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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缺钱购买黑体设备，黄正宇和他的伙伴们用太阳作为黑体源，每天坐等阳光，下午3点到5点，阳光斜射办公室，一帮人抄起工具抓紧做实验。

黄正宇本可以不用如此“窘迫”。如果4年前他不选择回国创业，而是留在美国，他所需的设备只需打个报告，就能随时送到。

但是，黄正宇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生活，归国创业。那年，他31岁。

在清华科技园的一个小办公室，他和文进创立北京蔚蓝仕科技有限公司，从事光纤传感器及光纤传感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4年的时间，公司业务蓬勃发展，注册资本从50万元发展到1710万元，当初的6人团队也发展成现在的73人。公司已拥有多项光纤传感的自主核心技术，其中4项具有世界领先性。

回首4年的创业史，黄正宇丝毫没感到艰辛，支撑他一路走来的，是一颗家族传承的“实业报国”心。

想好的事情，就不给自己留后路

1999年，黄正宇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2000年8月，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留学，2005年12月，获得电子工程系光博士学位。

毕业后，他进入美国某知名光学公司，成为首席光学专家。一上任，他就有惊人之举：在4个月的时间里，帮助公司完成了花5年时间、耗费4000万美元没有解决的难题。

谈及此事，黄正宇轻描淡写。他说，“我发现公司的基础技术方案出了问题，我到了公司之后，在技术方案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帮公司攻克了一些封装、材料、工艺、算法层面的问题。节省了大笔费用。”

在美国的生活无忧无虑，他完全可以拿着高薪，舒舒服服地过一生，但是创业的愿望始终在心中涌动。“如果我想留在美国，或者给自己留后路，我会申请绿卡，但是我一直没那么做。”黄正宇说。

谈到创业，黄正宇提到一个重要的缘由：家族的传承。

黄正宇出生在上海。从他记事起，姥爷就是自己的偶像。他听姥爷讲过很多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实业报国。

家人常说，在抗战时期，姥爷在上海经营一家很大的棉纺厂，家境殷实，曾有人提出让姥爷为日军做军服，老人家断然拒绝，因此还吃了不少苦头。建国前，老人曾有机会携全家去台湾，但是为了工厂和员工，他选择留在上海。

老人家重视教育，四个孩子，两个上了清华，两个上了北大。临终前，老人家对子女说了两个遗愿，一是希望未来子孙能继续办实业，二是希望后代能出钱办教育。

黄正宇铭记在心：“他老人家一辈子都在实业报国，这也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创业的种子。”

在美工作一年后，黄正宇找到了必须马上归国的理由。

“美国的光纤传感技术，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我慢慢地发现，公司研发的一半产品，是以军事用途为直接目标的，而其产品的目标可能就有中国。”黄正宇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怎么能帮他们做这样的研究呢？”

2007年8月，他果断放弃高薪，回到了北京，没有丝毫的犹豫，“我做事情的风格就是果断，想好的事情，从不给自己留后路。”黄博士说。

艰苦的环境一样能搞研发

在清华东门的一个小办公室，黄正宇和文进拿出了全部积蓄50万元，开创了北京蔚蓝仕公司，第一批员工只有6人，公司的目标是光纤传感器及光纤传感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当时，国内也有开展相同业务的公司，但是在技术上与美国和欧洲的公司相差10年以上。

缺少研发资金是黄正宇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光纤传感实验中心。黄正宇介绍，从1997年到2010年，该中心的实验经费就高达3000万美金。在读博士的时候，如果黄正宇想买一台实验仪器，只需打个报告，就能很快批复下来。可是回到北京之后，这样的条件就完全不存在了。

讲创业的艰难故事，黄正宇面带微笑，没有丝毫的抱怨。他说，艰苦的环境一样能搞研发。

黄正宇张开两只手，并在一起，上下搓动，“当初，我们没有钱，为了做一些光学实验，连手都用上了。这样搓动，为的是用指缝的交错对光源进行斩波调制。我们甚至还用电风扇的叶片旋转来做光学斩波器，来做光学实验。”

就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黄正宇带领团队，完成了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08年，黄正宇获得国家级留学人员择优资助；2008年公司承担国家十一五科技重大科技专项子课题“智能完井关键技术研究”；2009年，黄正宇入选“千人计划”，并当选中关村高端领军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和北京“海聚工程”首批海外高层次人才。

蔚蓝仕公司公司已拥有多项光纤传感的自主核心技术，其中4项具有世界领先性，在国内光纤传感器领域具有巨大的技术优势。公司已申请专利11项，其中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两项、外观设计两项，软件著作权登记6项，另有近60多项国内外专利正在申请中。

“如果我的教授知道我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现在的成绩，他会感到非常惊讶的。”黄正宇说。

展望未来，黄正宇充满希望，公司目前已经研发出六条产品线，第七、八条产品线预计在明年下半年完成。黄正宇说，“我们基本上已经把光纤传感过去40年内验证过的有市场潜力的东西都做出来了。”

蔚蓝仕的目标是什么？

黄博士说，“要成为全球光纤传感技术的领先者。”

（记者　辛明）

转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