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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勋，1931年12月生，河北蟸县人。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系。主攻建筑历史与理论以及中国古典园林；创立建筑考古学，破解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诸多难题。

与梁思成先生结缘，决定一生的专业方向

读书报：您是怎么想到要上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毕业后又怎么有缘做梁思成先生的助手，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

杨鸿勋：我上学太早了，在班上是年龄最小的。抗战胜利以后，我该上高一了，哥哥在师大学教育，跟我说：“打基础最重要，你这么小，从初一重新上，在班上都不是年龄最大的，要把基础打好”，于是我又从初一开始念。本来我应该是1951年大学毕业，这样，我1951年才上大学。我在中学时，数、理、化都好，不爱说话，人缘好。当时这样的就是好学生，在班上“有威信”。刚解放，全班一致选举我做“班事委员会主席”，就是后来的班长。我也喜欢语文、历史之类的文科，还业余办过半月刊。我受到那时中学生里流传的顺口溜的影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全不怕”——学理、工科，好找职业，所以上大学要报考理、工科，但是又不想舍弃文科。报考大学时到最后一天了，我还没想好报考志愿。当天的《光明日报》来了，我看到占满一版的一篇介绍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文章，作者署名“梁思成”。我一见这三个字，就莫名其妙地肃然起敬。赶紧把文章看完，知道清华营建学系是既有技术科学、又有社会科学，立刻决定第一志愿报考清华营建系。我和梁先生这第一次结缘，就决定了我一生的专业方向。

我确实和梁先生有缘分，因为他，我才上了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大一时，又成为引起他注意的一个新生。这里有一段故事：

当时苏联专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阿谢甫科夫教授到清华建筑系上任，系主任梁思成先生陪他先视察系馆，把一至四年级学生的作业全都贴在走廊两面，请阿谢甫科夫看，了解学生水平。梁先生陪专家走在前面，后边依次跟着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然后是四年级至一年级学生，我们大一学生走在走廊最后。专家一边走一边看，走着走着突然站住了，指着一张“建筑初步”渲染图，说：“请这位同学过来”，梁先生走近细看名字，然后转头叫：“杨鸿勋”。老师们重复着叫，学生也往后传呼，我听到叫我，就挤到前面去，站在专家和梁先生面前。专家表扬我画得非常好，问我是怎么考虑的等等；梁先生也赞扬说好。事后，莫宗江教授说：“走廊两边全是图，好东西自己会跳出来，吸引阿谢甫科夫站住”。梁先生从此记住了我这个大一的小学生。

梁先生兼职很多，很忙，不是经常到系里来。我做毕业设计的时候，他每次来都是直奔我们做公共建筑设计的教室。我们只有四个人，梁先生一进来，我们就站起来，梁先生总是坐在我的位子上，我站在他旁边听他谈指导意见，看他给我改图。别的教室有的同学知道梁先生来了，也都跑到我们教室旁听。

后来我毕业，“向科学进军”的时候分配我做梁先生助手，也是经过梁先生认可的。

我毕业分配做梁先生助手工作之前，还有一段曲折。教学改革前，按照美国课程表的四年制，我们班应该是1955年毕业。由于院系调整，取消美帝办的燕京大学，成立清华、北大、燕京三校建校委员会，三校土木、建筑两系师、生全体参加建校工作，时间达一个学期。我们毕业前要弥补耽误的这一个学期课程，所以毕业分配推迟到1956年初。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宣布我们毕业分配，宣布别人的分配单位和报到地点都很清楚，说到我的分配单位时，只说“军委”二字，我和大家都觉得很神秘。散会后，我去校长办公室问，才知道报到地点是前门外某某旅社几零几房间。校领导也觉得似乎是保密的工作。后来知道，原来我的工作，是国务院统一分配前由军委先选定的。

解放初期，军队建设是第一位的，优先军队，剩下的由国务院统一分配。我们毕业时，军队要最好大学——清华大学的，梁思成建筑系的，结果就把我挑上了。要我去了干什么工作也不说。当时正在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周总理说：“人才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要“学以致用”，国务院下达文件：大学毕业生分配要由校方了解用人单位符合学生专业，才放人去报到。我的分配，最后了解到军委要我去是做防原子工事。这是土木工程学系结构学专业的事，他们完全要错了专业。学校拒绝让我去报到，答应在下一届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结构学专业毕业生中，让军委挑三个学生，此事就这样解决了。

可巧，这时国务院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学院成为优先选拔学生的单位，国家给国际著名科学家配备助手，我被分配到中科院，担任“梁思成助手”。我作为“梁思成助手”，也就跟着他确定了我“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工作方向。

创立建筑考古学

读书报：《大明宫》序言中提到，您对大明宫的研究，从1973年开始至《大明宫》出版，整40年，可谓“四十年磨一剑”。您为何如此重视《大明宫》课题，又是如何着手，如何完成的？

杨鸿勋：大明宫是中国封建社会颠峰时期——唐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群，是一座划时代的园林化的皇宫；对它的研究是《建筑史》的重要缺失。大明宫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对象，不像北京紫禁城，有实物可以考察。大明宫只有地下埋藏的遗址，要研究大明宫必须首先对这些遗址进行复原考证，这就要等待田野考古勘探与发掘的先行了。所以说，大明宫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史学的研究课题，而是一个“建筑考古学”研究课题。建筑考古学以田野考古为基础，而田野考古则需要多年的连续工作，室内研究也就只有等待遗址材料取得后才能开展。

