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其实都具有多重身份，而对这些作家的历史评价也需要在现代文学以及文化的场域中综合考察其文学活动的丰富性与多重性。即以诗人为例，如郭沫若、徐志摩、冯至、卞之琳、施蛰存、曹葆华等，在加冕诗人桂冠的同时，往往还佩戴着编辑家、翻译家等名衔。这种多重的文化身份也决定了研究者需要重建一种多重的描述视野，才能更完整地定位这些现代作家。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由陈俐、陈晓春编辑的两卷本《诗人翻译家 曹葆华》（分别为“诗歌卷”和“史料·评论卷”）即为我们全面了解曹葆华（1906-1978）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位置，提供了一种场域视野。

作为诗人的曹葆华1927年考入清华外国文学系，1931年又考入清华研究院，与孙毓棠、林庚一起，被研究者称为“清华三杰”，在1930年至1932年间相继有《寄诗魂》、《灵焰》、《落日颂》等几部诗集问世。而在清华读书期间就出版有诗集的只有闻一多、朱湘和曹葆华三人。早在曹葆华的第一部诗集《寄诗魂》出版之前，作为学长的朱湘就在给曹葆华的信中称他的诗“用一种委婉缠绵的音节把意境表达了出来，这实在是一个诗人将要兴起了的吉兆”。徐志摩也致信曹葆华，称《寄诗魂》“情文恣肆，正类沫若，而修词严正过之，快慰无已”，无所保留地表达了一个前辈成名诗人对后进的奖掖与提携。闻一多也在信中说：“大抵尊作规抚西诗处少，像沫若处多。十四行诗，沫若所无。故皆圆重凝浑，皆可爱。鄙见尊集中以此体为最佳，高明以为然否？”新月二子都在与曹葆华的前辈同乡郭沫若的比照中解读两个诗人的同与异，从中可以见出二人对曹葆华的看重。而通观《诗人翻译家 曹葆华》“史料·评论卷”中收录的书信往来，高出曹葆华两届的学长罗念生的信最长，言辞也最恳切，称读《寄诗魂》“好像在迷梦中忽听了均天的神乐”，“一连读了三遍，觉全诗的意境很高，气魄很雄健。这是一座火山的爆裂，远看是一个整体，近看不免有些凌乱”。罗念生的这种“整体观”也见于钱锺书1932年发表在《新月》杂志上的对《落日颂》的书评中。钱锺书称《落日颂》里的诗“禁不得这种水磨工夫来读的。为欣赏作者的诗，我们要学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方法——囫囵吞下去”。与其他校友相比，钱锺书的评论不免恃才傲物，言辞犀利：“作者的雕琢工夫粗浅得可观：留下一条条纵着横着狼藉的斧凿痕迹，既说不上太璞不雕，更谈不到不露艺术的艺术。”“作者的比喻，不是散漫，便是陈腐，不是陈腐，便是离奇；例如‘灵魂像白莲花的皎洁’《沉思》，‘举起意志的斧钺’《想起》，‘嵌妆在琅珰的歌里’《告诉你》，‘落叶扬起了悲歌’《灯下》，‘几点渔火在古崖下嘤嘤哭泣’《沉思》，都算不得好比喻。”“在作者手里，文字还是呆板的死东西。”措辞几近刻薄。但另一方面，钱锺书也慧眼独具地看到了曹葆华的特出之处：“作者的诗还有一个特点，他有一点神秘的成分。”“作者将来别开诗世界，未必不在此。”钱锺书最后认为：“作者最好的诗是作者还没有写出来的诗。”

钱锺书这份犀利的洞察可谓于我有戚戚焉。而其所谓曹葆华“将来别开诗世界”的“还没有写出来的诗”，或许就是此后几年曹葆华所创作的大量别开生面的无题诗，并在1937年5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结集出版，是为《无题草》。在我看来，《无题草》是曹葆华真正找到了自己独特性的诗歌创作，是他人无法贡献的作品，也把钱锺书所谓的“神秘的成分”发挥到现代诗人无出其右的地步。蓝棣之在《现代派诗选》的前言中称曹葆华与废名一道，是现代派诗人群中两个“真正诗风比较晦涩的”，主要根据的大概就是《无题草》。《无题草》中的诗作大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甚至是诡异的面纱，这种神秘与诗人试图探究生存的奥义密不可分。《无题》诗中的主题大都围绕着前生、本我、死亡、灵魂等内容展开，如：“怎得有一方古镜/照出那渺茫的前身/是人，是鬼，是野狗”；“灵魂像一个小皮球/永远在沙土上旋转着”；“走进倒塌的古墓门/摸取前生残留的足迹”；“看百尺城楼上有黑榜/悬着自己朱红的名字”……与这些形而上的主题相吻合的，则是曹葆华无题诗中充斥的大量具有幽玄气息的意象：古墓、白骨、古庙、神龛、孤魂、死人头、道士壶中的日月等等。但是曹葆华的神秘不是西方象征主义诗人探索上帝的存在以及穷究超验域的基督教式的神秘，而更多的带有东方的道教和佛家的玄冥色彩。他对前生的拷问，对轮回与宿命的思索，对阴间与冥界的兴味，都体现了本土文化的悠长的背景和潜在的制约力。

1933年10月，曹葆华开始在《北平晨报》上编辑副刊《诗与批评》，前后历时两年半，集中刊登了卞之琳、何其芳、李健吾、陈敬容等诗人的创作，还大量登载了叶芝、瓦雷里、艾略特、瑞恰慈、威尔逊等西方最前卫的理论家的诗论，为30年代中期中国诗坛黄金时代的到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孙玉石和曹万生教授都撰了长文高度评价《诗与批评》副刊在新诗历史发展中的贡献。收入《诗人翻译家 曹葆华》“史料·评论卷”中的孙玉石先生的文章称：曹葆华“创办的《诗与批评》，从整体上看，是与1932年施蛰存等人主办的《现代》杂志的倾向相近似，在推动新诗的象征派、现代派发展中，是起过一定作用的很有价值的专门性的诗歌副刊。”

在《诗与批评》副刊上发表的西方诗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曹葆华本人翻译的，并在1937年以《现代诗论》的名目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是曹葆华翻译生涯的阶段性成果。1939年曹葆华奔赴延安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苦读俄语，最终成为马列经典文献的翻译大家。他抗战初期在成都教过的一位学生多年以后“在马恩列斯译著的版权页里，偶然发现‘校订者曹葆华’六个字”，不仅由衷感叹：“何等的惊喜！原来我的英语老师不仅是诗人、战士，而且是这样出色的俄文翻译家！”

感叹声中其实彰显的是曹葆华一生中的多重身份与多重贡献。中国现代作家们虽然已经身处一个现代学科建制开始形成，现代性带来的科层化分工越来越细密的时代，但刚刚发生的现代历史同时也允诺给他们发展个性和才禀的丰富甚至驳杂的实践空间，并最终决定了他们在“作家”“诗人”头衔之外，往往还兼具其他多重的身份。这也要求后来的研究者须把现代作家的文学实践放置在多重的场域空间中进行分析与考察。现代作家既在立体的场域空间中进行多重的文学、文化、政治实践，同时也正是他们的多重实践本身在生成和塑造着场域空间和逻辑。而这种场域空间也为我们全面观照一个现代作家提供了更完整也更多元的历史视野。（吴晓东）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