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梅贻琦

我们一家兄弟五人，月涵居长，贻宝居末。因为“大排行”的关系，月涵的弟妹们都称他为“五哥”。五哥是我们大家庭的柱石，更是大家庭现代化的枢纽。我们这个梅族，据家谱上说，乃是明成祖时代由江苏武进北迁，来负责驻防天津卫的。不过，到了清朝末叶，家道早已中落了。父亲的功名还是考来的，两位叔叔的，则都是捐来的。庚子年义和拳闹乱，阖家逃亡。赶到回来，则所有家业洗劫一空。贻宝恰巧此时出生，可谓生不逢辰。诸兄姊每人都有一位奶妈（亦称乳娘），到了贻宝时期，只可一切从简，奶妈免聘了。母亲乳水不足，则佐以糕干（成分大部是米面粉略放些糖而已）。当时五哥十岁有余，抱着婴孩贻宝喂糕干乃是他家庭劳作之一项。月涵寡言，举世皆知，即是家人聚首，亦无二致。然而，他曾屡次描述抱着我喂糕干这一幕。据我的心理分析，这是他对这还知自爱上进的小幺弟亲切满意的一种表达。最后提到喂糕干的一次，据我回忆是一九五五年。当时五哥、五嫂住在纽约一间公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授课。有一天，我到纽约去看他们，不知怎的，话头又引到喂糕干了。那时他已耳顺之年，我亦年逾知命了。我说，我这贱躯，虽然比不上运动员、大力士，但是通常的辛苦，在这抗日的岁月，亦还担当过一些，至今未见衰颓，五哥应把这喂糕干一幕真确地写出，就教于那些营养学的科学家。随后月涵忙起设置原子炉来了，就把那追问喂糕干与营养关系一节给忘了。

1932年，梅氏五兄弟合影摄于旗守卫10号

（左起：梅贻宝、梅贻璠、梅贻琦、梅贻琳、梅贻瑞）

从喂糕干到五哥回国这十几年，是我家近代史中最艰辛的一段。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我家够得上准无产阶级了。父亲的收入有限，家里人口可观，一切周章挪补，都要母亲伤脑筋。我一直到十几岁，恐怕是五哥回国以后，才穿到一件直接为我做的新袍子。家境虽然清苦，人口虽然众多，父亲却咬定牙，叫每个儿子受教育。后来天津开办了女子学校，他叫两个未出嫁的女儿亦上学校。五哥是我们的长兄，多少叔伯戚友劝父亲，等他保定高等学堂毕了业，就该叫他就业了，做个中小学教员呀，到租界洋商写字间里当个“摆”（boy）呀，怎样都可贴补家用，替父亲分些重担。但是五哥努力上进，考取清华第一批留美，而父亲毫不迟疑地命他放洋。五哥放洋四年，时而把撙节下来的膏火五块十块地寄回家来。我当时才入小学不久，不甚懂事，只记得五哥寄回来在上海剪下来的辫子。五哥不时寄回一些五彩的美国风景明信片，当时看了，心向往之，并且在若干照片中得以认识杨锡仁、张彭春、金仲藩诸先生，当时都是翩翩少年。

一九一四年，五哥回国，家人欢欣逾常。父亲自认他那一套旧学旧识不合时宜，命诸子唯五哥之命是听。五哥立即把我送进南开中学，学费每月三元，交付不出。张伯苓校长因为是世交，而且五哥是他的得意门生，所以亦不催促，但亦未明言算作免费奖学金，乃以记帐方式出之（至今我亦不明白那一年南开的学费是否还记在账上，现在想偿还亦无法偿还，只可“难得糊涂”了事）。转年，我考入清华中等科，应属二三级，大概因为南开读书一年的关系，教员们把我考了考，问了问，升了一级，改属二二级。我入清华当学生的那年，亦即是五哥入清华当教员的那年。在物理班上，他是我的业师，所以物理这一门我尤其小心预备，以免班上彼此“那个”，学年结业时这一门我得了个“甲”等。五哥住在学务处（即工字厅）西偏院里，我有时去看看。他在时，则是彼此互看一番（interview）而去；他不在时，则偷吃些花生蛋糕而逃。他亦从未问过我这些琐事，大概是心照不宣的了。有一次学校国语演说比赛，我参加了，题目已忘记，大概与欧战有关。这次去看五哥，五哥居然根据讲题同我讨论了好久。我当时不过十几岁的顽童，不觉顿开茅塞，回房好好预备了一番，演说比赛竟获第一。此后每天看报，尤其注意国际新闻，数十年如一日。

