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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柱

　简介：周小川，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48年1月出生，江苏宜兴人。1985年在清华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研究员。1968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至1991年间曾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常务董事。1991年至1995年任中国银行副行长，1995年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1996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97年7月任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届委员，1998年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2000年2月任中国证监会主席，2002年12月接替戴相龙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书记。

　周小川，人称“人民币先生”，在历任的央行行长中只有他获此称号，可见他作为人民币代言者的公共角色。2006年，他被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为年度“最佳亚洲央行行长”。原因是采取了多种手段致力于货币政策的改革，促使人民币平稳升值。早在2001年7月，在美国《商业周刊》“亚洲之星”评选中，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被评为“决策者之星”。这位一口流利英语的官员，在国际金融界有着良好的口碑，其市场为魂的技术派官员形象日益深入人心。

　在中国，试图了解一位高级官员的完整成长历程是比较困难的。

　自2000年以来，周小川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上。两年证监会主席，5年央行行长，7年中周小川所就任的职位，总是牵动着公众的切身利益。学者出身的周小川，在金融界的名望和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周小川时常曝光于媒体，愿说且善说，但这位被外电评论为“歌剧爱好者、熟练的网球手和惟一在西方学术杂志上发表过论文的高级官员”，却不为公众所真正熟悉。

　经济学家真本色

　周小川1966年毕业于北京八中。“文革”开始后，1968年，20岁的周小川随着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852农场。

　后来，周小川曾对媒体这样回忆那段岁月，“我在那里整整呆了4年。这4年中，除了劳动外，也学着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工作，比如，对电话系统、载波广播系统的工程设计，对机床的技术革新等等。”他说，当时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所从事的这些实践对自己后来的研究很有益处。

　1972年，作为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周小川被送到北京化工学院读书，4年的大学生活，他逐渐对计算机，特别是对计算机软件工程产生了浓厚兴趣。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周小川考上了机械研究院系统工程应用工业的研究生，师从中国工程界的老前辈严筱均教授。

　这一期间，他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系统工程方面的论文。后来，其研究方向开始转到经济研究方面。1985年，他以《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一文作为在清华大学的博士论文。当时，系统论很热，但应用系统论来分析经济问题的还较少。之后不久，系统工程的分析方法才开始在学术界被广泛应用起来。

　随后周小川的研究领域就越来越广泛了，涉及到经济体制、宏观经济、金融、外贸、社保、财税、企业等多个层面，在1979年至1985年间，发表了大量经济政策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界很有影响。

　如今，公众所关注的是这位现任央行行长以及相关的一些政策。不过他的学者背景，则是更多媒体所共同关注的。2007年两会期间，众多记者来到周小川的新闻发布会现场，会议的组织者在为记者准备央行书面报告的同时，还送给每人一本《金融知识国民读本》。有记者不禁发出感叹：到底还是教授出身啊！

　甚至于有些西方媒体称他“敢做敢为”，他被视为中国少数能真正领会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公认的中国经济政策的国际发言人。

　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建国后，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上个世纪60年代初，组织领导编制了机械工业科技发展规划，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作出了贡献。1982年后周建南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周小川之所以从事金融工作，一定程度上与父母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的父母长期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几年前，他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这样说。

　从激进的经济改革者到负责任的行政官员

　如果对周小川在经济学研究上作一个时间段上的划分的话，1978年前后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他只是对经济问题感兴趣；而在此之后，他便开始进入到研究的层面。应该说，这一大的变化与他所参与的“川汉输气工程”和“30万吨乙烯工程”这两个涉及国民经济的大工程有关。

　《投资与合作》杂志上的一篇报道，真实地记录了周小川当时的回忆：上世纪70年代初，很多人以为四川的天然气储量非常大，每年有300亿立方米可送往上海和武汉。国务院决定着手实施这一特大的能源工程。后来才发现，原先上报的数据水分很大，实际上四川的天然气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就这样，所有进口的设备、材料，连同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另一个是“30万吨乙烯工程”。当初我国的设计制造能力与国际的差距并不太大。于是，有关部门便决定准备将整个工程实现设备国产化。可是，国内的石油价格太低，乙烯行业毫不费力就能赚取到高额利润，他们根本就不想购买国产设备。结果，准备多年的“国产化”计划便中途夭折。周小川参与的成套设备的系统工程设计，同样也是无功而退。

