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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际平（1978级精仪）

承宪康老师去世后，我默默地关注着相关的纪念活动，曾想写一写与承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但读过他许多同学和同事发表在校友网上的纪念文章后总感到我和他的年龄差距较大，与他的交往也不是很多。但是纠结多日之后，我终下决心将这点滴的交往写出来，并以此记录下清华晚辈学生对承老师的纪念和由此而引发的思索……

其实我很早就听说过承宪康老师的名字，应该是在“文革”的后期。一次在家里听到我母亲（严兆云）说过一句话：“承宪康是个好人。”“文革”前母亲曾经在机械系办公室做过多年的秘书工作，当时她讲这话是否与她与承老师在工作中的接触有关我忘了，不过从那时起承宪康这个名字就印在了心里。多年后读到刘冰的《风雨岁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234），我想其中的一段可以为“好人”二字作最好的注解：“对我的批斗，在这里也常常以系为单位，按班组分开或合起来开批判会。每次批判会都搞突然袭击，总是临开会前几分钟才通知我，来叫我的人像押犯人一样，一边一个跟着我，催逼着我快走。只有机械系的几次批斗例外，这几次来通知我的是该系一位教师、校团委的干部承宪康同志。”“看看周围没有人时，他就小声告诉我批判会是哪个教研组教师或哪个年级的学生召开的，参加会的有多少人，谁主持会，批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然后还嘱咐我：不要紧张，批判还是老一套，他们问什么你应付几句就行了。”“为了将来，你要注意身体，饭要吃好，别生病，这很重要。你要注意啊！”

开始与承老师交往仅限于文字，就是一份电传。来美国留学后，渐渐地在好友杨嘉实的影响下，我开始学着嘉实兄关注起了清华大学的历史。校史其中一段尤其引发了我们共同的兴趣，“七七事变”后，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南迁至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由于日寇紧逼，1938年2月临大师生分三路由长沙奔赴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其中一路由近300名学生、11名老师和教官随队医生若干名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这路人马自1938年2月20日由长沙出发，主要是依靠步行于4月底到达昆明。说来也是缘分，嘉实兄的父亲（杨式德，12级，1917-1976）和我的父亲（史国衡，11级，1912-1995）同为这支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队伍中的学生成员。更为可贵的是，当年杨老先生以日记的形式记下了整个行程，并两次正式出版（《联大长征》新星出版社，2011，201）。记得嘉实兄曾将日记手稿复印邮寄给我，捧读着它内心可以感受到实实在在的震撼。为此我们于1996-97年间探讨过重走这条湘黔滇南迁之路的可能性，我从美国联络清华校友会寻求湘黔滇当地校友资讯和可能的资助。马上就收到了承老师从清华校友会的回复，他热情的鼓励我们“这是一个好想法”，并提到北大的学生社团“山鹰社”正在组织类似的重走活动。并建议我们“参加他们的活动为宜”。回复是发给我的电传，有承老师的手写签名和日期：1997年7月10日。可惜当年大家都是忙于日常琐事，我的两个孩子也还小，最终没能成行。以后在美国的日子里东奔西跑经历过多次搬家，但是这份一页纸的电传却还一直保留着，将它珍藏着也是为记载下我愧对承老师的支持和鼓励那份负疚的心情。

