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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大潮奔涌向前，照片把无限的时间定格于有限的方寸，给了我们一把回溯历史的钥匙。

依珠江、傍南海，从当年的改革开放窗口深圳，到今天串珠成链的璀璨湾区，一批批清华人选择在南国这片梦想的热土书写人生。

这里记录着几代人的奋斗和光荣，翻开历史的相册，像是推开了一扇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门，一条时光隧道慢慢浮现，清华人在这里书写的一段段故事，时间都知道。

第一篇章

敢为天下先

拓荒牛们筚路蓝缕

这张照片是2004年12月，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改革开放试验田“蛇口模式”的探索创立者袁庚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做客紫荆讲坛时的题词：“敢为天下先，不愧清华人”。

故事要从四十多年前清华园的那个春天说起。

“咚咚咚”，料峭寒春里清晨的寂静被一阵敲门声划破，一位老者站在清华大学一号楼的宿舍门口，要找屋里那个被他惊醒的人——顾立基。

顾立基是清华里的风云人物。两次请到朱镕基来学校演讲，以学生身份当选海淀区人大常委并常在食堂当众慷慨陈词，但纵如此，顾立基也没想到，65岁的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会主动找上门来。

那是1982年，他们“坐在露天的长椅上谈了半个小时”，袁庚把当时的经济体制比作一篓互相钳住的螃蟹，谁都不能动，“要振兴中华，唯有改革，蛇口就是改革的试点。”立刻被说服的顾立基决定放弃回上海，转而南下蛇口。

与顾立基一同被袁庚“叫醒”的，还有当时清华的团委副书记彭顺生和周为民等人。

同一年冬天，余昌民从清华大学毕业，他本可以留校或去国家经委。同样是与袁庚的对谈，让“到蛇口去”成为他的不二选择。那一夜，余昌民说，“我们聊的全是理想”。这个理想关乎怎样调动国人的积极性。事后，袁庚给时任校长刘达去信致谢：“清华失一小余，无妨大局；蛇口得之，如虎添翼。”

1983年，顾立基（右1）和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刘达（中）在蛇口六湾海边合影

如袁庚所言，这些清华人让他在日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拓荒工作中“如虎添翼”，很快他们都成为蛇口改革力量的中坚。

1984年1月26日，小平同志视察蛇口时，顾立基紧紧跟在首长身后，任务是记录首长的一言一行。顾立基说，小平同志严肃的神情是在参加完整个蛇口工业区后才舒展开来的，并在此后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场带动中国经济强势崛起的改革就此轰轰烈烈展开。

1986年，顾立基临危受命担任濒临倒闭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一上任就干了三件事：“一是一次裁员80%；二是让出五分之四的厂房，到香港去接钢结构订单；三是组织班子，选了最能够领导工人解决实际问题的副经理当经理。”承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阻力，顾立基让中集起死回生，从1986年亏损80多万美金的状态，直接逆转到1987年盈利100多万，之后两年盈利扩大到200多万和400多万美金。此后，中集还通过兼并收购不断迎来新的发展。

余昌民南下后，历任蛇口工业区企业管理室主任、发展研究室主任，成为袁庚的左膀右臂。他所修订的《研究室公约》吸引了更多才俊奔赴蛇口：“……在我们自己营造的环境里，尊重他人和享受他人的尊重，庆幸地省去许多耗费生命的烦恼……”

在这里，周为民在任工业区总经理时完成了全国第一单住房商品化的尝试。彭顺生任蛇口工业区党委副书记，殷定任蛇口工业区经济培训中心副主任，他们与袁庚一起，不断打破思想禁锢，大胆实践。

2003年，袁庚与蛇口工业区干部在南海酒店合影（右3为袁庚，右2为顾立基）

八十年代的蛇口工业区被称为“改革的试管”，以顾立基为代表的一大批清华人放弃了在大城市的平顺仕途和舒适生活，义无反顾来到当时只是一片滩涂的蛇口，全面参与制定并实施各种新兴制度。这些清华人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为日后中国将往何处去的制度探索贡献着自己的智慧。

