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他不相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一切时代的真理。他认为唯上唯书，甘做氢气球随风转，政治学就成了伪科学。

正月初五，大寒虽过，天未转暖。八宝山公墓告别室外，一副挽联引人注目：九十载春风绛帐，一片丹心，尽写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八千里风雨兼程，两度磨难，终换得贯通之学问，高贵之人格。挽联对先师人生历程、学问、品格、风貌的描画到位、传神。我心中顿时充满暖意，默默赞许：如此盖棺定论，我们这位安卧鲜花丛中即将驾鹤西去的先师实在是受之无愧的。

撰写忆文的这几天，重读先师遗文诗作，夜难入眠，先生春风满面，如在眼前。思绪已越过师生私谊，一个大问题反复在脑子里出现：政治学该是什么“学”？政治学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家”？

搭桥铺路掖后学，白发萧疏意尚童

先师走了，留下的遗产是沉甸甸的，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赵宝煦先生的第一届博士生俞可平博士在赵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列举了赵先生的五个“第一”：主编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学教材《政治学概论》；在北大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政治学博士点，培养了第一批政治学博士；第一个在国外（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系统讲授中国政治问题的课程；第一个用外文在国外出版政治学专著；率中国政治学会代表团首次参加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世界大会，并当选为执委会委员，等等。还要加上新中国建国后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学系——北大政治学系的创始人之一。

先生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奠基人。他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崇高的师德、严谨的学风以及虚怀若谷的气度和不懈进取精神，甚得学校领导、同事，学界的朋友、同仁的敬重。他这种高尚的人格集中体现在忘我地搭桥铺路，无私地奖掖后学的情怀。

文革前，在刚刚成立的政治学系的教师中，就开始形成“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氛围。这就是宝煦老师倡导的。那时年轻教员在宿舍里盼他来也“怕”他来。他常到那里看谁在苦读书、谁懒散。他提倡大家写千字文，创办油印刊物“习作”，为大家开辟发表短文的小园地。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沙健孙教授回忆说，他是在宝煦同志的关心和推荐下，开始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的。

改革开放后，赵先生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开始了新的途程。“春潮带雨晚来急”，国门打开了，空前的出国潮出现了。赵先生国外熟人多，北大出国留学的人也多。学生络绎不绝地登门请老师写推荐信。他本来就是个热心助人的人，对这段潮流的意义也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他总是有求必应。为了给学生写奖学金申请书，他骑着自行车到外语系教师家借来破旧的英文打字机，替学生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下来。这就是赵先生，此时他已年过半百。现在这些学生谈起来，感激之情真是难以言表。那时我们常为他着急，总觉得你自己也应该坐下来多写点东西呀！后来我明白了，他这么做完全是自觉自愿的。他曾在国外写信给我，说我们这些人不要自己想当学术权威，希望在年轻人身上，我们要为他们铺路搭桥。

他的“老学生”归纳他有“四心”：火热的心、善良的心、包容的心和高度责任心，我看还应该加上“童心”，即纯真无邪的心。十多年前，我院资料室主任杨淮生老师猝然离世，赵先生匆匆走来送别，年近八旬的老人竟声泪俱下，众人为之动容。有时他率真得可爱，九十大寿的庆典他病重未到，师母陈老师代表到会答谢，讲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她说宝煦在国外讲学时曾经说，我呀，在国内的名声不如在国外大，在校内的名声不如在校外大，在家里的不如在外边大。陈老师回答说，那可不，家里是生活的地方，又不是搞学术的地方。她的妙语又一次激起了全场的笑声和掌声。庆典洋溢着十分温馨和愉快的气氛。

诗笔画囊风雨路，大家原来是“杂家”

著名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专家陈哲夫先生在赵先生九十华诞时，题词赞美他博学多才，艺高德馨：“诗书画堪称三绝，真善美皆备一身”。这里美应是指先生儒雅飘逸，温润如玉。

赵先生文史功底甚好，能书善画，诗文俱佳。10年前在北大图书馆办过个人书画作品展，有150幅左右，其中有漫画、速写、铅笔淡彩、水彩、国画，他还设计了不少商标、徽章、刊头、封面。他的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都很美，很耐看。书法有篆隶行楷，中规中矩，到位到家。吴志攀教授说，“像赵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他经过岁月风雨锤炼，心境如光风霁月，他的笔墨自然意境高远，绝非凡俗之徒所能够超越。”志攀是个谦逊平和的人，不屑附庸风雅，如此评论，能无根据？我信为然。

