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父亲张世英是著名哲学家，却不是一个善于交际，过多考虑如何处理人事关系的人，有时会因此得罪人而自己还不知道。他是一个低调的人，经常思考的还是他的哲学方面的学术问题，所以和他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和学问有关的问题上了。

2016年5月于北京大学主办的张世英95岁寿辰祝寿会上和父亲合影。（记者 金涛 摄）

听爸爸聊中关园往事

汪子嵩伯伯和我爸爸张世英是西南联大哲学系同学，上世纪50年代初在北大哲学系又是多年同事。我们姊弟三人和汪伯伯的三个女儿从小在一起长大。60年代初汪伯伯调人民日报社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2009年10月汪伯伯的女儿汪燕从美国回京，我和爸爸、晓崧与汪伯伯、汪燕、汪瑜相聚。两位年届九旬的文化老人见面，没有热闹的寒暄，只是双手紧握在一起，轻声地问候。

看着两位老人亲切的模样，看着40多年前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汪瑜、汪燕姐妹俩，便一起聊起了40多年前的往事，回想起那遥远的岁月。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中关园，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之间的一块空地，经政府批准作为北大教师宿舍用地，取名中关园。园里盖的是一排排的红砖平房，据说这些平房是准备只使用五年的临时宿舍，而实际上一用就是50年。北大很多名教授当时都在中关园住，例如：钱钟书、程民德、黄昆、季羡林、洪谦、王瑶等。当时我家住72号，汪家住60号，是前后排，我家后门对着汪家前门。

我爸爸和汪伯伯，来往密切。上世纪50年代，老教授多属被批判对象，我爸爸就和汪伯伯等四位老师一起在党总支组织下合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发表在北大学报的创刊号上。两人谈起这件旧事，似乎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点自责的叹息声。大约是1959年后，汪伯伯因参加北大、人大赴河南农村调查组犯了什么“错”，被打成右倾，下放到门头沟斋堂劳动改造，汪妈妈一人带着三个孩子还要去医院上班，异常辛苦。汪伯伯偶尔回家一次，家中也是空无一人，特别是冬天，家里没有生火，更是凄凉。我妈妈看到汪家此情此景，就让保姆送一壶开水过去，并嘱咐保姆帮助汪伯伯把火生起来，好让屋子里有点温暖。就是这样一件小事，也受到系领导的批评，她对我妈妈说：“张世英呀，划不清界限”。妈妈回答道：“是我叫送的一壶开水，不是张世英送的。我党政策是政治上划清界限，生活上关心，给出路。”那位领导一时也无话可说。

当时一般的老百姓生活都很困难，汪伯伯每次回家，脸上都浮肿得很厉害。这样的日子过了大约两年，学校传达中央关于甄别的文件，我妈妈彭兰是中文系的党员教师，听了文件的传达，就在第一时间暗示汪伯伯：可以甄别了。汪伯伯很快写了甄别申请，冤案终于获得彻底平反。那天聊起这件事，我顺便说了一句：“汪伯伯，您当年真够苦啊！”汪伯伯微笑着说：“往事如烟，现在不也都好起来了嘛！”

70年代初，人民出版社要汪伯伯牵头重新编写《欧洲哲学史简编》，他首先找我爸爸参加，并找了任华教授。我爸爸在看该书的清样时，发现封面上编著者的顺序是：张世英-汪子嵩-任华，他知道这是汪伯伯谦让，就立刻打电话给人民出版社把顺序改成：汪子嵩-张世英-任华，这就是为什么该书封面和扉页上编著者顺序不一样的原因。这件小事不仅体现了两人的友谊，更表现了两位学者宽广的胸怀。和当今某些学术造假、争名夺利的浮躁之风相比，两位老人的这点小故事，留下了一段值得后辈人深思的佳话。

那天的饭桌上，两位老人还聊起了他们在西南联大念书期间金岳霖如何把课堂变成茶馆的情景，聊起了张奚若、闻一多如何痛斥国民党以党政钳制学术的黑暗……有的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听讲“上古史”，有的倒也有点现实感，总之，两位文化老人的这次会晤，对我们这辈年近花甲的人也很有启发。

游武夷 吾治学

2010年春节长假，全家去武夷山游览，很有收获，不虚此行。

武夷山风景秀美，奇峰峭拔、秀水潆洄，确实可以与桂林风光相媲美。当你从九曲溪上游沿江漂流而下时，不仅可以饱览沿江的奇峰、异石、碧水、悬棺等自然风光，而且可以从船夫的谈笑中了解当地的人文风情。

