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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敬爱的钱伟长先生

航院教师代表 谢志成

（2012年9月26日）

今天我很荣幸分享些许向钱先生学习与共同经历的点点滴滴。记得在1955年，我第一次听钱先生在清华开讲的“应用数学"课，那时听讲的场面可谓人山人海，站满了整个大阶梯教室，真是盛况空前。

1958年钱先生调入我所在单位，材料力学教研组。有一段时间我和先生一起做电缆材料性能测试实验，参加过他指导的两个研究课题。“文革”后期又一起下放工厂劳动，和先生接触较多。“文革”后，我曾参加钱先生主持领导的“波纹管弹性元件研究"的大课题，为先生管理研究项目和他的研究生做一些具体的工作。自1977至1983年，跟着先生学习和做研究。先生到上海任职后，每逢年节或他回京期间，我也会到他家中探望。和先生联系较多，对先生的了解自然也较多。

钱先生是一位十分爱国的科学家。他一生热爱科研事业，时刻想着为我国的科学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解放初期，他要担负学校繁重的领导工作，又有众多的社会活动，更要花大量的精力为新中国制定“自然科学12年规划”。他只能靠每天晚上九点后挑灯夜战，专心搞科研工作。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弹性力学”专著。1957年前他已发表了20篇论文，完成了如“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重要研究，也因此获得1955年国家科学奖。

1958年至1977年间，钱先生身处逆境，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坚守信念，努力做他自称为“地下科研”的工作。先生许多突出的研究成果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取得的。1964年先生写成重要论文“关于弹性力学的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比后来国际上广为流传的鹫津久一郎的相似论点早4年之多。但论文一直到“文革”后才发表。那段时期，他白天要参加劳动，有时还要挨斗，夜里他却埋头研究“三角级数求和”，列出一万种三角级数之和的大表，完成了“轴对称环壳一般解”。他开讲了如“晶体弹性力学”、“颤振理论”、“空气弹性力学”、“应用数学”、“微分方程理论和解法”等，共计12门不同课程，写出约600万字的教材，为培养我国青年科技力量努力地工作着。

1968年后，先生的处境有所改善。他的精力一度转向工程实用研究。他下工厂和师傅们一起设计制造了800吨水压机和2000平方米的热处理车间设备。1971年先生回清华和化学教研组一起花了3年时间，研制开发“轻质高性能电池”。这个项目本不属于先生的专业，但他还是阅读了前后20年相关学术专著，边学习，边翻译了300万字的国外资料，并骑自行车到北京各有关单位调研，终于完成了任务。课题获得1975年北京市科技进步奖。

“文革”后，先生更是意气风发，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力量。用他自己的话说，要夺回已逝去的美好岁月，要弥补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损失。他除了大力研究“环壳理论”、“奇异摄动理论”、“数值分析”、“中文打字机”等项目外，还提出要为国内广大科研人员开设讲座，发动群众，追赶现代科学之世界水平。1977年8月他在清华首开“变分法有限元”讲座，写出约70万字的讲义。其后10年间先生又在全国各地开出“张量分析”、“奇异摄动理论”，“穿甲力学”等六个大型讲座，撰写约200万字的教材。先生十分注重国内外科研成果交流工作，先后参与主持多个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并在1979年创办学术月刊“应用数学和力学”。1983年先生到上海后，从他送我的论文集看到，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做研究，取得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

钱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对办好高等教育早有自己一套完整的设想和看法。上海工业大学的高速发展，也正是他教育思想的实践。他认为：教育要适应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需要，学校就必须密切联系社会和工厂企业，教学就必须结合生产实践，可以压缩并精简一些传统古旧的专业课程，采用一些新兴的有发展前途的科学知识。学校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让学生了解科学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和方向。先生十分重视基础课程，不主张过早地让学生分专业。要设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以适应将来工作的变化、知识的更新和科技的发展。工科学生要有一定的理科基础。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教师，教师要搞好教学，也一定要搞好科研，没有创新能力的教师，就不能培养出有创造能力的学生，教师不能分教学和科研两套班子。对学生思想教育方面，钱先生要求教师不断地教育学生热爱祖国，做有志气的中国人，要他们时刻记住，对祖国的前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钱先生是一位好老师。他知识渊博，妙语连珠，他的讲座很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他的讲座充满着一种求知的精神力量，引导人们进一步求知探索。先生对后辈的指导是方向性的，具体的方法和道路要我们自己寻找。先生从不吝惜时间和我们讨论问题，他允许争论，允许保留，和先生一起讨论是十分愉快融洽的，受益匪浅。

钱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待人热情平和，广泛地联系各界贤达。文革前，先生接待大量的科技人员的来函、来访与咨询，他总是提供力所能及的技术援助。文革后期先生到首都特殊钢厂下放劳动，他和工人师傅们关系良好，大家直呼他“老钱”，成了很好的朋友。改革开放以后，从78年至83年间，先生先后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做过“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的报告，受到近30万听众的欢迎。自1983年起，先生参与全国许多省市、 乡镇的调研，了解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提出建议，取得丰硕的成果。1980年后，钱先生的社会活动日益增多。他是民盟的副主席，后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国内事务和外事活动更加繁忙。1985年及1989年，先生先后被任命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为港澳回归做了大量的工作。1988年先生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先后接待过上千位台胞，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

钱先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是巨大的。先生有非凡的智力，有过人的勤奋，有渊博的学识，在有限的时间里，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能完成庞大的工作量并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真是令人惊叹。他的精神支柱就是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终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愿以自己的汗水汇入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波澜壮阔的洪流中。

让我们一起深切缅怀先生，并以他的成就与精神作为我辈的楷模。钱伟长先生风范长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