深圳大学拔地而起

这是1983年，高景德、张益、张维和罗征启等人在深圳大学粤海门校址上视察时留下的照片。

为满足特区人才需要而建的深圳大学，是一座血脉里流淌着清华DNA的大学，它的首任校长张维，首任党委书记罗征启，建校之初电子、建筑、土木等系的核心骨干教师都来自清华，中国电子学学科和课程建设的主要奠基人童诗白就曾是深大电子系的首任系主任。

1983年9月5日的《深圳特区报》报道张维、高景德、黄达一行到深圳考察

1984年1月，小平同志去蛇口视察途经深大校址时，荒滩上只矗立着几个地质勘探架，停着两部推土机，但到9月，学校竟然如期开学。当时的党委书记罗征启亲自负责深大校园的规划和建设，只用７个多月就建起来的深大校园还获得了全国建筑设计金奖。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深圳的核心精神特质。深圳大学的拔地而起被小平同志称赞为“深圳速度”，而这项速度的创造，清华人可谓功勋卓著。

办学方面，两位校领导为深大走出“有自己特色、适应深圳特区需要的新型大学”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张维求贤若渴，古稀之年多次往返于深圳和北京为深大延请名师。为了邀请到北大英语系主任李赋宁教授，张维曾“五顾茅庐”，被诚意感动的李赋宁不但答应自己兼任深大英语系主任，还推荐引进了其他教授。

当前我国高校里很多制度正是发轫于深大：学生有课程选择权，学分制和导师制，奖学金，毕业不再包分配……如同改革是脚下这片热土的主旋律一样，两位清华人主导下的深圳大学也以同样的魄力扛起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旗帜。

特别要提的是，在由罗征启和夫人梁鸿文设计的深大校园里，图书馆位于最核心的位置，与清华育人的理念一脉相承，“高等学校建筑群的心脏应该是图书馆，而不是党政领导的办公楼”。同样是开高校先河，深大图书馆全部开架，全年开放，成为师生求知与研讨学问的圣地。

大亚湾核电站横空出世

这张照片摄于1997年7月1日，大亚湾核电站运营权正式由法方移交给中方，中方第一任厂长濮继龙从法方厂长手中接过象征管理权的钥匙。

从太空俯瞰地球的夜景，广东尤其大亚湾地区是灯火最辉煌的区域之一，但40年前，这里不但漆黑一片，甚至需要“停三开四”，极大限制了经济发展。经过国务院反复讨论，大亚湾核电站被立项并于1987年8月正式开工，1994年5月全面投入商业运行。

在这座中国内地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商用核电站、改革开放之初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中，很多清华人担任了重要职务。

邱仁森临危受命担任中方工程现场总指挥，让延误了两个半月的建设工期在一年后赶上了原计划的进度。在广蓄电站的建设工作中，罗绍基引入了钢筋混凝土岔管等先进技术，马洪琪提出了“平面多工序、立体多层次”的施工方案，大大缩短了地下厂房开挖工期，使得广蓄电站创造了43个月首台机组投产的奇迹。而濮继龙则因为出色表现，让核电站的钥匙比原计划提前两年从法方交到了中国人的手上。除了这些技术专家，核电站党委副书记姚耕陶、投资公司总经理刘锡才则在各自的管理岗位上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大亚湾核电站建成后，不仅为粤港两地的电力供应提供了强大保障，还推进了中国核电技术自主化的发展，我国核电实现了从大亚湾走向世界的跨越式发展。

大亚湾核电站

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期间曾做出指示：“深圳要办好两件事，一是建设核电站，二是办好深圳大学。”勇立潮头的清华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与汗水，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深圳清华研究院应运而生

这是1996年12月21日，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左）和时任深圳市市长李子彬签约合作建立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20世纪90年代中期，支撑深圳经济发展的加工贸易业出现严重滑坡，促使深圳进行产业升级。时任深圳市长李子彬是清华校友，他首先想到与清华合作建立研发机构，彼时清华也正希望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以更好地服务社会。作为清华主管科研工作的校长助理，冯冠平想努力促成此事。

但对于要不要合作建研究院，不同声音很多，最终是王大中校长、贺美英书记力排众议，促成了研究院的成立。1996年，深圳市政府与清华大学创建了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从此开启了中国新型科研机构的崭新探索。

