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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善达，1946年9月生，山西省人，现任国家税务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1970年3月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984年获得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管理硕士学位，1990年获得英国巴斯大学财政专业硕士学位。历任财政部税务总局研究处副处长，国家税务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国家税务局税制改革司副司长，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司长，地方税务司司长，稽查局局长，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多年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许善达在官员和经济学家之间游走，以其独特的艺术底蕴给我国市场经济带上了某种契合他思想本质的色彩和独特风格。

　　许善达谈话是非常到位的。对于自己的观点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一个务实的市场主义者的特质，由此可见一斑。

　　真实是一种深度

　　对于目前经济领域的问题，许善达直言不讳，思维玲珑缜密，谈锋甚健。

　　“如果把金融危机看成一个全过程，我认为美国不但没有受损，而是大大的受益。”许善达如此评价这场金融危机。

　　许善达认为，美国的受益是美国实现的既定战略目标的一部分，因为美国通过三种形式在全世界获取铸币税。第一种方式是，美元的大量发行并且沉淀在世界各国，作为全世界的储备和支付、结算货币，而美国只需要支付印刷成本；第二种方式是，美国使美元持续贬值；第三种方式，就是这次次贷危机所涉及的金融衍生工具。

　　许善达用一个简单的魔术白纸理论证明了他的观点：魔术师用白纸变成钞票，又把钞票变回白纸，对于魔术师来说他没有损失，因为他本来拥有的是白纸而不是钞票。美国的此次金融衍生品的崩溃道理也是如此：看起来庞大的金融衍生产品，实际上它不是真金白银，是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虚幻产品”，但是像欧洲许多国家、日本、中国等这样的一些国家，却是用了真金白银去购买了他们“虚幻”的产品。最后虚幻的产品破灭，损失的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购买美国这些产品的国家。实际上，美国并没有损失，其他国家和企业、个人的损失恰恰是美国获取的巨额收益。

　　鉴于这样的理由，许善达认为，如果说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受了轻伤或重伤，看的只是“魔术钱”变成白纸这一段，而这并不是完整的。美国早已通过销售大量的魔术钱获益了。可惜的是有些人没看见，有些人看见了但出于种种原因讳莫如深。“在美国国内，肯定是有人获益，有人受损，但如果把美国看成一个整体，在金融危机全过程里，我认为美国是大大受益的。”许善达如是表示。

　　许善达提示，历史早已进入新时期，这个新时期是指货币是世界财富分配的主要手段。因此，一定要明了美国的金融战略的真正目的，他表示，当年格林斯潘极力反对监管金融衍生品市场，就是知道这个市场对美国这个整体来说会有多么大的收益。许善达认为，美国是不会干吃亏的事情的：美国战后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之前美国都是顺差，作为债权国，他们用美元换取了其他国家大量黄金；1971年之后，美国转为贸易逆差成为债务国，法德等国家开始利用赚取的顺差美元将被美国剥夺走的黄金又购买回来，美国发现了此举不利于它，便废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得黄金非货币化。此后，美国一直处在逆差状态，美元一直贬值，各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美元资产不断贬值。美国在此过程中，一直是最大的获益者。

　　“如果我们一味地认为美国遭受损失了，这样与事实是有偏差的，也会导致所制定的政策有一定偏差。”许善达坦言。

　　谈及我国经济现状时，许善达强调：“有一种看法认为：现在经济下行了，出现危机了，所以我们要鼓励内需，所以我们要提高消费需求。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如果仅仅这样来看的话，我认为在这种理念下，想实现鼓励内需和提高消费需求的目的是很难的，必须把提高消费需求放在一个更长期的战略上来研究、来观察、来分析，这样才能找到真正把消费率提高的对策。”

　　许善达认为，这么多年来，我国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差距一直在拉大，我们的基尼系数零点四几。虽然不同的人计算有不同的方法，但是趋势扩大是公认的。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收入高的人群边际消费倾向是比较低的，他们的边际投资倾向比较高，而收入低的人边际投资倾向是比较低的。因此，消费需求不足不是因为金融危机引起的，而是市场经济必然趋势，而国家战略的缺陷使这个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

