宿舍楼1—13号楼。我们系和冶金系男生住在7号楼，我班男生宿舍共有5间在第四层楼的西头，女生在北面6号楼，两楼中间是七饭厅。我住在423室，每室面积10多平米住6人，配备双层木床、双屉桌各3张，显得十分拥挤。大家朝夕和睦相处，宿舍就是一个小家。可惜，现在学生7号楼等已被拆除，我很遗憾没有拍张照片留下它的踪影。

清华学生住宿条件还是可以的，就是人多挤了一些。满意的是，北京冬天很冷但有暖气可太舒服了，在南方过冬是屋里屋外一样冷。而且清华很照顾师生，北京市规定11月15日到3月15日为供暖期，清华则从11月初直到第二年3月底。北京的夏天虽也热，但一到晚上就凉快了，冲一个凉水澡入睡很爽快。可是我仍怕过夏天，因为每到晚上，天上的“飞机”（蚊子）、地上的“坦克”（臭虫）就开始联合进攻了，常被咬的到处是包，痒得无法入眠睡个好觉。

蚊子可以用挂蚊帐抵御，然而对付臭虫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它无缝不钻防不胜防。据说，臭虫是“清华一绝”，所以每到5月份必定要全校宿舍集中大扫除一次，即大家把被窝行李搬出楼外晒一天，在木床上涂抹农药敌敌畏并封闭门窗以灭杀臭虫。但是收效不大，年年杀年年还有，可以说这些臭虫是吸着清华学子的血传宗接代的。然而现在臭虫没有了，真成了“清华一绝”。臭虫为什么会灭绝了？我猜想，很可能是因为“文革”中1967年夏清华发生“百日武斗”，同学们纷纷逃离学校，宿舍全空了无人住，臭虫也就饿死并且绝了代。

最后说“行”。在清华校园里，“行”就是步行，除了极少数同学有自行车外，我们就全靠两条腿走。清华校园比较大，上课没有固定教室，而教室地点分散，因此下了课就要往下一堂课教室赶，有时从东区焊接馆教室下课再赶到西区化学馆做实验紧赶慢赶也要10多分钟。说到校园里的“行”，还得说到长跑。长跑是清华体育的一个特色，那时每天下午课后校园里到处可见长跑的人。我也常参加其中，有时在操场跑道上跑，有时在校园马路上跑。我还参加了民兵训练长跑，背着“三八式”大盖步枪，绕着校园围墙根的崎岖小路跑。长跑，既要有体力更要有毅力，所以是最能锻炼人的意志的运动。

当时清华校园是“一大、二乱、三脏”，除了二校门、大礼堂中心区景色尚好外，其余地方真不敢恭维。二校门前有条河万泉河流经整个校园，说是小河还不如说是条大水沟，河里淤泥堆积，两边杂草丛生，到上世纪80年代才整修为现在的模样。南校门进来到照澜院还是一条2米宽的弯曲土路，两边有高大树木犹如森林小道，也是在80年代为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问才修成笔直的大道。西边，近春园荷花池也不见朱自清《荷塘月色》描写的优美风景，而是遍布杂草乱石、满地枯枝败叶，是人迹罕至的荒岛。

校园东边，那时东、西主楼早建好两年，中央主楼刚刚竣工，主楼前面还是建筑工地杂乱无章、有一大片坟地还没迁走。我到清华第一次迷路，就在这里。那天吃完晚饭天色还早，我就一人前往五道口，那里只有商场和工人俱乐部，转了一圈后往回走。此时天色已暗，快走到学校迷路了。远远看见主楼的身影，可是地面七高八低没有路，一片漆黑没有灯光，我只能摸索往前走。正在我一筹莫展时，走过来一个高年级的学生，见我迷路就带着我拐了几个弯来到了西主楼。我刚言谢还未问姓名，他已匆匆走了，遗憾没有看清他的模样。

说到“行”，还不得不说到外出校园。清华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海淀，通往城里只有一条公路。那时北京城区就到新街口、西直门，再往北是农村农舍、小麦和玉米地农田。清华四周也都是农村为东升公社，地处郊外僻静是个学习的优雅环境，所以到天安门去叫“进城”。解放前，城里到学校只有骑驴和人力车，清华有校车每日来往一次。解放后，进城可以乘火车，郊区列车从西直门到南口，清华园到西直门只需5分钱。更多还是乘公共汽车31路（现为331路），从清华园到平安里，北大那边有32路汽车。那时物价便宜，坐汽车进城车费是2角钱，加上吃顿饭只花几角钱，身上有一元钱就可去城里逛一趟了，而如今一元钱连一瓶矿泉水也买不到。这些年来，清华周边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原来荒凉的郊区已成为繁忙的闹市车水马龙，与当初已是沧桑巨变面目全非，我有幸目睹了这一历史变化的进程。

岁月渐渐远离，但那一年永远停留在我的心里。大学生活是美好的，我尤其怀念初到清华时的情景和往事。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动荡后，更感到平静的学习生活是那么让人留念。那一年冬，我是第一次离家在外过新年，在清华西大饭厅与同学们一起听新年钟声响起，与众多相识的、陌生的同学一起忘情地欢呼新的一年开始。从此，我和清华开始连在一起，真想回到那一年，因为那是一段令我最难以忘怀的岁月时光。

那一年，我还清楚地记得，冬天的雪很大，头回领略到银装素裹的北国风光洁白的世界，清华园的雪景真的很美。

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