主动请缨南下的冯冠平曾立下军令状:“我愿意做一个架桥的人，也愿意做桥上的一根钢筋、一颗铺路石，纵然桥断了，摔得粉身碎骨，只要能为后来的架桥者提供一点经验和教训，也值！”

冠平率领之下的研究院首创“四不像”创新体制：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既是科研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探索把科研成果转化融入企业孵化的新途径。

研究院敢闯敢试，点燃了改革火种；校领导与地方官则敢为人先，保护了火种。

研究院发展至今，成就卓著，累计孵化企业3000多家，培养上市公司30多家，已成立了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130多个实验室和研发中心，为国家解决诸项重大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但回首当年，在历史究竟该往何处去的当口如何做选择，决策者除了不群的远见卓识，更要有胸怀天下的格局和大无畏的担当。

实业新星群贤毕至

1992年6月28日，一块《小平同志在深圳》的巨幅画像树立在了深南路与红岭路十字路口的西北角，纪念小平南巡这一历史事件。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之后，更多有志的清华人来深发展，他们有的加盟当时就已在崛起中的大企业，比如中兴通讯总裁史立荣、华润置地董事总经理吴向东、万科常务副总裁莫军。更多人秉持敢想敢干的精神，埋头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自主创业苦心耕耘，比如徐航创建迈瑞，杨向阳创建源兴生物，陈建湘创办朗坤环保集团等等。

其中徐航创建的迈瑞，不仅让国内高科技医疗器械领域跨国公司的份额从70%降到了30%，更让此类设备大幅降价达六成以上。从此先进医疗设备能够走进全国基层医院并走向国际，对于全球疾病治疗和生命救治功莫大焉。

徐航研制出的第一台国产彩色超声仪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我担任深圳市市长的那5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从146.2亿元增加到819.8亿元，年均增长42.6%，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重由18.4%提高到近50%。涌现出华为等一大批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第一增长点。”从1995年开始任市长的李子彬后来这样总结自己的主政成绩。

改革开放是对中国和世界关系的一次重塑。它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从蛇口到大亚湾，从深研院、深圳大学，到各种创新企业，一大批清华人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为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第二篇章

“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香港法治建设薪火相传

这张照片记录下了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紫荆花区旗的冉冉升起，香港从此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交接仪式现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中，有一位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时期的校友、中国法律战线的杰出领导人王汉斌。

王汉斌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解放前他领导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地下党工作，后为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复建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生效，“将‘一国两制’设想所形成的政策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成为回归过渡期的当务之急。因此，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当即成立并开始工作，王汉斌被任命为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5年7月，邓小平同出席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委员后合影

在香港基本法制定之前，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类似的法律。经过4年零8个月的反复打磨，王汉斌与其他委员一起完成了这项史无前例的立法工作。邓小平称赞基本法为“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著作”“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这部赶在香港回归前七年就对香港社会颁布的法律，为回归提供了可预见的制度安排，给香港民众吃了一颗“定心丸”。在法律层面保障香港回归期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促成香港和平回归的历史进程，正是王汉斌等委员们倾注无数心血著成的基本法的荣耀和价值所在。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对于香港的长期发展来说，基本法的制定和颁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香港回归后，如何“沿着宪法和基本法的轨道推进香港繁荣稳定”，是一个全新课题。法律界很多学者投身于此，为香港的平稳发展护航。其中耀眼的一颗明星，是后来担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王振民。

1993年，在宪法学泰斗许崇德的推荐下，王振民开始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研究香港基本法。这段经历让他切身体会到，没有法治就没有香港的繁荣稳定。

1995年，抱着法治兴国、教育兴国的理想，王振民来到清华大学任教，并在宪法学，尤其是香港、澳门基本法和港澳问题研究领域持续深耕。

作为一名实干派，王振民没有止步于学术研究，他深度参与香港法治建设。从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到香港中联办法律部部长，再到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近些年，面对香港愈加复杂的局势，身兼多职的王振民还深度参与制定“香港国安法”，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参与起草《“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民主发展》白皮书等香港法治事业。

王振民参加国新办解读《“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吹风会

从北京到香港再到北京的往复轨迹中，王振民无论是在教书育人、学术研究，还是在香港本土的法治建设和基本法推广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浓墨重彩的贡献。