1973年我应夏鼐所长之邀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有条件直接接触大明宫遗址的考古材料，于是开始对大明宫已取得的考古材料进行查询、研究。当时夏鼐先生批评有些复原成果不符合遗址实际，认为是“学建筑学的人在做设计”，不是探求其历史原状的考证；遂嘱我重新作出科学复原。这样，我陆续发表了已有遗址材料的麟德殿、含元殿、清思殿、三清殿等的复原考证论文。这仅是大明宫研究的极少数片断，还有待继续研究成果的积累。直到2012年，在两岸同行们迫切希望早日见到大明宫研究成果出版，而督促我的情况下，我才决定不再等待继续发掘的遗址材料，汇总大明宫太液池等整体考古材料的研究积累一起，而就此成书。

写建筑史，必须掌握时代标志性建筑。欧洲宗教至上，国王都得教皇加冕。宗教势力最大，所以欧洲的时代标志性建筑，体现在教堂上。对于皇权至上的古代中国来说，标志性建筑就是帝王占有的宫殿。当时最好的工程技术、最先进的建筑艺术成就、最先进的建筑材料，都表现在宫殿上。这就是我为什么这样重视大明宫研究课题的原因。我1973年一到考古所，就开始着手这个课题，到2013年书的出版，整整40年，也还只能说是个阶段性成果吧。所谓40年才出成果，也不是专干这一件事，中间还做别的事情。

读书报：请问什么是“建筑考古学”？为什么要创立“建筑考古学”？

杨鸿勋：要想知道什么是“建筑考古学”，需要首先知道什么是“考古学”。

有人由于缺乏考古学知识，错误使用“考古学“一词，把研究古建筑的形制、断代之类叫做“建筑考古学”。其实这种对古建的考察，略相当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属于历史学范畴，也就是建筑史学范畴。

考古学是以田野遗址、遗迹、遗物为对象的科学，大约百年前形成于欧洲。发展到上个世纪中叶，现代考古学开始分化为两大方面。《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总论介绍：现代考古学由传统的“普通考古学”（General Archaeology）和“特殊考古学”（Special Archaeology）共同组成。所谓“特殊考古学”就是专业性很强的专门考古学，诸如：陶瓷考古学、青铜器考古学、建筑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等。

考古学弥补以文献为对象的历史学之不足，也是为了认知历史原状，可以说是复原历史的事、物，因此建筑考古学的关键是遗址的复原考证。普通考古学也是要做复原的，例如新石器考古，对于出土的碎陶片，首先是尽量对接起来，只要从器物的口沿、肩、腹，到底部，大体上能对上，一旋转就出来了这个东西的原状。虽然只有几块是真的，剩下都是白石膏补的，不过大家都相信这是原来的样子。有了器物的复原，才谈得到器物类型的排比研究。所以不能非议建筑考古学复原研究工作。只是建筑遗址的复原要比陶器复原复杂得多。

创立“建筑考古学”，不是出于个人的志趣，而是考古学、也是建筑史学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

从考古学来讲：

田野考古经常遇到古聚落、古城址、古建筑遗址，而当时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是大学考古学系或训练班培养的，其主要任务是田野工作；核心知识是文化地层学和文化类型学。由于缺乏建筑学专业知识，所以在田野工作中，对建筑遗迹现象容易漏掉和误判；室内研究就更谈不到了。由于缺乏建筑学知识，在建筑遗址的发掘中，往往容易造成遗址的破坏。夏鼐先生鉴于这种情况，遂决定要我到考古所从事建筑考古学的创建工作。

从建筑史学研究方面来说：

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两位是建筑史学的先驱。他们年轻时，在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先生的指导下，开展古建筑的研究，是从调查现存古建筑开始的。这是建筑史学的奠基工作。而这些古建实物史料，最早的木构也只是晚唐佛光寺大殿，石结构也只是隋朝的赵州大石桥。中国建筑历史源远流长，早期木构建筑都已无存，只靠这些现存古建是解决不了建筑史研究问题的。

建筑史是建筑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中国建筑上万年的发展，靠现存的这点建筑物，怎么能说明问题呢！屋顶怎么变弯的？斗栱是怎么出现的？四合院是怎么形成的？砖、瓦是什么时候发明的？……等等，都是建筑史要回答的问题，这些都是现有《建筑史》书中找不到答案的。建筑史学的研究，首先需要对现已无存的建筑遗址的复原研究，在掌握了足够的实物史料后，才能开展建筑发展演变，即所谓“建筑史”的研究。这就是说，“建筑考古学”是建筑史学不可或缺的基础，要开展建筑史的研究，必须建立“建筑考古学”这个基础。

读书报：杨老，听说您在写作《建筑考古学》和巨著《中国建筑史》，能否给我们讲讲这两部书的情况？

杨鸿勋：我写的《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在2001年国家文物局机关报《中国文物报》发起的“20世纪最佳文博考古图书”全国公投评选中获得论著类第一名，表明学术界对“建筑考古学”的认可，但论文集还不能说明什么是建筑考古学。我想应当全面阐述这个特殊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还得写一本《建筑考古学》。这部书的初稿已经完成，只待全面润色文字和配置插图，就可以交付出版了。

关于中国建筑史的编写，我一直认为有必要改变现有史料汇编式的《建筑史》编写方法，这就要提出一部具体表明我编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建筑史》。我编写的书名是《中国建筑史（上古至清朝）》。这部书在11年前就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约定了。我为了整体思想统一，而本人独自编写全书，而且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所以需要较长的时间。估计明年大概可以出版了。

(本报特约记者 赵静荣)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4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