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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元绪（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物系）

受访人：郑元绪(《读者》杂志创始人之一，《读者》杂志原副主编)

采访人：黄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公司编审)

黄：你作为《读者》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并主持杂志10年，“经历了杂志最艰难与成熟的时期”，“使杂志找到了自己的灵魂”。能否谈谈这种知识分子精神在编刊人身上是如何体现并投射于刊物中的?

郑：《读者》杂志“生逢其时”的同时，“生逢其人”。很有幸，我跟胡亚权接了这个杂志，对我和老胡很有幸，对这个杂志很有幸，对大家都很有幸。换人来办，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成功，或是另外一副摸样，起码是不一样的。

我和胡亚权尽管在体制内，但在内心深处都是不安于现状的人。老胡的冲劲比我更大，我理性一点。对一些问题的思路、想法，接受现代文明比一般人要容易得多。对思想自由、独立意识的渴望如饥似渴，吸取现代文明并且非常迫切地想把它宣扬出去，想把这些让自己兴奋的东西传给更多的人。看到了许多现代的东西，跟自己独立的思想是吻合的。原来你可以不那么看，还可以这么看，可以有我自己的看法，思想可以自由驰骋。过去很多板上钉钉的东西，现在看来并不如此。一种批判精神。

黄：你曾经在文教室也编写过《数理化手册》，去创办《读者文摘》，就是不安现状的表现。

郑：我要是一直编这个东西，也可能在那方面做得不错，比如一版再版，印刷几十万册啦。当时有的同事对于我的不安现状是不认同的，我在出版社虽然对人很尊重，也很有礼貌，但内心的有些东西是挡不住的。我们试图寻求一种新的思想，而在办这个杂志时找到了寄托和依附，所以碰撞出火花。再加上主管领导曹克己的放手——老曹真是伟大的领导，他什么都不管：你们俩商量去，需要签字我给你签，出了问题我担——这领导太棒了，遇到这样的领导太幸福。他有胆略，能决断，敢负责。老胡的自傲是全出版社都知道的，说话不注意，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呢。我们俩的共同点，在办杂志上有了很好的契机，两人一拍即合。没有内在思想的相合，光凭私人的友谊是坚持不下来的。我们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有了自己很大的自由空间，这种吸引力让我们恨不能不回家，天天在办公室，整天琢磨这个杂志怎么弄。毕竟有了一个新天地让我们去施展。杂志第一期老胡选的《蠢人的天堂》，辛格写的，很短，语言很有味道，国内杂志一般不登这样的东西，他的欣赏趣味就鲜明地体现到了杂志上。这是精神气质上的暗合，一是我们俩暗合，一是我们俩与杂志的追求暗合。一开始不以为然，一段时间后就如鱼得水了。

我们两个另一方面的特点，毕竟都是传统培养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这点也很重要。中国传统的优秀理念，在我们身上是固有的，能够与现代文明很好地融入起来。该传统的地方都很传统，传统的理念、传统的道德规范、对人品质的要求、做人做事的方式，那是我们几十年来跟大家一样的东西，我们也很欣赏，而且觉得不能突破。真善美成为主流。传统、经典与现代的结合跟我们两人的状态有关，我们不光是寻求对传统的突破，毕竟身上有很深的传统的烙印，是受传统文化熏陶过来的，这也决定了杂志的面貌与风格，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那种包容性在杂志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黄：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一些二三十年代东西，曾经是被认为落后而压下去的，这时候重新拿出来，就让人觉得很新鲜。你对于办好这个刊物，似乎一直都很自信。

郑：对。我觉得有这么大的空间，有这么众多具备现代意识的、像海绵一样渴望知识的读者群，又没有非常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那些竞争对手可能在其他方面比你雄厚，但看不出来他们思想的深度、文化的表达、办刊的理念比你强，所以我们不惧同行。天津的《八小时以外》发行160万，当时《读者》杂志才几十万，我研究了它，我知道它不具备与我们的竞争力。上海的《文化与生活》人们排队在买，我看了以后，发现它走的是另外一个路子。它也在突破，一个很美的女人戴着毛线帽子，既不是劳模，又不是先进，居然也能上杂志封面，让人眼睛为之一亮。上海的《青年一代》发行500万，登上海青年的婚恋和生活故事，这类故事过去要求必须正气压倒邪气，现在年轻人的苦恼也可以登在上面。看了这些杂志以后，我更增强了自信，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有的是空间。我们深刻地挖掘人性、挖掘生活，有的是土壤让我们耕耘。对于办这个刊物，办刊人很自信，也有自负，觉得我们的专业知识可能没有那么多，我们是杂家，但不比谁傻，我们有足够的智慧把它办起来，办得比别人更好。