在香港法治领域接续努力的，还有王振民的第一位博士生李浩然。

作为一名香港人，李浩然在清华本科求学时就选择将“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一国两制”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2009年，博士毕业的他先行来到贵州息烽县担任县长助理。在贵州期间，李浩然不仅认识了多面的中国、积累了一定的治理经验，还在香港教育局的支持下，领导团队撰写了全套的基本法学习教材，这套教材也成为了他日后在香港本土推广基本法的基础材料。

2012年，李浩然回到家乡香港。作为特区政府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委员，他花了数年时间推动一项新政策在香港落地——将基本法纳入香港中学生的必修学科。

从当时基本法在香港的普及情况来看，基础教育领域无疑是一块“硬骨头”，而推动基本法成为必修学科的道路更是难题连连。李浩然凭借非凡的政治魄力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在香港迈入回归的第20个年头，让基本法在中学课程中的课时安排终有定论。这项政策的落地对于培养香港学生的国家观念和对宪法、基本法的认识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21年，李浩然当选为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立法会议员。2023年，他又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中央政治局常委、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向李浩然（左）颁发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任命书

香江之畔，潮起潮落。从回归前为香港奠基立规的王汉斌，到回归后攻克香港法治难题的王振民，再到如今正用法律照亮香港前行道路的李浩然，岁月流长恒不息，使命传承勇担当。怀着对“东方之珠”风采浪漫永存的期盼，一代代清华法律人将香港法治的篇章接续不断地书写下去。

培养澳门自己的人才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8年，照片中正在从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李鹏手中接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任命书的人，是澳门大学校长周礼杲。

1988年1月，《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生效，澳门回归的筹备工作被提上日程。在过渡期内，澳门面临所有问题的核心是缺少“人才”，特别是澳门本地的人才。因此，澳门大学向教育部提请支持，希望从内地知名大学聘请科技工程领域资深教授，教育部首先考虑从清华选人。

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周礼杲便是第一个被“选中”的人。那年他已58岁，却“说走就走，拎着箱子就去了”。

此时距离澳门回归仅剩八年。当时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王启人对第一批来到澳门的教授说：“同志们咬紧牙关，共同努力，用这八年把澳门的人才培养好，等澳门回归后，要真正实现‘澳人治澳’，要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

周礼杲用行动回答了祖国的嘱托，在澳门回归前夕，澳门大学累计培养出各专业本科毕业生近3000人，硕士生培养也已初具规模，可基本满足回归后各个部门的人才需求。

回归后的澳门急需创办一所完全属于中国人的新大学。1999年，澳门回归后特区政府的第一个工作日，刚从澳门大学校长任上退休的周礼杲便接到了新的聘书，他被聘为澳门科技大学首任校长，一所新的大学在他的带领下开始飞速前进。

从清华教授到澳门大学校长，再到澳门科技大学校长、校董会主席，周礼杲在澳门耕耘了28年，为澳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奉献了自己的晚年生活。

同样的选择和担当也在后来的清华人身上流淌。在周礼杲之后，电机系韩英铎院士、计算机系唐泽圣教授、环境学院王志石教授等一批清华教师纷纷来到澳门，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公共政策研究等方面持续做出贡献。

1999年10月，周礼杲（右2）、王志石（左2）陪同到澳门访问的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贺美英（左1）等参观澳门大学环境工程实验室

2018年，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的宋永华出任澳门大学第九任校长。这不是他第一次来到澳门，2002年起，宋永华就担任澳门特区政府科技委员会顾问，此后十几年始终心系澳门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

宋永华坚信：“培养爱国爱澳人才是澳门大学的责任和使命。”他担任校长的第五个月，澳门大学在毕业典礼上首次举行了升国旗仪式，此后每个重要典礼和重大日子都会举行。

澳门大学首次升旗仪式

桃李天下，灼灼芳华。在这些清华人的努力下，一批批真正由祖国培养出来的优秀青年，为澳门回归祖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有更多的后来者在沿着前人开拓的道路前行。2001年，侯锡球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回到澳门，回到了自己当年就读的菜农子弟学校。他从一个普通科任老师做起，直到现在担任副校长，已在基础教育一线扎根了二十多年。