后来与承老师的面对面的接触是我和杨嘉实、陶中源组织、编辑《家在清华》一书之后，我们计划在2008年4月底清华校庆期间搞一个首发/赠书仪式。也许是为了当年的那份愧疚，我打电话给承老师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现在想来莫非当时就有了日后他重病的征兆，记得他当时接到我的邀请直接说到近来筹备和参加校庆活动感觉很累，但是他还是耐心地向我详细了解编书的思路，作者情况和当日活动的目的和内容等等。显然他对此书还是很感兴趣的，并明确表示一定会参加我们的活动。那天他精神焕发如约而来，会后留下来愉快地和大家交谈。我当时还在想，清华去过江西鲤鱼洲干校的人肝都不大好，容易感到累，活动过去后也没太多想。但是活动刚过不久承老师就给我来了电话，说有东西要给我。见了面才知道这是他看过全书之后记下的一个勘误表。其中一个更正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更正一位作者对自己父亲职称的记述。我想他一定是认真地看了书中的每一页，这一切如果没有对校史的了解，没有对清华的热爱是断不可能做到的。谈话之间他非常坦率地告诉我对此书的一个遗憾，可以感到他的措辞还是很慎重的，大意是说有两位作者为此书写序，其中一位是清华的老学长，大家没有任何异议；另一位是年轻学者，写了许多与清华相关的东西，校内有人对他有意见。我是第一次听说清华校内有人会对此书的写序人持有异议，人是我请来写序的，面对的又是一位学长，加之本人定力不足，我也坦率而婉转地回应了。在清华校史的研究中，对于有些不合潮流，不符正统的文章和作者应该持有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西谚：我可以不赞成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古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许都是这个意思。此次见面过后，我多少有些后悔，人家是出于关心和爱护提出了自己的或反映了他人的意见，应该闻过则喜，如此应激反应有可能会伤害我与承老师的关系。但是结果恰恰相反，等我下次回国时承老师盛情邀请姐姐和我到清华甲所餐厅一起吃饭。我深为承老师的长者风范和宽容的心态所折服。当日晚餐有几件事我记得清楚，一是我们谈到在江西鲤鱼洲下放劳动对身体健康的严重伤害。鲤鱼洲原址是一个劳改农场，因为发现血吸虫(俗称小虫)疫情才搬离。后来听说当时在选址时就已经知道这些情况，但是最终清华和北大的农场还是选在了这里。我一直就想了解当时选址的情况，可惜当天的聊天没有深聊这一话题，承老师讲到我父亲当时已经年近六旬竟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下田干活。他还说到人越是年轻染上了小虫病的机会越大，或者说小虫对身体健康的伤害也越大。后来承老师曾经和许多清华的人住到了南昌市内医院治病。晚餐中还有一件“趣事”难忘：在国内吃饭我比较怕到最后宾主双方为谁来付款而争执，更何况承老师是长辈理应我来付费。我借口离开餐桌来到收银台，但服务员明确地告诉我说餐费已经有人结了。承老师明显已经识破了我的“小伎俩” ，等我回到餐桌时看到他在对着我微笑（他该不会是在心里说，你小子还嫩点）。另一件事难忘是他详细问了我的一位大学同班同学（留学后定居法国）的近况。以前总觉得承老师是对清华老一辈的校友很熟悉，但是没有想到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一辈的校友也有了解。

近些年来执教于北美的嘉实兄每年暑期都会在国内高校讲学，我也是经常往返于中美之间，我和承老师的交往理应更多才是。但从2009年后开始不断地听到有关承老师发病的消息。为此我从美国买了些营养品，如何送给他却成了问题。东西一直放在姐姐的家里，每次回国给他的电话也总没有人接。我也不敢冒然登门拜访。对承老师病情的关注，和对当年曾经探讨过重走联大湘黔滇南迁之路的可能始终萦绕在心头。至清华百年校庆之际，内心的那份难分难舍的情怀再也捺不住了。2011年的夏天，嘉实兄和我相约7月6日自长沙开始部分重走联大南迁之路，虽然仅仅有两三天在路上，这是以行动为病中的承老师祈福。7月7日在旅途中，草就一篇文章《我们走在大路上》发表于校友网，文章的结尾是：“这是一条父辈走过的路，我们在路上缅怀着清华的先贤，并以此作为对母校百年校庆的纪念，这同时也是作为我们对承宪康老师奋战病魔的支持和祝愿。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一颗心走在这条大路上。”