最为可贵的是风景区内，有宋代朱熹创办的武夷书院（后更名为紫阳书院），朱熹在武夷山居住并讲学50多年（其中外出为官数年）。我们一进朱熹园，就看到书院遗址的正殿两边，有北大教授张岱年先生的楹联：“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尊德性道问学体用兼赅”，感到特别亲切。

张岱年老先生是我爸爸张世英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多年的老同事，他比我爸爸长12岁，是我爸爸的老前辈，我爸爸很尊敬他，两家又是北大宿舍区中关园的老邻居，我爸虽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但对中国的古典很有兴趣，有时也到他家去请教一些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听我爸说，张岱年老先生的书房里，满桌满椅甚至满床都堆满了书。我爸曾经小声问他：您夫人也不替您收拾一下？他笑而不答。张老先生生活很简朴，年过80，冬天里还经常穿件旧的长大衣，提着一个旧布袋到附近菜场买菜。我爸问他：“怎么未见您夫人去过菜场？”张老微笑着回答说：“旧社会是男尊女卑，现在是新社会，我们家要来一个颠倒！”那天在武夷山，我爸见到张老的楹联时又提到了张老的这段佳话，我们都哈哈大笑。我说：“不知讲‘存天理，去人欲’的朱熹如何看待今天啊！”我爸听了我的话接着说：“其实，朱熹不是个单纯的道学先生，他还是很讲情欲的，他甚至提出过‘人欲中自有天理’的命题。他把天理与情欲结合起来，因此，他也是个大诗人,有很高的审美境界。他最有名的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大家都背得烂熟的。此外，他还有很多山水诗。他爱游历山水，对仕途并无多大兴趣，甚至有‘不作尘中思’的隐士风格。‘予生千载后，尚友千载前。每尋高士传，独叹渊明贤。’简直是一位陶渊明式的田园诗人！哪有一点官方哲学家的气味？是后世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利用他，片面宣传他，才把他的形象抹黑了。”我问我爸：“张岱年先生也是这样看待朱熹的吗？”我爸回答说，“这正是张岱年先生的观点。他私下就对我说过：‘后世把朱熹讲得太片面了！’张岱年先生为人木讷，但大智若愚，思想深刻。他的这副楹联也写得好，精辟地概括了朱熹作学问的特点。上联出自《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下联的最后四个字与上联最后四字，对仗稍欠工整。朱熹确实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不仅重德性，而且重学术研究。”爸爸还要我们学习张岱年先生，看人、看事，都不要只听一面之辞。爸爸说：“尊重‘他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正是我所奉行的哲学”。最后，我爸让我给他照了一张照片，说他正在写一本书，其中有一章谈朱熹，将来就把这张照片放在上面。

武夷山风景区内，有如此人文景观，真是增色不少，既看风景，又学历史、文化，相得益彰。武夷山之游给我们带来张岱年先生的回忆，尤其给了我很多启发。

游武夷山归来，受益良多，祖国的名山大川给人以美的享受，而蕴藏其中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则给我们以更多教益。

听爸爸聊电影《孔子》

2010年1月23日下午爸爸说想去看大片《孔子》，他说：几十年没有看电影了，西方近现代美学在大片中体现的很多，应该去看看，而且孔子的电影拍得如何，也很想眼见为实。晚上我们就一起去龙德广场看电影。

电影拍得不错，场面宏大，虽然剧情较平淡，但是导演用了大片的许多效果，还是很吸引人的，可以看出编导、演员下了不小的工夫。

回来的路上，爸爸一直在谈孔子：“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是用孔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一套来统治的，压制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孔子在《乡党》篇里说：臣子见到君王，要跪在地上，屏住呼吸，两手张开……这样的思想今天有什么可以借鉴吗?”然后看着我问道：“是不是我的看法根深蒂固，而没有看到孔子的某些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呢？”我说：“比如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还是有进步意义的，他告诉人们做事要讲原则，现在可以把礼理解为法律，一些贪官就不会拿违法的钱了，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这个意思。”爸爸没有说话，过一会又谈起了后现代美学，说：“这些大片，拍的不错，效果好，故事情节少，符合西方近现代抽象派美学的特点。”我说：“是的，现在的电影，故事情节越来越简单，对人物的刻画越来越粗线条，不像《红楼梦》，看完后，一个个人物都活在脑海里。”他说：“是啊，看了《雷雨》《红楼梦》这样的剧作以后，感到是对心灵的震撼，看了《孔子》就没有这样的感觉了。是不是后现代的美学我们理解不了呀？”爸爸默默地思索着。