我更感兴趣的是其诗文。七十几个春秋，先生可谓是一路风雨一路歌，留下诗词百余篇。宋词有豪放派和婉约派两大风格。粗读宝煦诗文，似是两种风格兼备，甚至二者在一首诗中浑然一体。

“壮志几曾酬？湖海豪情忆旧游。四十韶华东逝水，难留；画笔诗囊不遣愁。潘岳鬓先秋，历尽霜寒意气遒；天下英雄谁个是，风流？一片丹心射斗牛。”（《南乡子?四十初度》）这首词在“文革”中被斥为“个人主义的哀歌”，故当时师生不少人会背诵。

1970年代初，下大兴干校，风浪稍小，劳动之余先生吟诗填词的情致稍然复萌，壮心又发。

“白发几经风雨，清狂依旧当年；赤膊跣足野云闲，流水鸣蛙田畔。倦眼漫经海内，壮心岂梦日边？天骄一树众芳前，老干疏花自艳。”（《西江月——大兴学稼》）

文革时，“杂家”成了贬义词。赵先生也被贬称“杂家”。后来他常自嘲自谑，我是“不务正业呀，平生趣味庞杂，兴趣杂、知识杂”。然“杂家”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学家何关？“杂食”体健，偏食损身。以为“政治教师”就是一些只会喊几个口号，背几条语录，宣讲一通现行方针政策是一种误解。文科中不乏赵先生这样的饱学之士。人文社科知识丰富的人，多是心地善良，很容易接受民主、共富、公平正义这些理念。

融会贯通释要义，不朽何须文等身

赵先生反对“食洋不化”“食古不化”。我多次听他讲：西方人把总统设定为“坏人”，用法来管住他，过去中国人把领袖视为“圣人”“真龙天子”，相信他会给百姓带来阳光雨露。微言精义、深入浅出地道出了中西政治文化的最重要差别。

赵先生通晓儒、道、墨、佛教诸家思想要义，但不厚此薄彼，而在比较中鉴别、包容。他不相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一切时代的真理。他认为唯上唯书，甘做氢气球随风转，政治学就成了伪科学；用伪科学来为领导决策提供根据，就等于卖假药给人治病。融会贯通，把各家结合起来，结合的基点立在哪里？在实际。他提倡“从无字句处读书”，他深知坚持科学性就要重调查研究。为此他建立了北大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编出版了中国国情两套丛书和国情知识手册；主持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调查与思考》，组织十所高校教师在全国各地调查访问，出版相关三部著作。

“不朽才消一句诗”。赵先生自然是硕果累累。他博闻强记，满腹诗书，一肚子“故事”，但真正落笔论政却惜墨如金，慎于发挥。他不是追求著作等身的人。他融通古今中外，最后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根基，提出了几个最重要的论断：和为贵是儒家治国处世的重要原则，是今天中共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提倡和平合作的执政理念，与“中庸之道”，反对走极端一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政治就是摆平矛盾的艺术”。根据这几年的研究思考，我相信这已经是站在今日中国政治学说的最高处了。诚然，站在这个高处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其实，早就在60年代，先生就发表过《和与同》《多样与统一》《不同的风格》等文，针对时弊，提出“团结、和谐只能是矛盾的统一，而不能是机械的一致”，尖锐地指出“千篇一律的文章使人厌读；单调呆板的声音只能催眠”。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赵先生祖籍绍兴。谁都知道这里人杰地灵，上至范蠡、文种、王羲之、司马光、陆游、朱熹，直至徐锡麟、秋瑾、鲁迅、周恩来。文章彪炳，铁骨铮铮。

赵先生少时喜读杂书。他在“自白”中回忆说，有两本书对他影响较大：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南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门槛》中那位俄罗斯女郎执着的殉道者精神使他后来毫不犹豫地参加革命；《世说新语》中放浪形骸的魏晋风流、自由宣泄的个性，又使他崇尚纯真、自然，厌恶矫揉造作、装腔作势，本能地鄙视各式各样的道学和教条。虽经抗战时期和十年内乱的两度磨难，他仍无怨无悔、“执迷不悟”。

表演艺术家靠“表演”而成“家”，学者则不然。学问是从山林、幽谷中流淌出来的涓涓清泉。人们喜欢的还是原汁原味，添加剂、色素多了会使它变质变味。

是真名士自风流。先师千古！（黄宗良）

赵宝煦，1943年末进入西南联大化工系就读，后转入政治学系， 1948年毕业于北大政治系并留校任教。

转自《看历史》2012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