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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永远被人带着玩，那你永远都玩不出来。我们不能做规则的追随者，而是要做规则的制定者。”

　　选择能承担社会责任的专业

　　在6年前，2002年的那个春天，刘洋的情绪并不太好，总是不自觉地发呆，当时他还是清华大学大二的学生，却要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重要选择。

　　刚进清华的刘洋，由于成绩优异，进入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中外文化综合班学习，在这里学习的同学都还没有最后确定专业，一年后，他们还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再一次选择以后要走的道路。

　　刘洋总是回想起刚入学时，中文系教授徐葆耕给他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带着他和同学们来到王国维墓前，一起诵读上面的碑文：“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三光。”

　　当时的刘洋的心里感慨万分：做学问该当如此！随后一年的学习中也让他喜欢上了这个文化氛围浓重、清静、单纯、与功利无关的环境。但是，在当时同学们都在考虑以后的方向时，他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文学研究虽然是我的爱好，但我究竟适不适合走这条道路呢？”

　　经过反复思量，他还是决定离开中文系，选择法学专业继续学习。在他看来，虽然做研究是他钟爱的事业和生活方式，但他也愿意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而法学专业可以找到这个结合点。即使面对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他也保持着十分的冷静。

　　时间已过去了6年，就在前不久，刘洋拿到了清华大学研究生特等奖学金，在5个获奖者中，他是唯一的硕士，与其他4位即将毕业、在科研方面已小有成就的博士生相比，他的答辩得分最高。

　　如今的刘洋已拿到北美一所知名法学院的通知书，更坚定了他的选择。

　　“很多人都有怀疑精神，但大多是对一些客体的怀疑，我在质疑身边发生的事的同时，也会对自己的选择质疑，这是我与别人稍稍有些不同的地方。”刘洋说。

　　如果能跳出自己的情绪，从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选择，是避免犯错误的最佳方式，作为一个大二学生来讲，这一点未免有些太难，刘洋做到了，但他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人生态度就是理性。

　　“质疑或许是我的本能，这并不等于说我很理性，如果是后者，早就忙着赚钱去了。我选择的国际公法还相对冷门，没什么‘钱途’，这还是带着一些浪漫主义的。”刘洋笑着说，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文学专业的学生。

　　学习公正

　　与刘洋见面时，他穿着普通的运动服，脸上带着真诚的微笑，语速平缓、语调真诚，多有几分老成与稳重。

　　现在，刘洋已发表了学术论文4篇，这与争取特等奖学金时的4位博士对手而言并没有优势，但他平衡发展，学习和社会工作都很突出，这是他获取特等奖学金的实力所在。

　　从进入清华开始，刘洋就在学生会任职，到后来的法学院学生会主席，再到后来的院团委书记。一直以来的学生工作让他获益良多，他还记得自己刚进学生会时有着充沛的精力和无所不为的勇气，多年来的历练更让他学会了协调处理各种关系，把自己想要做的事变为现实，这些宝贵的财富一直让他享用至今。

　　研二的时候，他得到了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实习的宝贵机会。刚开始的工作无非也就是跑信、跑文、跑传单，复印文件、发文件、搬动文件，都是一些基础工作。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工作不具备挑战性而变得消极，他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法官会更加信任他，给他机会接近更核心、更有价值的工作。

　　果然，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法官觉得他工作勤奋踏实，就让他看案卷、起草阅卷报告。自从最高人民法院把死刑的复核权收回之后，刑事庭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死刑复核，而刘洋接触的就是这些案件。

　　他的工作就是审看地方法院送交的死刑案卷，然后写出案件报告，提交给法官后，法官将会参考这些报告，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决定这个人是被发回重审还是核准死刑。

　　这是刘洋初次接触刑事案卷，那些写实的尸体照片让他感到害怕。但是刘洋每天上班时都会在最高人民法院门口看到上访的原告、被告家属。这个时候他总是会想，如果我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我会有如何的感受？那些案卷每一页都事关人命，这让他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责任感。

　　如何保证阅卷报告的公平与公正？刘洋采用的还是对事对己不断质疑的方式。质疑证据的真实性，质疑证据是否形成一个完备的证据链，质疑这个证据链是否具备足够的力量来支撑对被告的判决。

　　在最高人民法院实习期间，刘洋经手了5个案子，虽然出于保密的原因他不便透露结果，但他对案件的公平性充满了信心。

　　做规则的制定者

　　刘洋还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在境外参加国际模拟法庭的经历，那是一个由国际红十字协会举办的一次模拟国际武装冲突法案件的法庭。对刘洋来说，这个案件不仅与自己的国际公法专业相关，而且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在由香港法院法官担任模拟法庭法官的法庭辩论现场，一个细节让他印象非常深刻。轮到香港大学的辩手发言时，那位学生律师先是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放在桌上，然后把钢笔插好，整理一下衣服，然后才开始发言。整套动作从容、清晰、引人注目。

　　事后他才知道，这是香港大学法学院法庭训练中的一个常规动作，目的就是为了引起法官的注意，让法官能集中精力倾听他们的发言。

　　“法庭辩论是英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强调律师在法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学生们在学习期间与此相关的专门训练有一年的时间。”刘洋说：“而我国的法学教育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番场景。”

　　结果是他们没有拿到名次。

　　这次经历让他想了很多，法庭辩论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传统，于我国来讲是很陌生的事物，但是既然模拟法庭是别人发明的游戏规则，我们要参加就必须在这套规则里游戏。但目前我国不断开放的势头已让我们既无法置身事外，更无法逃避。

　　开始刘洋想的是：“我要不要在这套游戏规则里做事？”不久他又换个角度思考这一问题，“从国际法领域来讲，中国的研究和学习者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此，你不能永远被人带着玩，那你永远都玩不出来”。刘洋说：“我们不能做规则的追随者，而是要做规则的制定者。”我国法官目前在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任职的非常少，曾在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任职的刘大群法官就不止一次地提出中国人要加入这些组织，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一直都没有大的改观，在这些组织里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中国人也无非只有一两个，相当于一些非洲小国。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清华大学很早就开始组织自己的模拟法庭。还是在读本科时，刘洋就参加过清华大学的模拟法庭，在此后的比赛中，他也获得了好的成绩。有了这样的对比，刘洋更加坚定了学习国际法的信念：必须适应并熟悉他们的行事套路，才能在国际相关事务中得到自己的东西。

　　面临毕业的刘洋将要去美国继续自己的学习和研究，他说毕业后一定要努力去这些组织里工作一段时间，为了自己内心的使命。

（来源：《科学时报》 2008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