五哥直接教导诸弟的时候可说没有，但是他对我的学业、为人种种方面的影响是不可言喻的。后来读书，明白儒家、道家的“垂拱而治”“政者正也”“无为而无不为”等道理，甚至佛家亦有“无言之教”之说，这都可见潜移默化的功能。我从未听过五哥述说这些道理，而实施此理最着成效的教育家中，恐怕要以五哥为祭酒。

五哥初入清华供职，另有三个弟弟在各中学读书，不久分别升入北京师大及清华高等科。这几年大家庭的费用、诸弟的教育费，全由五哥一人负担，大概还清偿了一部分家里的旧债。像五哥那样人品、那样资历，当时说媒保亲的，不计其数。他好几年概不为所动，显然是为顾虑全家大局而自我牺牲了。眼看五哥行年已近三十，幸而渐渐听说常往韩家坐坐，他同韩咏华女士一九二〇年结婚，这就是我们的五嫂，清华同学们称之为梅师母。当时朋友们送喜联，好几幅的上款把“月涵”题成了“悦韩”。

在美求学时，五哥曾皈依基督教，信仰相当诚笃，回国来还在天津青年会服务一年。烟酒他是丝毫不沾的。入了清华，他的生活习惯渐渐从俗些，但亦还未听说开怀畅饮过。他做了清华校长以后，有一年校友返校节，学校在工字厅设宴款待返校校友，大家互相让酒中，忽然有人倡议，各级依次向校长敬酒。每级集团敬酒都要求干杯，不干不退，校长只可照干。如是者，干了一杯又一杯，我们在场的家里人实在有些着慌而又不好出来劝阻，只可听之，但盼无事。未料他老先生席散后自行迈步回家睡了一觉，起来继续招待宾客，当晚参加同乐会，若无事然。大家这才放了心，同时大家亦得了一大发现——“梅校长酒量可以的”。这恐怕亦是他自己在中年的一大发现。这个名声传出去以后，当然若干贪好杯中物的同志都要来讨教一番。同时国事日蹙，显然公私各方顺心事少，而逆意事多。我料想，到后来他喝酒，难免是借酒来浇愁解闷了。至于喝酒时而过度，是否与他后来的病症有关，我们不通医道的人不敢多说。五哥二三十年来在全国各地结交了不少的酒友，而且酒品极好，似乎人人都说他酒德甚高，称之曰“酒圣”。据说酒友们用字，与字典不完全一致，但是能以“德”“圣”称之，大概总是好的一方面吧。

1939年，梅贻琦全家在昆明东寺街住所合影。后排左起：梅贻琦、韩咏华、梅祖彤，前排左起：梅祖芬、梅祖彦、梅祖彬、梅祖杉。

五哥毕生从事中国高等教育，服务于“清华”将近五十年，其间亦经过若干的艰辛，受过可观的穷困。一九四五年，美国国务院约请燕京大学指派教授一人，赴美报聘。教授会议推举我应邀，由成都起飞，道出昆明，在五哥、五嫂家里住了一夜。校长住宅倒也罢了，只是人口多些、挤些，晚饭实在太简单了。当晚只见祖彦侄闷闷不乐，迥异寻常。临睡前给我搭了张行军床，借了条被，就设在五哥书桌前。他一面看学校公事，我们一面叙谈家常。我问到祖彦，五哥才说，两天前跑警报，彦侄把一副眼镜连盒给跑丢了。家里无钱给他再配一副，而他没有眼镜就不能念书，故而父子都觉十分窘困。我素来服务于私立学校，大致比国立机关待遇好些，而家里多半有两份职务收入，亦曾听说五哥在昆明主持联大，生活不宽裕，但未料到他们一贫至此。遐迩传闻的校长太太制卖“定胜糕”的佳话，大概就属于这个时期。现在想来，近乎奇谈，亦应视为吾国教育界从业员的美谈。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后，离开昆明前梅贻琦夫妇合影

战后大家在北平复员，五哥一家搬回清华园校长住宅，住处是宽敞多了，但是伙食日用仍甚拮据。随后我们离开了北平，各自辗转到了美国。五哥从事保管“清华基金”，设置硏究员名额以维持若干留美学人，“恢复《清华学报》”，并从旁协助华美协进社若干业务，而其自定生活费甚低，几乎无法维持生活。先前住的还是一栋通常的公窝，后来退掉了，搬进一个很不像样的住处，大概是势须撙节而然。我的大侄女祖彬，几年来住美国洛杉矶。她除维持一个子女四人的家庭外，还挣扎着给大学研究生们打论文。这样赚来的辛苦钱，不时五块十块地寄给她母亲，贴补日用。我在美国比较有办法些，过些时日后我们夫妻都有了固定职位，生活比较安定，衣食可说无缺，但是无法同五哥谈他的经济状况。我偶尔给他寄张支票，有些兑取了，有些始终未兑。我想这不是他遗忘，他似乎自有分守，自有道理。我既然无奈他何，亦只得三思而后行，顺其心意，以免徒增他一层烦恼。在这一节，我只可以后备队员身份自居。