　　许善达还认为，政策重点已经转移到如何增加消费，目前政府应从提高收入的角度做一个全面的规划，“现在政策有很多，比如说彩电下乡，还有搞医疗保险制度，社保制度改革，这都是提高消费的一种措施，但是，这些主要是从供给方面解决问题的对策。需求方的对策太弱。我建议搞一个综合、全面国民收入增长规划。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民的和其他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规划。如果有了这样的规划，消费会有一个稳定的增长。”许善达说。

　　“在中国要提高消费率，很重要的因素，怎么样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这里面就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政府应该增加社保、教育、医疗方面的开支，这个公共开支应该政府多承担，政府承担以后，很多低收入群体，他的储蓄里面，过去为今后消费准备的钱，他现在就可以拿过来消费。”许善达说，“另一方面，要减税也好，增加收入也好，直接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力，这里面像农民，最主要的办法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对于城市居民里面，比如说个体户的缴费的负担，一般低收入的家庭也应该大幅度降低。只有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力，才能够进入到提高消费率的正常轨道。”

“我们的住房，高档的住宅是远远供大于求，空置房主要是高档住宅，对于普通住房、保障性住房现在是供小于求，这么一种产业结构对于提高消费率肯定是负面的作用，所以提高消费率，怎么样改变我们产业结构，这里面要做的工作很多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做了决策，在未来若干年内要改善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名词很多，总体来看，要提供更多的供低收入群体购买、租赁的房子，这样才能长期提高我们的消费。所以我觉得提高消费率的问题，是和我们整个社会群体的收入结构相联系的，必须有战略上的设计，才能够最终实现提高消费率的目标，把提高消费率变成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样才能够坚定我们扩大内需的方向。”

创造外需的“共享发展计划”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国际市场形势已经出现了“实质性”变化，“优质低价”的出口战略已经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目标了。但是，过剩的相当数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产能、大量的外汇储备和极高的人民币信用是中国拥有的两项重要的资源优势。

　　“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待开发的资源但没有资金开发，同时这些国家拥有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强烈需求也同样没有资金建设。”许善达认为，中国的资源和这些国家的资源如果组合起来可以使彼此经济同时发展并共享发展的收益。

　　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凸现了外需萎缩与产能过剩的问题，主要解决渠道要靠增加内需，但也应考虑增加外需。

　　许善达首先认为，降低出口产品成本，只能在相当小的程度上增加一点出口，并不能真正增加外需。因为，现在面临的外围环境是全球购买力不足，并不是出口退税率高一点，成本管得松一点就有竞争力了。所以，不论是提高出口退税率、提供补贴，还是放松对加工贸易的限制都不能有效的提高外需。

　　他说，“马歇尔计划”在“二战”以后不仅促使欧洲复兴，也让美国从中大大地受益。从经济角度考虑，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与“二战”后美国相似，即产能和资金大量过剩。

　　为此，许善达建议中国应该参考美国在“二战”后提出的“马歇尔计划”，设计一项对外经济援助与合作的中长期国家战略，即“和谐世界计划”或“共享发展计划”。

　　据介绍，“马歇尔计划”就是美国拿出其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约130亿美元)借给受援国，让他们购买美国的东西。即把美国过剩的产能转化成美国政府对受援国家的债权。美国再动用各种力量，确保这些借钱的国家不能赖账。与此同时，在美国主导下又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受援国如没有美元，要用黄金来还债。产能输出加上国家债权再加上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国成为“马歇尔计划”的最大受益国。

　　许善达建议，中国用五千亿美元的规模建立“和谐世界计划”或“共享发展计划”的基金(其中1000亿美元或其他外汇规模，3万亿人民币规模)，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宣布中国愿意向友好国家提供国家贷款用于借款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不能像“马歇尔计划”那样放贷给发达国家，但是可以仿效这个模式放贷给发展中国家。事实上，这些发展中国家是有需求的，但是没有钱，而中国有这个资源，实业比较强大，可以援助其他国家修建电站、港口、修公路、建服装厂、棉纺织厂等，这些都非常有优势。渠道可借助现有的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等。