黄：你的自负还表现在《读者》与读者的关系上，因为你说过：读者是一群乌合之众，读者的意见不要听。这与出版界信奉的那句话“读者就是上帝”，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

郑：关于编者与读者的关系，各种说法都不错，只不过角度不一样。读者是我们的上帝，读者是我们的对手，读者是我们的朋友，这些都不错，分别表达了两者关系的某个侧面。文化产业是第三产业，是服务业，杂志是为读者服务的，他肯定就是上帝，他一本不买了你就得倒闭，他怎么不是你的上帝呢?他又是你的对手，这是我反复在强调的。编刊的活动是你与读者群的智慧的较量：你比他有智慧，你就牵着他的鼻子走;你比他傻，你那点东西被读者一眼看穿;你登的是很低级的东西，他就会嗤之以鼻;杂志貌似很好实际上言之无物，他逐渐就离你远去。但是从根本上讲，编者对读者的关系是引领。我跟老胡没有探讨过，我自己有这种想法——我们在跟读者的较量中是有信心的。我知道，读者中有的是有水平、有能力的人，他的专业知识，他的生活阅历，他的各方面都比我们高得多，但是当他作为一个读者个体来购买、阅读这本杂志的时候，我们编者完全有能力牵着他的鼻子走。因为我们整天在看全国的媒体，我们在研究读者的心理，我们通过各种反馈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是专业团队。我的专业知识可能达不到你的水平，但是我的审美情趣不一定比你差，我对新思想的接受和认识、敏锐的程度不一定比你差。对这些基本能力是自负的，所以对于读者的地位，我们说得可以很好听，但在我的内心中始终是引领读者，而不是一味地奉读者为上帝。引着他走，这是我在编者与读者关系上比较主要的一个观点。读者的组成皆“杂色人等”，自然是“乌合之众”，本来就不是一个队伍嘛。言辞夸张了一点。

黄：很多人都说到《读者》的小资情调，而你们编者对此的认可程度是彼此不同的。能否谈谈这个问题?

郑：在特定情况下人们这样说，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杂志的很多表象和人们平常说的小资很接近。小资在现时的词典里只代表一种特征，无所谓贬义褒义。我觉得，即使在创刊早期，认为《读者》是小资杂志，小资味道比较浓，还是从表象看的比较多。从本质上说，有一点误读。说它小资，无非是说登的文章比较柔软，表达的东西、选取的题材，不是硬梆梆的，也不是革命题材(杂志中有，但很少)，而且谈人性、人情比较多。而谁不说革命，经常在谈人性、人情呢?那就是小资嘛。这么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但真正透彻地分析这本杂志，就会发现不是这样。实际上，这本杂志糅合了很多不同的气质在里面。《读者》中有所谓小资情调这种软绵绵的东西，但在我印象中，杂志早期更为读者津津乐道的一些作品，凸显出来的反而不是那种小资情调。甚至有些作品虽然描写普通人的事情，透露出的却是一种高贵的气质。就拿杂志最早转载美国《读者文摘》的《知心的礼物》来说，故事讲的是天真的孩子拿了“锡箔包着的樱桃核”当钱去买糖，店主老头当真把“钱”收下，将糖果卖给了孩子。孩子长大后，才知道当初给人家的不是真钱。这是早期登的最经典的文章之一。它很温情，很温暖，充满善良。但这类表达并不是小资的东西。这是一个不太有钱的糖果店，店主人除了和善以外，那种智慧，那种幽默，对孩童心理的把握，反而具有高贵的气质，那不是随随便便的施舍。文章最后说，时至今日，似乎还听见糖果店先生咯咯的笑声。《读者》早期的很多大家津津乐道的故事都带有这种特点，而不是靠小资比较缠绵、软性的东西。我印象中最著名的、读者常常提及的一些作品，总是在睿智、幽默中透露出一种和善的人生。要说杂志的追求，是在故事的文字背后追求一种高贵的气质。现在杂志的这种气质弱了——那种心照不宣，那种会意的幽默……。又如，那篇著名的只有半页的文章，追牛的故事。当失主千辛万苦找到牛的下落时，人家正在炖牛肉吃呢，那家人热情洋溢地招待他吃牛肉……，最后友好地告别了。这里没什么小资情调，它的表达中真有一种贵族气质，那种幽默中对人的理解和包容。类似的作品，它是软性的，温暖的，但气度比小资情调大得多。

黄：《读者》杂志在许多方面，具有现代性。但也有研究者指出，《读者》中的女性形象多为家庭妇女，杂志在她们身上所体现的多为传统的爱情和任劳任怨、忍辱负重、默默奉献的传统美德，这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但对于现代妇女的生活和现代职业女性的情感揭示得较少，这是不是显得观念上有些陈旧、不够现代?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是编者有意而为之的吗?

