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裴毓荪（1946）

为了纪念已故戏剧大师曹禺的90诞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代新秀，以创新的姿态，将他的三部经典作品《雷雨》、《日出》、《原野》重新搬上舞台，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我也怀着对这位艺术巨匠无限敬仰和深深怀念的心情，走进了剧场。再一次地欣赏他最早的成名作《雷雨》，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更加使我认识到话剧、曹禺、特别是他的《原野》与我的一生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曹禺（前右）与夫人李玉茹（后左）、张彦（前左）与夫人裴毓荪（后右）在北京医院合影(1996)

一九四八年清华剧艺社在大礼堂公演《原野》海报。导演萧综是王松声（一九四二）学长化名

清华剧艺社在清华大礼堂演出曹禺名剧《原野》。

左上图左起：金子（裴毓荪饰），焦母（涂铁仙饰）。

右上图左起：金子（裴毓荪饰），仇虎（闻立鹤饰），白傻子（赵葆元饰），焦母（涂铁仙饰）。

左下图：参加演出的导演、演员和全体工作人员合影(1948.4.25)

张祖道（1949）摄影

我不是学戏剧的，但我从小是一个戏剧的爱好者，是在戏剧的启发和教育下成长的。记得在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江北胡家湾清华中学上学的时候，一有机会就一定要去看话剧。有一阵子，著名的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城里经常上演曹禺的作品以及苏联的名著如《大雷雨》，轰动一时。虽然我们学校离城很远，但是这阻止不了我们去看戏。每当他们演出这些名剧时，我和几位爱好戏剧的同学，总是想方设法去实现我们的愿望。我们不惜在放学以后拿着火把，翻越两个山头，坐上小木船，长途跋涉到重庆市区去看演出。为了怕训导主任查房发现，我特意将床铺伪装成有人正在睡觉的样子。散场以后，深更半夜又连忙打着火把原路赶回学校。从那时起我简直成了个话剧迷，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2年，我考入了昆明西南联大以后，不久就参加了联大的“剧艺社”，并和社友们一起，运用话剧这个极富有感染力的特殊武器，积极投入爱国学生运动。尤其是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更加显示出它的威力。1945年，在昆明的“一二·一”学生运动中，剧艺社突出地发挥了它的战斗力量。面对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杀害无辜师生潘琰、于再等四烈士，全体社友们无不义愤填膺，个个满腔热血投入了以话剧、活报剧为战斗武器的宣传演出活动。王松声同志连夜赶写了活报剧《凯旋》，由闻功智、汪仁霖、伍骅等在校园、街头演了数十场，在各阶层人士和一般老百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起到了唤醒群众起来战斗的作用。这使我们也进一步体会到戏剧这个武器的威力。当斗争急剧发展时，郭良夫同志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三幕话剧《潘琰传》。为了配合运动，这个戏必须立即上演。剧艺社领导王松声同志让我担任主角，扮演潘琰。我十分激动，可又怕演不好。但是，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的熊熊怒火，使我勇敢地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4日昆明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在校师生陆续分批北上，分别进了北大、清华和南开。原剧艺社的社友们，也就分别在这三个大学里成立了各自的剧艺社，继续在进步学生运动中发挥着战斗作用。我当时回到了清华大学，在社会系继续学习。

1948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进入反攻，节节胜利，形势已经大变。为了配合斗争，清华剧艺社的领导和社友，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演出曹禺的名著《原野》。《原野》的题材原来写的是一个中国农民复仇的故事，曹禺原作着眼于一个人与命运搏斗的悲剧，而且渲染了因果报应、疑神疑鬼的逃不脱命运控制的心理负荷和恐惧，终于使主人翁仇虎死在原野里。新的时代给予我们新的任务，大家认为剧本需要进行修改。首先，将仇虎改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去掉了一些恐怖鬼怪的气氛和幻觉成分，把他从命运的泥沼中拔出来，成了一个人与制度搏斗的悲剧，经过斗争看到生命的曙光，奔向光明。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由王松声同志执笔进行修改。在新的剧本里，减少了伤害仇虎尊严的话语，去掉了鬼怪的场面，以消除仇虎心理变态的根据。最后，让仇虎和金子在紧密的枪声和车鸣声中，迎着晨曦的阳光，奔向光明之路。我们的老师、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广田先生对于这样的修改，完全赞同，并且特别发表了文章《欢迎新的〈原野〉》，认为“这实在是一件值得令人兴奋的、极有意义的事”。他说，“为了发挥出戏剧艺术的社会功能，增加其教育意义，我们就不能不要求更进一步的内容：较之原始的本能，我们更需要刚强的意志；较之鬼神的魔力，我们更需要明辨的思考；较之无可如何的命运，我们更需要历史本质的认识，而集体的组织或阶层的代表，也比较乌合之众或匹夫之勇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修改后的《原野》，由王松声和张客同志导演，于1948年4月24至25日在清华大学礼堂演出，继之又在北大四院礼堂对外公演了两场。当时，由闻立鹤扮演仇虎，我饰金子，李咏饰焦大星，涂铁仙饰焦大妈，赵葆元饰白傻子。这次的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扮演金子的过程，也是我学习锻炼的过程，大大加深了我对戏剧艺术的理解和认识。从那时起，我对曹禺这样一位大师即已无限敬仰，真希望有一天能亲聆他的教诲。

没有想到，我的这一愿望终于在1980年完全意外地实现了。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突然接到曹禺先生的电话，说要来我们家看望我和老母亲以及孩子们。我大吃一惊，也欣喜万分。原来，他刚从美国访问归来，在那里结识了我的老伴张彦，并成了挚友，所以他一定要来看望我们。不一会，这位令人尊敬的大师和他的夫人、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同志一起，提着一个大蛋糕，满面笑容地跨进了我们的家门。他是那样的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地和奶奶、孩子聊起他在美国访问期间的趣事。大家也就问这问那，和他无拘无束地谈起来，直到很晚。这是我第一次认识曹禺，他这样一个人物却那样的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随后，我的老伴回国后，我们就与曹禺时有来往了。特别是当他长期在北京医院养病期间，我们更是常去看望。每次，他都感到非常高兴，无所不谈。当我告诉他，我在清华上学时也演过金子，他开心地笑了说：“又多了一个金子！”并且立刻取出一本新近再版的《原野》，提起笔来在扉页上题写下面这些字：

奉　张彦　裴毓荪老友　指正

纪念我们的合作　曹禺　1995.1.23

我满怀激情地双手接过书来，放在胸前，久久不能平静。接着，我对他详细地介绍了我们的修改，还谈了我演金子的体会，他饶有兴趣地听着，感到非常高兴。他并且表示，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作这样的修改，完全必要，十分赞赏。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那次的会见竟成了我们的永别。就在第二年的冬天，噩耗传来，曹禺终于久治不愈不幸去世。如今，曹禺虽然走了，但他实际上依然活在我们心中，活在他的无数观众心中，活在无限敬仰他的人民群众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