　　同时，该贷款主要是商业性的，但利息比一般商业贷款低。中国政府只要求获得扣除风险之后的利息高于美国国债。少量贷款可以是无偿的。借款国政府是借款人，自愿申请项目贷款并履行还本付息义务。项目建设和采购要在中国企业中进行。

　　许善达特别说明，该计划总计5000亿美元的基金规模不大，有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有助减少外汇储备、规避中长期美元贬值风险。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国家承担贷款风险，企业输出过剩产能，人民币国际化，三位一体。

　　需要明确的是，“马歇尔计划”不是完全纯商业的计划，是包括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的一揽子计划，通过各方钳制，将援助风险降到最低。许善达认为，中国目前有这个实力可以搞一个类似这样的援助计划。也动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所有这些力量，去减少援助风险，而这中间由政府作为担保。

　　许善达强调，这项计划一方面可以把中国国内的过剩产能转化为国家债权，创造和培育新的外需，从而为国内提高居民消费率争取时间和财政资源；另一方面可以缩小全球性贫富差距，为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创造条件。

　　官员与学者的交融

　　在担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时，熟悉许善达的人都说他“一半是官员，一半是学者，而且两者之间协调得很好。”

　　去年，许善达从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的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可以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研究性的工作了。许善达除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外，还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独立董事，为两家巨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建言献策，参加公司决策。

　　他作为经济学家，目前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学术委员会委员，该论坛被认为是对中国决策层影响力最大的论坛之一。

　　许善达介绍：“这个论坛目前的成员中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还有现任、离任的财经官员，不少是部级的，如果放在美国，现任官员是不能参加这种论坛的。目前我们论坛年年都有活动，年年都能出东西，这样的论坛在中国确实很少见。国外对这个论坛的关注越来越多，有个联合国官员，他当面跟我说，有一次他所在机构的负责人到中国来，这个负责人要他准备中国之行的背景资料。他找了很多，但总觉得不十分满意。后来他找到了我们这个论坛的信息，就把我们成员公开发表的许多文章、发言、讲话、采访的内容整理成材料送上去了。后来这位负责人到了中国之后，中国接待人员很惊讶，说你对中国的事情怎么了解这么深入？这位负责人回去后，大大表扬了这个联合国官员材料准备得好。的确，目前关于中国的一些比较有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的问题，政府决策层比较关注的东西，都在这个论坛上有所体现。”

　　“近一年多来我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比过去多做了一些工作，刘鹤、樊纲、易纲、吴敬琏、林毅夫等几个人是学术委员会老委员，他们为论坛发展做了很大贡献。我和吴晓灵从行政岗位退下来，时间上宽余了一些，论坛成员补选我们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就是让我们多尽义务，多做工作。”许善达如是说。

　　许善达对现在这种定位感到很惬意，他戏言：从行政岗位退下来后，我的烦恼减少了一半，终于在清晨有时间睡个懒觉了。

　　“以前我在国家税务总局做行政工作的时候，许多工作内容也是具有学术性的。要说区别，可以这样描述：行政工作有行政工作的烦恼，学术工作有学术工作的烦恼，现在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了，至少一半烦恼没有了，经常还可以睡睡懒觉，这种享受过去很少享受到。”许善达告诉记者，“ 不只是我忙，你去问问，现在当部长的哪个不忙？我住得离单位还不算远，每天6点多就要起床。住得远的更要早起。下班之后，许多工作上的事情还忙不完，还要回家做‘家庭作业’。总之一句话，工作时间8小时肯定是不够的。”

　　许善达还有一重身份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畅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许善达对事物和问题的解答饱含能量，逻辑贯穿始终，极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他的课总是座无虚席。

　　“讲课要因地制宜，要看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术语，正像毛泽东所说，对牛弹琴是弹琴人的问题，不是牛的问题。”许善达笑言。

　　只有有高深的修养，了悟世事人生，才能对世事人生以俯瞰的姿态“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

　　许善达如斯。（张琳靖）

转自 《电气中国》2009年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