郑：《读者》杂志有它的现代性，《读者》要是没有现代性，完全是老故事，就像一个文选，它肯定没有吸引力。

女性形象体现在杂志中的这些特征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方面，报刊上登女性传统美德的文章感人的比较多，《读者》杂志自然就选得多;另一方面，由于这类文章读者喜读、认可，慢慢成为杂志比较固定的题材类别。就像饭馆做菜一样，总喜欢把顾客喜爱吃的“招牌菜”先炒上，别的再陆续创新。但从比较高层次的需求来说，肯定是个欠缺。我在《读者》的时候给人介绍杂志，讲文章的例子，总想寻求一些突破，但找到的例子不多。我每次都举摘于《文汇报》的《可敬的傅彬君》一文，实际上是一篇非常淡的文章，文章本身不是多精彩。一个女人幸福的一家三口，丈夫得了可怕的重病，佝偻在地上不能动弹，妻子默默地尽着自己的责任。因为是遗传病，孩子十岁以后又全身佝偻，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她忍辱负重，成了道德模范……。但文章的结尾是不一样的：父子俩都去了福利院，她经常去看望他们，——她是一个老师，她没有因为丈夫和孩子的疾病耽误过课；此外，当周围的人劝她另组家庭时，她并不排斥有这样的打算。这就不一样。但这类文章很少，对于后面部分的挖掘也不够。这是我经常举的例子，都20多年了，题目至今记得很清楚。我自己很注重这样的作品，但杂志有惯性，这类题材在表达这种新的思想上比较欠缺。大家习惯于跟着惯性走，忍辱负重、无私奉献的内容，更打动人，更容易催人泪下。从现代观念来说，它的层次、它所表达的思想精神的高度受到一定的限制。还有母爱。不是一味地爱就达到了极致，母爱是有层次有品质的。现代的母爱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值得探讨。《读者》在类似这些方面，尚有潜力可挖。

黄：你多次谈到《读者》杂志的突破与创新，作为一本影响巨大、在各方面比较完善的杂志，它还有多少创新的空间?

郑：现在的《读者》杂志我看得不多，总体来说在这类杂志中属于上乘，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有一套不甚庞大但比较完善的机构在运作，也有相对强大的财力支撑，有条件从版面啦、美术啊，从其他各方面做得很好，很精美。

《读者》杂志是一本很精致的杂志，其文化和思想含量在同类杂志中也是上乘的。但是我觉得突破不够，我前面强调的很多东西它现在不足，有些东西甚至流俗。比如有一篇文章叫《一份拷问文人的试卷》，整个文章说要坚守清贫，把清贫本身当成价值了。现在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了，不贪图享受、有所坚守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但过分地说越穷越好，这不是正常人。我曾在一篇批评文字里说道：

对于时下坚守安贫乐道的人我并不羡慕，只是尊敬。写完这句话之后，我面对尊敬二字，沉吟许久，觉得改为尊重更为相宜。倘若有越来越多的人以穷为荣，拍着胸脯宣称：我很穷，但我很高尚。那么我们离小康目标就会越来越远了。

我们要在这个社会的土壤中发出声音，这个声音当然要清白，要固守自己的道德和追求，这都是应该的。但是那种虚假的、人工造出来的道德的东西，那些腐朽的、封建社会才有的东西现在再不要拿出来了。

又比如诗文朗诵会所选的有些文章，尽管演员很卖力气，朗诵的人眼圈都湿了——眼圈湿了不代表这是个好作品。有的东西貌似很感人，实际上程度不同地制造着虚假的情感。

《读者》杂志现在这类东西不多，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另外，宣传要合宜、得体。现在杂志的业绩对大家影响很大，集团主要靠它来支撑，从商业的角度考虑，一些自我宣传的东西，是有必要的，该做的时候适度做一做也不为过。但对于有些宣传，我从一个《读者》老编辑的角度看着是不舒服的。比如“高考的风向标”之类，最好不作为追求的口号或目标来广而告之，可以做一个副产品专门为学生服务。我还是坚持认为这个杂志要维护它不那么世俗、不那么功利的东西，才能够跟读者结合得更紧一点。

现在办媒体还是比较难的。对舆论还要层层把关。但作为大众传媒，可施展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前年我去《读者》杂志社讲了一次，其中想说这样的意思：你办杂志5年，10年，20年，得不断有新的思路出来，不是说照着一个模子一直走就行了，得不断有所创新。我说到这样的话：

《读者》已经形成自己的品牌，真正成熟的东西也已沉淀下许多，别的杂志很难复制。但《读者》现在创新不够。在基本价值取向、基本风格不变的前提下，可以做一些大胆的、试验性的改变，走在潮流的前面。

数字媒体的竞争，也带来巨大压力。我看到他们在努力应对。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4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