一场电影引起了一段对话，一段思考。

全家去山西旅游时的合影

听爸爸聊禅宗

2009年8月，陪爸爸去戒台寺和潭柘寺郊游，爸爸在戒台寺触景生情，聊起禅宗。

禅宗在南北朝北魏时期由一祖菩提达磨从印度带入中国，在印度，信佛是要剃度后进寺院的，传入中国后，可以信佛而不进寺院，他反映了中国的一种更加实际的文化。剃度进寺院，就要戒欲，就要受很多苦，而不进寺院，信奉佛教，则是追求一种旷达的、慈悲为怀的境界，对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自印度进入中原的一祖菩提达磨落脚河南嵩山少林寺，因此少林寺被称为禅宗的祖庭。二祖慧可到少林寺断臂以求，被菩提达磨收留，侍奉一祖多年后传位三祖僧璨，僧璨隐居于皖公山和司空山，居无定所。四祖道信得到三祖传世衣钵，在湖北黄梅破额山正觉寺传经讲法，五祖弘忍7岁遇见四祖，被收为弟子。道信死后，弘忍在破额山东冯茂山建道场继续传经布道。禅宗单传六代之后，结束单传分成各派，在中华大地上广泛流传开来。

五祖在选六祖的时候颇费思量，他问大弟子神秀对禅宗的理解，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五祖虽然知道神秀说的不错，但总感到没有说透。寺院中有个小和尚慧能，自从进寺院后，就干杂活，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天，五祖见到他，问到：“几年来，你一直没有受到提携，仍然勤勤恳恳地干活，没有怨言吗？”慧能答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感到，慧能悟到了禅宗的真意，遂把传世的衣钵交给慧能，让他连夜往南出走，继任成为六祖。

爸爸讲完，接着说到：“人活在世上，就有各种竞争，各种诱惑，面对这些，应该有一种态度，禅宗提出了一种旷达的、顺其自然的态度。通过自己努力，得到了成功，固然可喜，得不到，也要顺其自然，不必怨天尤人，该做什么继续努力去做就可以了。文革中，冯友兰挨斗，做飞机，别人问他在想什么，他说背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当然，能做到这一点，是需要一点境界和精神呀！爸爸的感叹，似乎不仅是夸他的老师冯友兰，不仅是在说给我们听，也在抒发自己的心声。

我想爸爸是在用这个故事开导我们，希望我们有宽阔的胸怀和更高的境界。

听爸爸聊“和而不同”

说到“和而不同”，一般人都理解为：搁置不同意见、观点，求得和平、和谐，我也是这样理解的。这种解释，似有“求同存异”之意。2012年9月7日当我谈到要从“和而不同”走向“不同求和”时，爸爸说：“你是不是把‘和而不同’理解为‘求同存异？’把‘和’解释成和平、和谐之意？把‘同’解释为相同、一致之意了？我反问道：“难道不是这样吗？”听到我的话，爸爸笑了：“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理解的，其实孔子本意并非如此。当然，很多成语，原意和后来使用时的意思会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爸爸张世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所以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接着爸爸把他2011年1月10日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做的题为“做什么选择，才能发展哲学”的演讲稿拿给我看，其中有一段讲“和而不同”，现摘录如下：

“‘和而不同’，《论语》未作解释，只那么一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就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解读空间。现在大家也到处都在引用这句话，各人的理解不尽相同。

根据《左传》、《国语》关于‘和’与‘同’的解释，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同’是指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和’是指不同的东西之间，包括不同的意见之间的协调、补充。《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有晏子对齐公的一段话。晏子说：梁丘据唯君命是从，‘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晏子认为梁丘据这种随声附和的盲从态度是‘同’，而不是‘和’。晏子本人则主张，‘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晏子认为这种以不同意见纠君之偏的态度才叫做‘和’。‘和’与‘同’是有区别的（“和与同异”）。

《国语》中也有关于‘和’与‘同’的类似解释。根据春秋时期一般对于‘和’与‘同’这两个常用词的意义来解读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那就是，君子以自己的不同意见去补充、协调别人的一偏之见（‘和’），而不去随声附和（‘不同’）；小人则随声附和（‘同’），而不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不和’）。我观孔子的‘和而不同’，其指归在强调尊重不同的东西，包括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反对盲从和随声附和的小人，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尊重他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爸爸接着说：“不能把‘和而不同’的本意解释为‘求同存异’。”