一九六〇年，五哥病倒的消息传到我处，真是迅雷贯耳，焦急万分。幸而不久五嫂自美赶回陪他，而他的病况亦和缓下来。我延至一九六一年春方得脱身来台，住了一个月，主要任务是陪五哥。他的病况那一阵的确好了些，后来听说祖彬侄自美来省视他，他那一阶段的病况又好些，可见一个人的心理确能影响他的生理。他自己更是乐观。教育部的部务幸而得以摆脱，但是学校的公事，他仍在床上批阅处理。适逢清华原子炉筹备已达最后阶段，咫日即可开炉应用，说是要请当局大员参加开炉典礼，他自己兴致勃勃地准备去新竹主持招待。我在离美以前就同若干医生谈论过五哥病况，到台北又听了高天成院长两次报导以及他的意见。我不得不承认五哥所染是不治之症，问题只是能延迟多久而已。五哥以及若干他人都表乐观，我当然不愿打断他们的高兴，只可保持一种“但愿如此”的态度。在他的病床前，我曾婉转提过两点：一是设立梅月涵奖学金，一是立个遗嘱。对这两点，他毫无反应，我明白都非他所愿。他不许我为生人设奖学金，必是出诸谦虚，而并非忌讳。至于不立遗嘱，大概是因为既无遗产之可言，又何须遗嘱一举？这是我的揣测，我想大致不差。

1962年，梅贻琦在台大医院病榻上。左起：韩咏华、长女梅祖彬。

在我们离台前，有一天天朗气清，春风和畅，五哥的病况亦恢复到满意点，便叫汽车中午由医院开回金华街一一〇号。路上他叫车夫绕道中华路，他很高兴地指给我们看新建的中华商场。我们家人聚餐，大概是吃了一顿烂面。饭后，他把家里三间屋子巡视了一周，叫我到书房看他的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柜橱里还存有各种好酒若干瓶，他看了看，然后向我点首微笑。上车回医院前，我给五哥、五嫂在汽车前面照了个相。不料回院后第二天，他感觉不支，并且又发起烧来，看来这回家一举，是过了力，是闯了个祸。原意那次回家，乃有演习用意，如若经过良好，校友返校节有试赴新竹的打算。退一步讲，亦可以在金华街办事处举行一个校长亲临的集会。然而病况经这一反复，一切计划，只可打消。现在想来，那回家吃面的一天，怕是五哥卧病时期最健旺、最愉快的一天了。我们原定四月底离台，期近颇觉依恋，五哥竟亦明言叫我们多住两天，于是展到五月初才动身。临行到医院再看了他几分钟，我敏感今番作别，不同往常，强打精神说了几句淡而无味的安慰他的话。他呢，只点了点头，哼了几声。我们退出，登上汽车赴机场。果不其然，这就是我同五哥的永诀！多少朋友来送行，但是五嫂不在其内，我们一致认为这时五嫂必须留守在台大医院特一病房。

一九六二年五月，在美国爱我华镇接获电报，说是五哥于十九日与世长辞了，兄弟手足从今幽冥水隔了。好几天寝食俱废，甘苦莫辨。自念对于五哥病况从来客观，目为不治，至于人的生死问题，因为常要给各班学生们讲哲学、讲宗教，亦能说有个一知半解。但是，临到五哥离我而去，竟无法不动情，动情而竟无法遏止。五哥长我十一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我自念平生所受感染影响多端，而无一人能超过五哥。若干朋友呼我为“小悔”，我负责燕京大学时期，熟朋友们竟称我为“小梅校长”，以示区别。而今已矣，五哥与我长辞矣，“小梅”的绰号可以解除矣，但那喂糕干的恩德，亦就反哺无从矣。呜呼伤哉！

五哥逝世以来，曾有若干纪念仪式、若干纪念刊物，无论向我征稿与否，我都觉得义应参加，有所表示，但均无法提笔，一两次勉强地写了几行，便写不下去了。现事隔三载，姑为一试，仍是边写边拭泪。生疏粗陋的文字，亦殊不愿加以润色藻饰。文中不无涉及吾家琐碎，有扰读者清神，尤觉不安。

本文选自“台湾《传记文学》书系”之《民国三大校长》，王云五，罗家伦等著，岳麓书社，2015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