从湖南回到北京之后,我想着如何将东西还有我们的祝福送给承老师，电话还是没有人接。回到美国后，我将校友网上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下载打印直接邮寄到清华17公寓承老师收。10月间当我又回到北京时，姐姐告诉我承老师已经来过电话，说希望我能去他家一趟。就这样2011年10月28日早上9点，我如约又一次来到他家。我事先已经想好，看望病人不可久留，以10-15分钟为限。见面后看到承老师气色还可以，或者说比我想象的要好。落座后，承老师马上讲起他入校的年代，还有“文革”后学校领导找谈话，他不情愿地进入校领导机关工作。接着从发现病灶到已经做过的8次化疗，一一缓缓道来，难以想象一个身患绝症的人能如此镇定地谈论自己的病情。他告诉我现在的治疗手段既是杀死病变细胞，同时正常的肝脏组织也基本坏死。谈话之中他站起身服药，我试图帮助搀扶，他却不让。我看时间不短试图告辞，他也不让，说让我等他服完药继续聊。我又一次提起当年干校选址的问题，因为我总觉得当时应该会有不同的选项。承老师讲到当时管理清华的军宣队为选址找到南京军区，首选是位于江苏省的洪泽湖边上一处农场。那地方条件较好，距离北京也近。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选择了因为发现小虫疫情而搬迁的江西鲤鱼洲一处劳改农场原址。理由竟然是：选择一个条件艰苦的环境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承老师讲当时的军宣队是知道小虫病的，都尽量不下田。我静静地听着承老师的讲述，脑海中如同电影般闪现出一幕幕画面，其中有父亲鲤鱼洲回来后每次体检都是肝大，脾大；有中源兄的文章：“很快，我参加了附小冰球队，之后又去什刹海业余体校训练，12岁入选北京少年队冰球队，16岁入选北京冰球队，20岁成为北京冰球队队长，参加了数次全国比赛。遗憾的是，1971年当我由江西鲤鱼洲回北京参加全国比赛时，第一次在比赛中觉得累，原来我在鲤鱼洲得了血吸虫病，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再继续参加大运动量的比赛，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我所钟爱的冰球事业” （《家在清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117）；还有干校地址公布之后，一位清华教授的子女因为在江西工作对鲤鱼洲当地的血吸虫病有所了解而被噤声。眼前的承老师正是清华大学许许多多因鲤鱼洲干校肝脏从此受损而终身罹患群体中的一位。我总是在想，校内西大操场边上有一个清华英烈碑，是纪念那些曾经为理想而牺牲的前辈。在清华还应该树起另一块碑,是纪念那些曾经被剥夺了理想，被牺牲了身体健康的人们。上面应该有承老师的名字，还应该有许多清华人的名字（其中一位是材料系教师成克强，1995年因肝癌去世，年仅49岁）。

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流逝，最后感到实在不能再打扰了匆忙起身告辞。临别时承老师送给我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的两包书，是一些校友之间往来的刊物印刷品和承老师一篇为恭祝老校友杨绛先生百岁大寿所作《仁者寿》的影印件。出门后再看表，此次见面竟有近50分钟。离别时分我并没有预感到这将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我还心存幻想，也是心存祝愿 ：我们还会再次相见。没想到这竟是我们今生今世的永别！

但是，承宪康老师在天上还会继续收到人们对他的祝福。嘉实兄和我已经约定今年5月中，再次于长沙聚首，继续（部分）重走联大湘黔滇南迁之路。这是我们对清华先贤的缅怀，也是我们为承宪康老师再次送上的祝愿。承宪康老师在天上还会继续看到有晚辈学生为保存那些不应该忘记的历史而努力。

我想，这可能就是对承宪康老师最好的纪念……

2012年3月27日, 承宪康老师七七冥日，于美国康州

后记：为尊重当事人，曾将初稿分别传给杨嘉实，陶中源和家姐审阅，并及时收到了反馈意见，谨向他/她们表示衷心感谢！如有读者对文中有关清华鲤鱼洲干校的文字有不同或补充意见，请与本文作者联络。通讯地址：jshih2288@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