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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邂逅集》60年后再出版

2011-12-06 |

《邂逅集》,汪曾祺著,河南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

19494月版的《邂逅集》。

  汪曾祺先生晚年自述,“我读了高中二年级以后,日本人打到了邻县,我‘逃难’在乡下,住在我的小说《受戒》里所写的小和尚庵里。除了高中教科书,我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本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我于是翻来覆去地看这两本书。”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还有沈先生。”(《两栖杂述》)

  当时沈从文先生没有一年级的教学任务,汪曾祺直到第二学年才选上他的课,开始与他有所接触,“沈先生一共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我都选了。”(《自报家门》)沈从文讲课的方式很宽松,对青年的帮助更是不遗余力,“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在回忆沈从文的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中写道:

  “我在昆明写的稿子,几乎无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一九四六年,郑振铎、李健吾先生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沈先生把我的《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寄去。这两篇稿子写出已经有几年,当时无地方可发表。稿子是用毛笔楷书写在学生作文的绿格本上的,郑先生收到,发现稿纸上已经叫蠹虫蛀了好些洞,使他大为激动。”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西南联大中文系》)他读书随心所欲,也没有什么系统性,“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我读了一些茀金妮亚·沃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段。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自报家门》)

  大学期间的生活也有旧式文人的一面,其中参加曲社的活动也让其念念不忘。一方面是现代主义的熏陶,一方面有士大夫的情趣。这两者对他后来都有影响,所谓处乱不惊者正是。“人心浮躁之际,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漩涡中的砥柱。”(《晚翠园曲会》)这与其说是对拍曲者的誉词,不如说自己价值观的流露。他的审美趣味,在那时候基本确立起来。

  汪曾祺的文章中讲,他在大学二年级才开始写作,“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泡茶馆》)目前所发现的汪曾祺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钓》,刊于1940622日的《中央日报》,篇末标注“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昆明”,即1940412日写就,比他说的时间还要早一些。1941年,已读到大学二年级的汪曾祺,开始参加联大的文学社团文聚社的活动,随后在《文聚》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待车》。

  作为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得意高足”,汪曾祺和沈先生的交往还是很多的,沈先生“每次进城(为了躲日本飞机空袭,他住在昆明附近呈贡的乡下,有课时才进城住两三天),我都去看他。还书、借书,听他和客人谈天。他上街,我陪他同去,逛寄卖行,旧货摊,买耿马漆盒,买火腿月饼。饿了,就到他的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自报家门》)

  因为没有参加必修课体育和大二英语的考试,汪曾祺未能在1943年夏天如期毕业,滞留于西南联大补修课程,19451月方离校。随后到昆明联大同学开办的私立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便是这时写的。

  19467月,汪曾祺又从昆明经越南、香港辗转去了上海。在上海,他结识了沈从文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和散文家、藏书家黄裳。据黄永玉回忆,“我认识他时,他在致远中学当老师,是李健吾介绍去的。表叔来信让我去看他,就这样认识了。每到周末,我进城就住到他的宿舍。与他住在一起的是个在《大美晚报》工作的人,总是上夜班,这样我就可以睡他的床。那是一张铁条床,铁条已经弯了,人窝在那里。记得他在写给表叔的信里说过,永玉睡在床上就像一个婴儿。”(20081217日,黄永玉与李辉的谈话)黄永玉的文章数次提到三人早年的这段经历:“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得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太阳下的风景》)“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的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黄裳浅识》)

  汪曾祺于19483月离开上海,转赴北京,在上海的时间不足两年,但《老鲁》、《戴车匠》、《落魄》、《鸡鸭名家》等作品都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发表的。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的出版,也和这段经历有关。黄裳的文章《忆曾祺》提到:“在巴金客厅里,曾祺只是默坐旁听,持谨慎态度。对巴金不失对前辈的尊敬……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是在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里面世的,我想这可能是萧珊推荐的。”

  《邂逅集》正式出版,已在19494月。这个集子收入短篇小说八篇,为《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邂逅》,是汪曾祺1940年代创作中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时,作者曾把《复仇》、《老鲁》、《落魄》、《鸡鸭名家》“作了一些修改(但基本上保留了原貌)”后收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所收的上述四篇小说,也是经作者修改的文本,当年形影已渺乎难见矣。所以,《邂逅集》今以原貌呈现,实已与初版时相隔六十余年。本书据《邂逅集》初版本排印,由繁体直排改为简体横排,仅对少量明显错讹作了订正。某些当时普遍使用的字词,在现行词典中列为异体字或异形词,则不作修改。(李建新)

转自南方都市报 20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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