　这两项工程的经历对周小川的触动很大。也就在这时，钱学森等一批系统工程专家建议，要运用系统工程解释社会发展、人口以及经济等问题。在前辈们的指导下，周小川开始了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应用和开发。

　1981年初，周小川提出了一个关于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模型。当时，正值中央提出在20世纪末经济翻两番的宏伟蓝图，这一模型是当时国内用系统动力学和计量经济学在计算机上建立较大规模经济发展模型最早的一次尝试。

　同一年，周小川与合作者提出一套研究中国货币流通规律的模型，这在国内也是没有过的。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周小川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979年至1980年，周小川曾构造了一个多部门动态发展的社会经济仿真模型，并用于政策分析。周小川的结构分析一开始就突破了单纯物质生产领域的传统框架。他的这项工作及事后产生的论文，至今对学术界仍有启发。”

　1986年，周小川进入国务院体改委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这个主要由青年学者构成的机构，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改革的策源地。在整个80年代，周小川都是一位激进的经济改革者。

　从1991年起，周小川担任了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一职，并由此开始担任金融管理的重任。此时，他已不再是单纯的理论家，而是一位要对实际改革结果负责任的行政官员了。凭着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在中国银行的领导岗位上得心应手。

　1995年，周小川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第二年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他在央行工作的这段时间，主管外管局工作。这期间，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更引人瞩目的是，中国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成功渡过了亚洲金融危机。

　主政证监会：依靠市场发展中国证券业

　2000年初，中国金融机构的人事作了较大的调整。周小川出任第四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国证监会主席已经成为公众的焦点。

　2000年12月7日，新华社用并不多见的口吻报道了周小川的一次讲话：作为普通股民，可能您觉得自己在股票市场是一个弱者，但中国证监会将会越来越为您“撑腰”，因为证监会的“裁判角色”将越来越到位。这是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当时的承诺。

　对于周小川在证监会任上的作为，各方有着不同的评价。2001年7月，美国《商业周刊》“亚洲之星”把周小川评为“决策者之星”，评选中认为，在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正如有关业内人士所评价的那样：周小川在证监会期间的最大贡献，就是为中国的股市确立了规则。

　自周小川履新以来，他首先强调的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规范市场，接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对所任职权进行重新定位：“今后要更多的依靠市场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凡市场能够决定的都要由市场决定；市场不能起作用的，要尽快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可以说，在周小川主政中国证监会的几年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投资者利益、规范市场的措施，而基本的主题是市场化方向。

　2002年12月5日，周小川在一篇题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组织结构》的讲演中系统地阐述了他一贯的市场化的观点，他说，“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就让市场去调节……证监会取消了32项行政审批事项，就是解除管制的重要体现。”他接着又说“我们也在与时俱进，考虑由目前的“说允许做什么”逐步向“只说不准做什么”转变，将会给市场机构和自律性组织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发展和创新，以此来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这或许是他对主政证监会的思路的一次总结，也算是他在离开证监会之前的最后一次就资本市场问题发表的公开讲话。

　总之，周小川的基本学术观点是相信市场。这可以从他早期的有关体制改革的著作中看到，他后来的工作中也都有所体现。早在外贸部当部长助理时他就倾向于进行较为彻底的外贸体制改革。在央行担任副行长兼任外管局局长时，他总是在思考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在担任建行行长时，他在思考商业银行如何接轨，建立激励约束的问题。而在任证监会主席的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不管是讲话还是行动，都可以看到他积极推进各项市场化改革措施的决心。

　不过，当2003年初周小川离开证监会履新央行时，有些网民却对他担任证监会主席的工作提出异议。对此，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袁剑解释：这不仅仅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写照，也是中国所有经济领域的写照。任何一个良好的改革方案都有可能通过一个又一个扭曲的市场机制将改革的成本转嫁到普通民众及弱势群体身上。

