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讲述人：吴宏鑫（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航天和工业领域的自适应控制和智能控制理论与应用研究。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

被讲述人：杨嘉墀（著名航天科技专家、仪器仪表与自动化专家、我国自动检测学奠基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863”计划提出人之一。1941—1942年曾担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电机工程系助教。）

196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1968年所里进行调整，我就成了航天502所（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和杨嘉墀先生都被隔离审查。那时候，他是航天502所的副所长，我是所里一般工作人员。

本来我和杨先生两人互不相识，因为关在一个屋子，我们就成了朋友，那也是我这一生的转折点。

审查室中的人生转折

“文革”时期我们的工作都被中断，每天就待在隔离审查室。当时我非常恼火，把我抓起来，实在是不服气，就经常在房间里发牢骚。

杨先生却一句话不说。他就坐在我前面，看书、写东西，我们两个人各做各的。有人叫，我们就出去接受审查。

后来我才知道，除了写检查、做交代，这期间杨先生竟然一直坚持做卫星控制方案。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把手稿放在抽屉里。

有一天，我又开始发牢骚。杨先生就问我：“你究竟有没有问题？”我说我当然没有问题。杨先生说：“没有问题，你就该干吗干吗去。不给你平反，你就什么都不干？十年以后，给你平反又怎样？你这十年都耽误了。”

从那以后，我也不吵了。不让我继续工作，我就开始学习。学英语、日语，学现代控制理论、计算机控制这些专业课，这些都是当时大学里没学过的东西。

这是我跟杨先生学到的，如何在逆境中自处。

转行坐冷板凳

1978年平反以后，我本应该回到卫星方案总体组，继续研究卫星控制方案。杨先生则建议我不要再回去，让我转到航天器自适应控制这一块。当时我也不懂，还专门跑到上海去，请上海师范大学的王家声老师给我讲了一下。

回京后，我向杨先生汇报。我问杨先生，“这个东西现在有用吗？”他和我说：“现在没有，但未来一定会有用”。“你要想好了，若要干，至少要准备坐十年冷板凳。领导、同行都不会认可你。”他这么说，我反倒愿意干。

除了要求我有“坐冷板凳”准备，杨先生还希望我成为既能搞理论，又会搞工程的科研工作者。这样一来就有个“坏处”——“两头不是人”：搞理论的认为我是搞工程的，搞工程的觉得我是研究理论的。

但杨先生说，搞自动控制，就是要做这种人。这对我之后的科研方向影响很深。

杨先生还说，你先搞航天地面工程和“民用”工业系统的控制，那里可试验你的各种想法，等待条件成熟了就可在航天器控制上试验了。这实际上就是我后来的工作之路。

“光看眼皮底下的，不是好科学家”

到了1989年，杨嘉墀先生、屠善澄先生和我定了一个目标，要搞航天器的智能自主控制。

什么是智能自主控制？杨先生曾在《中国空间计划中智能自主控制技术的发展》一文里给出了解释：在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以期达到自主或半自主运行，使系统在全回路中完全或部分没有人参与下运行。他同时指出，中国发展智能自主控制技术有其必要性。

我们在那一年递交了空间智能自主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申请报告。围绕这一目标，还制订了三个阶段的研究计划。

但由于一些原因，报告一直未得到认可，有人提出申请“名字”要改一下。

杨先生坚持，“空间智能自主控制”一个字也不能改。他给出几点理由：第一，研究主体不能只有航天器，要放在整个空间，眼界要放宽；第二，航天器在天上，出了问题要经过故障分析和判断，只靠地面站控制，不及时也不安全；第三，将来天上不只一颗卫星，如果是几百颗卫星，出了问题要怎么管？管理人员、地面设备、测控费用怎么算？所以必须研究自主控制技术。

到2004年重点实验室申请获批，15年里申请报告一共递交了11次，中间的阶段非常熬人。而且，由于我们当时的研究太超前了，为项目争取经费也很不容易。最开始是自然基金委在1986年的时候，给“全系数自适应控制方法”研究批了1万元经费。后来总装备部、科技部、科工局、五院等单位也先后给了资金支持。502所研究生、博士生等青年人才也通过这些项目成长起来。

现在看来，杨先生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得很远。他曾经说过：“你搞研究的，要看到20年之后。光看眼皮底下的，不是好科学家。”

平易近人、不忘工作的杨老

杨先生非常平易近人。我与他相识多年，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脾气。

1980年，当时的系统所邀请外国专家来北京讲课交流，专门讲自适应控制这一块，但是两三天的课要收30块钱的报名费。

30块钱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我哪交得起？那时，杨先生已经是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的所长。他跟我说，你不要急，这个钱我替你交。他帮我交了报名费，我拿着他的请帖去听的课。

听了课以后，我了解了当时在自适应控制这个领域，国际前沿的研究是什么。每次听完课回来，我都要去给杨先生汇报。

2003年我评上了院士，按常理大家都会道贺，但杨先生没有。他专门把我叫去，给我看了一篇文章，名字叫《院士要做遵纪守法自律的典范》。他和我说：“成为院士以后，找你的人多了，事情也多了，你要考虑清楚。”

杨先生还告诉我：“院士只是一种荣誉，你做工作，要对得起国家。”

杨先生、屠先生和我还有一个约定，就是聚在一起时，只谈学术问题，其他人事关系、干部任命都不谈。当时所里每星期一次的博士生导师组学术讨论，所长和副所长都必须参加，这是很了不起的。

杨先生去世前曾因为胯骨摔伤住院。我在他骨伤基本痊愈、准备要出院的时候去看望。他一见到我，就开始谈工作的事情。当时杨先生的夫人徐斐也在，还劝我们等出了院再谈。没想到这之后，他因为被痰呛住，大脑失去知觉，一直到去世前也没办法说话。这也成了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谈话。

杨先生那时叮嘱了我几件事：第一是坚定不移地继续研究智能自主控制，和领导要慢慢沟通好；第二是发展重点实验室，注重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第三是抓紧培养年轻科研人才，让学生尽早投入工作……

他当年叮嘱的这些事，我们还在做，也做出了一些成绩。

（本报见习记者任芳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