听爸爸一席话，感到茅塞顿开，受益良多。

重回楠木园

1938年8月日寇占领武汉前夕，湖北省的中学都迁往鄂西深山之中，湖北省高级中学迁往建始县，湖北省高商迁往巫峡边的楠木园小镇。爸爸于1938年8月考取湖北省高级中学后，乘江华号江轮离开武汉，前往宜昌。到达宜昌后，就看到当天报纸的通栏标题是：“焦土抗战武汉大火”，宜昌街头大多是从武汉逃难来的十几岁的孩子，已经哭声一片。在宜昌爸爸遇到爷爷的同事在楠木园高商教书，就跟着他去楠木园高商读书一年，第二年才回母校建始省高。在楠木园的一年，生活异常艰苦，所以爸爸总是念念不忘，多次向我和弟弟晓崧表达想回楠木园看看的愿望。

2009年9月30日中午爸爸、晓崧夫妻二人和我一起驱车离京前往巫峡边的楠木园，因为堵车，深夜1点才到达许昌，入住迎宾馆。第二天早上参观魏丞相府，爸爸说：“三国时魏国建都许昌，历史上，许昌只有魏国建都，所以应该看看。刘禅被关在许昌时说：‘此间乐，不思蜀。’也是许昌的一段典故。”丞相府的建筑属于秦汉风格，古朴、幽静的大院中，只有我们几个游客。中午从许昌出发，下午到达襄樊，游隆中诸葛草堂，缅怀三顾茅庐之逸事。古隆中在丘陵地带的群山环抱之中，绿树掩映，环境优美。爸爸说：“近年来，河南南阳也有隆中诸葛草堂，这诸葛草堂到底是在湖北还是河南不得而知，尚需考证。”10月3日，游览神农架主景区外的燕子洞，晓崧说：“29年前，我作为中青报记者，采访神农架，燕子洞内的燕子成千上万,飞起来黑压压一片，那是中央大报记者第一次采访神农架，我写了8000字的报告文学。”那天，我们在燕子洞只看到3只燕子，人类的足迹到了神农架，不仅没有了野人，也没有了燕子，人类似乎应该放慢脚步思索一下了。

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巴东老城已经沉入江底，新城拔地而起。入夜远望，巴东长江大桥的灯光像两条火龙连接着新城两岸，灯火辉煌，甚为壮观。

10月5日一早，我们包了一条小船，从巴东小码头出发，前往此次旅行的目的地——楠木园。上船后，爸爸开始讲述71年前在楠木园的生活：“抗日战争时期，我在这里上了一年高中，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保护人才,规定凡是沦陷区的孩子来到后方都可以免学费、免生活费读书，虽然生活艰苦，菜经常是撒盐的炒黄豆，但是同学们都很珍惜学习的机会，每天读书十分勤奋。我每天到山里，高声朗诵英文，希望将来为国家做些事情。在楠木园我度过了一段最艰苦的时光，有2名同学因生活艰苦而去逝,现在我还记得他们的样子。几十年来，我一直想回楠木园看看，今天真的回来了。”说到这里，爸爸有点兴奋。

楠木园在巫峡边，长江大坝建成后，原中学已经沉入江面以下十几米，当地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搬迁到外地，原来的镇政府所在地，现在只有不到100户人家了。爸爸站在楠木园的山顶上，到处张望，要寻找当年的痕迹。他指着远处的一处破旧木板房说：“当年我们就住在那样的房子里。”又指着一个山头说：“我每天是在那个山头后边读英文的。”然后执意要找到当年从山顶通到山下的一条石板路。他说：“每天早上我就是顺着那条石板路下到江边洗脸漱口。”一位村民见到我们，热心地带着我们找到了几步石板台阶，那位村民说：“这里就是当年中学的上方，这几步仅存的还没淹没的石板台阶就是那条石板路的顶端。”爸爸说：“是的是的，就是这条石板路。”他找到了那条通往江边小路的痕迹----在荒草丛中依稀可见的几步石板的台阶。找到了那几步台阶，爸爸似乎已经找回了当年的记忆。他极目远望，说：“当年下边是深深的峡谷，水流湍急，我们有时在江中洗澡，现在成了平静的湖面了……”他陷入了沉思。

71年了，爸爸又回到了他的楠木园，在回程船上即兴赋诗一首：“当年凄苦埋心间，白发归来思万千。景物人踪皆不是，唯余古道绕荒烟。”

那位热心的村民告诉我们：爸爸是当年抗士中第一个回来的。爸爸以近90岁高龄，71年后，跋涉两千多里，重回楠木园，追寻到了当年的记忆。借用李商隐的诗句改其意而用之，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入史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