当时代的召唤和个人的信仰交织在一起，港澳清华人心怀祖国，不忘黄皮肤的本色，与大湾区共同成长，开拓出更加开阔的天地。

第三篇章

“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

勇攀科技高峰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它由跨海桥梁和海底隧道组成，全长55公里。

大桥兴建之初，全中国沉管隧道工程加起来还不到4公里，而大桥需要装设33节沉管，还要一一对接好。总工程师林鸣感叹：“这就像要连续33次考上清华，难度可能还要更高。”

清华大学有三个科研团队参与其中。土木工程系教授宋二祥带领团队日夜奋战，首创“半刚性”结构沉管隧道。李克非教授第一次将耐久性知识系统地应用到港珠澳大桥上。土木水利工程学院张永良教授负责大桥健康监测系统设计。清华力量的加入，共同成就了这座桥梁界的“珠穆朗玛峰”。

杨春宝是广州海格通信集团北斗导航首席科学家。中国人的北斗梦跨越26年，成为几代科研人的长征。目前北斗导航系统除了应用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各个行业领域，也服务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户，未来要在2035年前建成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杨春宝将十八载青春融入这段峥嵘岁月，未来也将继续亲历中国北斗系统一步步走向世界前列的征程。

“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个艰巨的目标，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为着这个目标，清华人义无反顾，勇攀高峰。

在芯片领域扎根的还有安凯微电子（广州）的创始人胡胜发，他是2000年左右从硅谷回到祖国创业的众多清华人之一。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视频通话、人脸识别门禁，很多技术都是通过安凯微研发的物联网摄像机芯片得以实现。芯片设计是一个马拉松工程，任何一项有效的IP，都需要至少5年以上的长期研发投入，十分考验个人意志。胡胜发曾在2003年开始布局一项IP的开发，10年后才有第一颗用此IP的芯片销售出货，2013年达到几万颗，2014年到几十万颗……去年销售出货达到几千万颗，给公司带来了约80%的销售收入。他仍在继续迭代这个IP，升级之路预计还要走10年。

长期主义让他在这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中一直保持领先，也一路影响了许多同行者。安凯微电子是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联合培养基地，如今的大湾区是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第三极，一大批业内人才都曾与安凯微有过交集。

东莞的雷达专家徐丰彩三十多岁时就勇挑重担，在众多专家在场的讨论会上敢作敢为，独自接过时任国防部部长张爱萍的军令状，用四年时间为我国空军攻克八个科研难题，研制出抗干扰的电子雷达。后来他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南下，用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和毅然迎接每次挑战的勇气，进军汽车、电器、机电工程等多个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无愧于时代的杰出产品。

2020年10月14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左）与获得“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业创新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表彰的两位校友冯冠平（中）、李屹（右）合影

2006年，李屹从海外回到深圳，创立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发荧光激光显示技术，结束了显示领域的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局面。2013年研发出全球首台100英寸激光电视，2018年推出中国首款自主研发的DCI认证激光数字电影放映机，2020年推出全球首款菲涅尔柔性屏，2022年在中国激光投影工程市场和商教市场上，光峰科技都是销量第一。从零起点创业到勇攀高峰举世闻名，李屹用十几年将中国的激光显示技术推到了世界前沿。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唯有背后的不懈努力，才能拥有迸发的千钧之力。科技创新是一条难而正确的路，清华人用敢为人先、勇拔头筹的锐气，敢于突破、勇挑重任的气概，在大湾区写下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诗篇。

国际化人才培养

这张合影中有18个人被合称为“十八颗星”，他们是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前身——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第一批建设者们。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和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是深植于大湾区的两棵大树，它们同根同源，关系密切，两院现任主要负责人嵇世山、武晓峰也先后担任清华深圳校友会的会长，通过多样身份共同促进南国清华人成才报国。

不同的是，前者是研究院，着力于科技成果转化。众多高新科技成果从这里出发，落地成为大湾区的各个企业。

后者是研究生院，聚焦于人才培养，探索高等教育改革，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2001年，清华大学在深圳创办清华深圳研究生院时，清华大学原教务长吴敏生任首任院长，他和副院长林功实等18位最早的创业者，号称十八颗星，从选取校址、校园规划、破土动工到研究生院挂牌，仅用了1年多时间。

