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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曼 陈艺

（曹景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

　　曹景行先生应奥组委的邀请，为参加集训的北京各区县有关部门新闻发言人上了一课。(7月2日)

　　回顾改革开放30年行业变化历程的专题片《绽放30年》，7月5日起在上视生活时尚频道开播，由曹景行担任嘉宾主持。(7月2日)

　　曹景行先生专门为《新沪商》撰文提出，灾后重建要遵循科学发展观，严防各种既得利益的牵制。(7月3日)

　　这是我们查到的关于曹景行先生的最新的报道，接下来这几天关于曹景行的报道就和贵州有关了。

　　7月4日，曹景行应“听多彩之声，说魅力贵州”全国50家广播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入黔采访大型直播活动的邀请，来到贵阳。本报记者采访了曹景行。

　　谈贵州

　　贵州有后发优势

　　贵州太多的地方想去，一直是曹景行的一个愿望。尽管此前来过一次，但只呆了2天，来去匆匆，很是遗憾。曹景行对贵州近几年的发展很有兴趣，这次能有几天的时间了解贵州，他说将多看看多听听，了解贵州的各个方面，在以后的节目中做些关于贵州的报道。喜欢摄影的曹景行说，贵州风景优美，他要多拍些照片，留下美好回忆。

　　谈及对此次贵州之行的期待，曹景行说他最想欣赏贵州美丽的景色和体验纯朴的民风，来贵州有种回归自然的感觉。

　　他说虽然比其他地方发展慢一些，但他认为贵州是一个有后发优势的地方，尤其是有很多的资源。贵州发展要考虑有没有必要和沿海一样的发展模式？有没有结合贵州本身的特点？

　　曹景行说，贵州的天气和景色最打动人。一个地方好不好，并不全是GDP说了算，发展速度并不能代表一个地方的真实情况。人住得舒服，日子好过这是最重要的，自己的感觉最为重要。

　　上一次到贵州来，曹景行到了遵义。历史专业出身、做《口述历史》节目的他对历史的细节很注意，喜欢了解别人忽视的细节，比如红军卫生员铜像背后的故事等等，他说遵义会议有很多吸引他的东西。如果能根据不同的游客，开发出不同的旅游产品，就更能吸引人了，这需要策划和思考。

　　谈自己

　　总想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

　　曹景行先生的父亲曹聚仁以多方面业绩和才华成为横跨政治、历史、新闻和文学的“四界”人物。谈到父亲，曹景行说父亲上世纪50年代去了香港，经常给家里寄些香港的报纸过来，这让他从小就对香港有大概的了解，也让他后来能很快进入香港。

　　21岁下乡做知青的曹景行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复旦大学。35岁曹景行毕业分配至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时间多，他就大量阅读，有时候也给报纸写点东西。6年下来，曹景行没有多少成就感。这时候，他得到一个去往香港发展的机会。

　　42岁的曹景行到了香港重新开始。他说除了新闻适合自己外，没有别的可以做。他很快找到位置，从《亚洲周刊》的普通撰稿一直做到了副总编辑，后来又担任了《明报》的主笔，51岁又到了凤凰卫视，成了电视人。

　　开始进凤凰曹景行是做策划的，是幕后工作，帮窦文涛想点子，帮《杨澜工作室》出主意。曹景行一直开玩笑说主持《时事开讲》是捡来的。

　　曹景行说自己一直得到妻子的大力支持。到香港后，妻子在大学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让他在找工作时有了一个很好的依靠。

　　喜欢尝试做没做过的事情，年逾60的曹景行还在不断挑战自己。他说现在在清华大学教书，是一个转型。当大学老师，不容易。做电视，传播的效果不能马上反馈。曹景行说现在的学生很直接，在课堂上，如果学生不喜欢听你的课，马上就能表现出来。睡觉、玩手机、说话，传播的效果立马显现。

　　曹景行对互联网和手机电视等新兴媒体都很有兴趣，他说有可能以后会在这些领域做些尝试。

　　谈新闻

　　要满足读者的需要

　　“遥控器”和“五角钱”理论是曹景行对怎么做新闻的总结，也是常常被问到的问题。曹景行认为观众、听众、读者决定媒体是否存在。所以媒体要时刻想着他们，无论是做电视还是报纸，脑子里总要想着：观众和读者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利，节目、报纸不好看，随时可以使用遥控器换台、或者不掏出口袋里的“五角钱”买报纸。

　　一个农民工每天掏出5毛钱来买一份报纸，媒体要对得起这些掏钱的读者，要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如果连记者自己也不感兴趣的内容，最好别让它随便“出炉”。

　　喜欢一线采访的曹景行说做新闻20年，最沮丧的事是新闻跟事实有出入，他回忆道，有一次做直播，是关于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遭到绑架的事情，直播前得到的消息是工程师被成功解救，电视台就到工程师的家里去采访他的家人，家人非常高兴。直播过程中，传来工程师遇难的消息，家人很悲痛，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们也感到十分难过。后来他们对这个事情作了反思，这样的新闻不应该这么处理，是一次失败的直播。

　　访谈

　　贵州旅游不要太急了

　　记者：谈到旅游就离不开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的问题，您对贵州旅游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曹景行：国内其他一些地方的旅游资源遭到低层次、无限制的商业化开发，不仅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原有的文化也被破坏。有一个著名景点，我曾慕名而去，但却很失望。

　　贵州后开发有后开发的好处，可以吸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避免人家走过的弯路。特别要摒弃那种没有规划、急功近利的思想。按照市场规律去开发，不要太急了。

　　一些省区搞旅游，省内各地都在开发。其实游客就是这些，大家都开发就造成内部的竞争，自己和自己打架。同类化、同质化严重，把资源都给浪费掉了。再去收拾很难的。

　　还有一些地方推倒真古迹，造假古迹、造假古董，不顾环境建一些游乐设施，这也是很可怕的。

　　做新闻不是做学问

　　记者：有人称您为学者，您好像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新闻工作者，在您看来，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曹景行：这是由于面对的对象不同，我面对学生时，是老师，是学者的身份。面对观众，我是新闻工作者。做新闻不是做学问，把最新的、最本质的信息告诉观众，如果做新闻像做学问，那就失去了时效性。而且学者常常会以自己为中心，不会以读者和观众为中心。我们也可以用做研究的方法来做新闻，让新闻更深入。

　　新闻教育要规范

　　记者：您现在在清华大学上课，您对国内大学新闻教育有什么印象和评价？

　　曹景行：国内现在新闻教育发展太快，太多的大学扩招，这涉及到对学生负责的问题。有没有那么多的老师，听说有600所大学开设有新闻传媒的课程，有2万个学生在学习主持，这是我担心的。媒体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但媒体在发展时也要控制成本，不可能无限地招人。还有现在国内新闻教育不太注重老师带学生实践，而新闻是最需要实践的。规范是国内新闻教育要注意的问题。

（转自：贵州都市报 2008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