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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艰辛历程中，一代代科学家以拼搏与奉献挺起民族脊梁、绽放时代之光。

铭记历史才能坚定前行，从抗战烽火硝烟中走过的优秀知识分子为今人注入了砥砺奋进的巨大力量。近日，中国科技馆、中国科协科技传播中心联合地方科技馆等单位共同举办“红色记忆：抗战中的中国科学家”宣讲活动。结合这一活动，光明智库邀请四位科学家后人，讲述先辈的民族大义、爱国之行，共同感受并传承优秀知识分子“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

观众在参观“两弹一星”功勋人物肖像展。燕翔摄/光明图片

科学家名片：朱光亚（1924-2011），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原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原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祖国需要之际，吾辈当竭尽心力”

讲述人：朱光亚之子 朱明远

1938年6月，为了躲避战乱，爷爷托人将父亲兄弟三人送到重庆，继续学业。1941年夏，父亲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选择原中央大学物理系就读。

一年后，西南联大在昆明、重庆两地大学招收一、二年级转学生。父亲得知消息，立即报名参加考试。到西南联大报到那天，学校发给每个新生一份铅印的西南联大校歌。父亲回忆说，校歌让他激动不已。特别是那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每当唱起，心底就会激扬起一股向上的力量。

1945年8月，父亲毕业留校任物理学系助教，不久后，被选拔赴美学习制造原子弹。那时，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父亲已经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加上抗日战争的影响，当他得知是国民党政府派自己去美国时，很不情愿。征求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关人员意见后，才决定前去。1946年9月末，父亲与李政道、唐敖庆等人到达旧金山。刚踏上陌生的土地，一行人却被告知“美国政府决定，凡是与原子弹有关的研究机构，包括工厂等，外国人均不得进入”。讶异之余，大家定下心来，分别选择了与原子弹技术相关的专业继续学习。

1947年，朱光亚（右一）与李政道（左一）、杨振宁在美国留学时合影。资料照片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消息传到美国，中国留学生奔走相告。就在这一天，父亲决心回国。他在就读的密歇根大学及所在城市动员中国留学生：“祖国迫切地需要我们！希望大家放弃个人利益，相互鼓励，相互督促，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

1949年末，父亲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我们该马上回去了”，并把这封信分送给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同意者在信上署名。

1950年2月，父亲终于回到了祖国。1952年春，中央决定从国家机关、高等院校抽调一批政治可靠、英语水平高的优秀人才担任翻译，赴朝参加停战谈判。作为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父亲被选中。组织上要求对外保密。收拾行李时，母亲问：“到哪里去？”父亲含蓄地说：“到东北打老虎去！”

1959年7月1日，组织找父亲谈话，想调他到核武器研究所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祖国需要之际，吾辈当竭尽心力！

不久，35岁的父亲调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后来，他回忆说：“在中国核武器早期研制工作中，我所起的作用，犹如一个瓶子口。上面的方针和下面的意见，都要经过我这个‘瓶子口’来承上启下，有的还要经过筛选、过滤，摘其主要归纳上报。”

父亲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影响了一代人，九院机要秘书处的女干部张立敏阿姨就是其中一位。刚上班时，父亲请她起草一份报告。报告上交后被退回来，一个大大的红叉从头打到尾。她当时就落泪了。仔细一看，后面附着父亲自己工工整整写成的一份报告。仔细琢磨两份报告的不同后，张立敏明白了报告到底应该如何写。

父亲和我们聚少离多，在我们眼中，他一辈子都在工作。他留给我们的物质财富不多，但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一生都学习不完。

节选自《四位科学家后人讲述先辈爱国故事与精神传承——舍我其谁报国志，碧血丹心爱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