2003年4月深圳研究生院主体建设完工

研究生院的师资队伍建设得了清华相关院系的大力支持。清华第一批就调来了40多位专职教师，许多院系选派精兵强将支持研究生院建设，有些院系领导甚至亲自送爱将来深圳。现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蒋宇扬，就是由时任化学系主任、现在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亲自送来的。

2018年，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和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基础上，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正式成立，标志着研究生院的发展又朝着国际化办学迈出了坚实步伐。

深圳市在全国有着先行示范的重要作用，清华在深圳的办学也同样有着探索高等教育新思路的使命。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师生组成、培养过程、校园建设、治理体系高度国际化，不仅注重与国际一流高校和机构开展合作，更立足大湾区，与香港、澳门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深入联动。两地高校的深度打通正在为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国家、区域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如今的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截止2023年10月，国际研究生院在校生5556人，其中硕士生4459人，博士生1097人。从这里走出的一批批高水平人才，填补了大湾区和国家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中的多个空白。当建设者的风华气度融入城市的发展基因，大湾区的土壤中又新增了很多清华气质。

与时代同行

这是一张粤港澳大湾区的航拍图景。这块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的热土，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九个城市。

2019年国家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湾区驰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这片热土上，清华校友组织可谓无处不在，凝聚着大湾区近3万名清华校友，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持续贡献清华力量。

这里风起潮涌，气象万千，带着理想的人在这里筑梦、圆梦。

2013年，东莞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创新中心成立，当年跟随冯冠平创办深圳清华研究院，后在研究院担任十多年副院长的严叔刚，从深圳来到东莞当院长。2015年，珠海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创新中心成立。随后，佛山创新中心、清华信息港（深圳）、清华科技园（珠海）、力合佛山科技园、力合清溪科技园、力合顺德科技园等一系列高新产业园区相继成立。这些机构一脉相承，在大湾区积极响应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战略需要，为清华与大湾区的产学研合作和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始终不懈奋斗。

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何建坤（右）考察清华东莞创新中心时与严叔刚合影

在时代的浪潮里，清华人从来不只有一个舞台，他们可以是主角，可以是少数人，也可以是籍籍无名的任何人，每个人都在坚持自己的目标和方向，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为历史写下自己的注脚。

王立新1990年从清华博士毕业，他放弃了出国深造和留京发展的机会，选择了深圳。当时全国仅有100多位博士，能到深圳工作的博士更是屈指可数。王立新受到当地极大重视，但他却没有选择市政府，先是去了区政府，又在村里当工作组组长，直到今天担任广东省水利厅厅长，王立新践行着他初到深圳时的诺言：“我想到基层，真真切切、实实在在为祖国做贡献，想直接为改造社会出力。”

有这样担当和使命感的清华人何其多。

最近正在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东华村挂职村党委第一书记的梁镜清，也是广州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处长。他在挂职的村里请大学教授为村民子女办“学习与择业”讲座，为独居老人申请配餐送餐服务。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梁镜清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目标下，梁镜清在广州率先推广异地申报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政策，打造广州市救助服务品牌“穗救易”，推动广州的救助工作融入整个大湾区建设，助力大湾区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成长为一个充满生机的活力湾区。在基础设施“硬联通”，体制机制“软联通”，湾区人民“心联通”的过程中，处处都有清华人的身影。他们是香港特区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方方、是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田宏、是广东工业大学校长邱学青……是大湾区的近3万清华校友。他们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也善作善成，高调做事而低调为人，他们像河流一样汇入大湾区，激起时代发展的朵朵浪花。

时光相册中的这一张张影像，见证着清华人的命运从来都与时代紧密相连。不管是勇立潮头、开风气之先，还是爬坡涉险、攻关克难，抑或是新征程上锐意进取、勇攀高峰，时代的命题虽有不同，但在清华人书写的答卷上，贯穿于其中的精神一脉相承。

选择了什么样的信仰，就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我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人生，我们每个人都生而平凡，但我们每个人也都有着不平凡的英雄梦想。

所有心怀家国并为之奋斗的人，都会在历史的长廊中留下足迹，在今日激起或远或近的回响，这响声激励我们做出微小或巨大的改变，共同为这个伟大的时代——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