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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爱国者和教育家

——纪念父亲钱伟长先生诞辰100周年

钱元凯

（2012年9月26日）

感谢清华大学在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隆重的举办这样一个纪念座谈会。

清华是我父亲与母亲的母校，81年前父亲踏进了清华园的大门，此后在这里求学、任教度过了40年的光阴，把自己一生最富创造力的壮年时光留在了这里。尽管在这里历经荣辱，但是他一直对母校满含着深情，关心着清华的发展。现在，在他离校将近30年之后，母校仍然惦念着他，我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分外宽慰，我仅代表我们全家再次向校领导、向全体清华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父亲去世之后，各界对他有诸多的评价，但是总结起来，我觉得可以归纳为六个字：“爱国者、教育家”。

父亲用自己的一生表明了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祖国的一往情深。大家都知道，为了振兴中国，他弃文从理；在国民党统治下月薪仅够买两个暖水瓶的艰苦环境中，为了表明“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毅然放弃了赴美年薪数万美元的科研工作。

父亲用一生的实践表明爱国是做一个中国人的底线。他以毕生的言行教育我们：祖国是养育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母亲，我们不能要求自己的母亲永远年轻美丽，永远关爱呵护她的儿女，但是作为她的儿女，我们却应当与她荣辱与共，永远无怨无悔的关爱她、呵护她。1972年周总理点名让父亲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赴欧美访问，当时对这个中国高教界一号大右派、清华有名的“白旗”样板、至今仍在工厂劳动改造的反动学术权威，能否担此重任，许多人表示极大的担心甚至是坚决的反对。但是父亲没有辜负总理对他的期望，在国外各种外事活动中，得体地应对国外记者刁钻的提问，维护了国家的形象与尊严。文革十年，父亲的学术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不能随意用自己的名字发表论文，他情愿用别人的名义发表，我问他为什么，他淡然的回答：“这些工作对国家有用，既然对国家有用，用谁的名义发表又有什么关系！”

所谓“万能科学家”是他被错划为右派的几大罪状之一，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却从来没有背过包袱。他本人专攻应用数学与力学，但是从错划为右派之后，除本人的专业之外，研究项目涉及高能电池、坦克装甲防弹、大电机结构设计、波纹管、汉字编码、河道治沙、信息技术等等，而且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父亲是科学家，更是教育家，学术研究与办教育归根结缔还是为了振兴中华。他认为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一个民族的繁荣昌盛，不能靠少数精英，要靠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因此，从50年代担任清华教务长以来，他就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办学中。根据他在国内外亲身的经历，当时就提出反对理工分校、反对全面移植苏联的教育体系、反对轻基础重专业的课程设置、反对理论脱离实际、贯注式的教学方法……等等，可惜其中许多想法超越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甚至成为错判右派的罪证。但是对于改革高等教育，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他几经挫折却始终矢志不渝。终于邓小平同志任命他为上海工业大学（现在上海大学的前身）的校长，在70高龄的时候，为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27年间，父亲在上大不要工资、不要房子，与全体师生员工一起呕心沥血，贯彻他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理想，拆掉了学校与社会、学生与教师、教学与科研、科系与科系四道墙，将一所不足两千学生的市属工科大学，建成拥有4万学生的综合性大学。

文革结束，可以放手工作的他迎来了科研工作井喷似的大爆发，短短几年间发表了120万字的学术论文，而且常常兴奋地表示、可做的课题太多了，要大干一场。但是接受上大的任命后，他的学术研究立即减速。我曾问过他，作为学者、停下学术研究，每天陷在办学的事物中，值得么？父亲毫不犹豫地告诉我：“科研成果仅惠及一个学术领域，办学少则能为国家输送成千上万的人才，多则成功的经验可以惠及全国，值得！”。

父亲去世后上大学生最常用的悼词是：“钱校长，来世我们还做你的学生！”。父亲把晚年全部心血洒在上大的校园里，上大的学子则将他的精神永远深藏在自己心中。我才真正明白：办教育，值得！

父亲用他的一生，成为我们做人的楷模，也是留给我们晚辈最大的精神财富。我们希望他的精神能激励清华的学子，将你们的母校也是他的母校建成世界一流的知名大学，这也将是对他最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