　对于那段经历，周小川曾比喻说，登山讲求实际，因此无论你是走在迂回曲折的路上，抑或能否看到山顶，又或者在那一点上的资源分配是否最优化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确保你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向上的。有人对此做出结论，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周小川就提出过许多独特的、不合‘潮流’的见解，但这些在后来的实践中常被证明是更为符合客观规律的。”

　主政央行面临新考验：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钱“毛了”

　了解特定时代的典型人物，就能了解这一时代的运行脉络。周小川就是这么一个典型人物。

　周小川身上纠结的各种现实矛盾与历史陈迹，通过经济运行的几次转折留下了深刻烙印，就如同烙在了历史的案头，挥之不去。

　2002年年底，周小川奉命调回央行。与上次在央行不一样的是，这时中国金融业面临着新的考验，货币政策也面临着调整，环境与过去大不相同了。首先，央行作为货币政策的主管部门，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其次，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本身的难度比过去更大；再次，资本市场等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最后，中国已经入世一年，金融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资金融机构调整到位之后可能会发起新一轮攻势，而世界经济则不是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是世界经济的不平衡。相应的，中国金融业面临着新的考验，而货币政策则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显然，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但是，周小川的信心也更充足了。因为他有多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历，还有国有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资历。此外，有理由相信，周小川的个人魅力性格也会帮助他成功地把握好中国人民银行的航向。

　之后，周小川的业绩可谓有目共睹。他主持了近10年来中国银行系统最大的一次升值“行动”：允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扩大，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在他的主持和推动下，国有商业银行启动全面改革，并在短时间内由“包袱”升值为“香饽饽”，四大银行中的三家已在海外上市；此外，外资银行也开始被允许在中国设立分行……

　2007年以来，我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攀升，猪肉、蛋、油等副食品价格上涨较快，这成为了社会所关注的一个焦点。而人民币加息与升值的幅度不够也屡受责难。面对这一切，周小川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今后一段时间内，金融工作将注重通货膨胀的防治，坚持货币的稳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党的十七大分组审议胡锦涛总书记报告时，周小川表示，货币政策要坚持多种目标。他说，要注重通货膨胀的防治，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钱“毛了”。

　周小川分析说：“5年来，我国金融体系发生了显著变化，金融业支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

　“人民银行在过去的5年里，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信贷总量基本适应了经济增长的需要。调控中，强调更多地使用市场化方式，完善和创新政策工具，如：扩大利率浮动空间、发行央行票据、实行差别准备金率等。发挥信贷政策和窗口指导的作用，加大对农村金融、助学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的支持力度，限制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及过热行业的信贷投放。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稳步实施……金融市场在规范和创新中加快发展。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大、小额支付系统建成并在全国推广运用，信贷征信、国库体系不断完善，中央银行金融服务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周小川表示，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四个坚持”，是对央行工作的重要指导，也完全符合金融业实际。货币政策要坚持多目标，强调促进经济发展；在坚持以人为本方面，首先在宏观调控和制定货币政策时要考虑到促进就业，其次是注重通货膨胀的防治，坚持货币稳定；央行工作要注重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多个目标之间的全面协调，重要经济指标不仅要看当前，更要看时间序列及其外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坚持统筹兼顾方面，要注意处理好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

　学者出身的周小川，不管担任何种职务，经济学家的本色始终一览无余。他的讲话，不是八股味十足的官样文章，也不是言之无物的口水话，更不是哗众取宠的花样词藻，而是富有理性色彩和专业水准的讲课。

　周小川还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优点，就是英语很好。他的许多学术论文是用英文发表在国外的一些学术刊物上。因而他能更好地学习国外的东西。他的另外一个良好的工作作风就是喜欢听取不同的意见。在听下属汇报时，他不会轻易地不耐烦地打断别人的话题，而是静静地耐心听，让人把话说完。

　这就是周小川，被英国《银行家》杂志授予2006年度“最佳亚洲央行行长”奖项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学者出身的周小川，不管担任何种职务，经济学家的本色始终一览无余。他的讲话，不是八股味十足的官样文章，也不是言之无物的口水话，更不是哗众取宠的花样词藻，而是富有理性色彩和专业水准的讲课。

（转自：人民日报 《大地》杂志 2008年1月1日 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