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女儿眼中的曹禺

2009-02-27 |

本文作者万方,1952年生于北京,是著名剧作家曹禺(1928年考入南开大学,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的女儿。“文化大革命”时期万方到东北插队,后加入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任创作员,1979年转业回北京。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同时创作舞台剧、电影及电视剧本。主要小说有《明明白白》、《幸福派》、《香气迷人》、《和天使一起飞》、《没有子弹》等,主要电影作品有《日出》、《黑眼睛》,电视作品有《空镜子》、《走过幸福》等。

看戏

儿时记忆最深刻的是,爸爸妈妈经常夜里很晚才回来。我就知道他们看戏去了。我和妹妹趴在窗户上,对着院子的大门——那是一个门洞,晚上关着,一片漆黑。吱呀一声门洞亮了,是街上的街灯照了进来,以为是他们回来了,一看不是,一看又不是,最后终于到了很晚的时候,是他们回来了。

他们总是很兴奋,等我大了才知道,如果你看了一出好戏,就会非常兴奋、激动——那是从舞台带回来的。五六岁的时候,爸爸带我去人艺看戏,《雷雨》。我完全不明白讲什么,只记得第三幕的时候电闪雷鸣,我就吓哭了。爸爸赶快把我抱出去,怕影响别人。到我再大一点,他就带我到后台,去看闪电霹雳怎么做的,那个大阳铁板一晃,就是闪电;在芭蕉扇上缀了好多小珠子,摇呀摇,那声音就跟真的雨声一样。那时虽然并不懂得戏剧的内容,但是那种舞台的神奇和美丽,就慢慢渗入心里了。

那时也看了一些洋戏,如莫里哀的《太太学堂》,还有传统戏《芦花记》,讲的是一个后妈虐待孩子,把芦花当棉花做棉袄,孩子冻得要命。当时我哭得特别伤心,父亲也不哄我。大概是他觉得,小姑娘可以受到戏剧的感染,他心里可能会觉得很好吧。

父亲

我爷爷是宣化的镇守史,在吴佩孚手下做官。他留过日,会做古诗。父亲是祖父最小的孩子,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死了,继母虽然对他很好,但他从小就觉得自己

是一个孤儿。我爷爷奶奶抽大烟,父亲回家的时候,家里是死寂的,所以他的童年是黯淡的,容易感觉到哀伤。十岁的时候,有人在城墙上吹号,他就会流眼泪。他的内心太丰富了,又不能让外人了解。

父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他骨子里非常感性,对所有的人都很真诚。他是纯粹的艺术家的性格。他不强求孩子做什么,也不要求孩子苦读书。他只是去爱孩子。我记得他从来没有打过我,只有一次,他太生气了,把我拎起来往床上一扔,也就这样了。我还小,也就四五岁的光景,就冲着父亲嚷:你打人,你共产党员你还打人!我父亲还特得意,说我那么小就懂得反驳了。

虽然很小就知道父亲是很优秀的剧作家,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任何不同,这可能和父亲的一种灌输有关。我是和中央戏剧学院宿舍里的小伙伴一起长大的。小学的同学,有许多是胡同里的孩子。我们一起跳皮筋,皮筋一头拴在海棠树上,一头拴在柱子上。父亲的书房窗子开着,一扭头就可以看到他。孩子的喧闹有时影响到他,但他从来没有生气。

父亲是一个有福的人。他结了三次婚,他的夫人都对他很好,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

他第一个妻子可能是性格不大合适,就离婚了。然后和我母亲结婚。我母亲本名叫邓译生,后来父亲帮她把名字改成了方瑞。她是一个医生的女儿,从小身体不好,上学读书,画国画。吴祖光说过,我母亲是最后一个大家闺秀,气质优雅。我的小学同学说,你妈妈说话总是慢慢的,轻轻的。她身体不好,总是各处疼,非常瘦,衰弱。母亲在1974文革中患病去世。我一直不能够了解我母亲,没有机会在她身边照顾她,一直到她去世。所以我到现在,一直都在做同一个梦,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意思却都是同一个,就是梦到我母亲忽然不见了,我到处去找她,我就一直在梦里去找她。我记得我放学回家,我说,妈,你给我倒一杯水,可是她连水都倒不了。我现在想起来,总是很后悔很难过。我爸爸去世那么多年,我也梦见他,但是梦见都是好的,因为他走的时候,一直被照顾着,他走得很平静。

父亲是一个天才,可是到了晚年他非常痛苦。这个痛苦就是写不出东西来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直被告知是要不得的,是要被改造的,从他们的思想、情感,甚至到身体。

文革之前,父亲代表中国作家参加了亚非作家会议。回来后文革就开始了,他被当成臭老九,抓到了牛棚里,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去劳动。他睡在大通铺上。每个礼拜六我看着他头上戴着白毛巾,推着自行车走进家门。他曾经在首都剧场传达室看门,有日本外宾来了,他们因为看过父亲的剧,很惊讶,居然一个著名的剧作家在看大门。后来就安排在史家胡同的北京人艺宿舍,那就没有人可以看见了。那时父亲对街上那些扫大街的呀,送煤球的呀,是真心地羡慕。他觉得要是自己不识字,就可以每天安稳地回家,过安全的日子了。而在文革中,他被审查,关起来批斗,不知道自己随时会被抓到哪里去。

我是一个黑五类的孩子,上学的时候连教室都不能进,不能说话,就只能坐在门口,一坐就是一天。那时心里很痛苦,很不甘心,我为什么就是一个坏蛋,就是比谁都不如呢?

北京人艺在灯市口有一个楼,大门写着大字报,什么打倒曹禺反动学术权威啦,我最怕那个红色的大叉,真是触目惊心。从来不想路过那里,也不敢看,尤其是和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虽然文革后他也恢复了名誉,但生命力和创造性被摧残了。到了很大的岁数,他还有一个小本,他时刻在记录一些他听到的有意思的话。他还教我用活页本来记,这样可以分类。

他非常想写,但是写不出来。这是一代人的悲剧,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钱钟书啊等等。老舍索性就自杀了。痛苦就像针一样,扎进他们的身体。

父亲的弱点是,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他去参加一些会,回来心情不好,很懊悔,可是下一次,他还是要去。在很多场合,他不能说真心话,可能要说违心的话,这都加剧他的痛苦。

晚年的时候他一直看托尔斯泰书信,他说,托尔斯泰那么老了还出走,我也要走的。他一直有神经官能症,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吃了安眠药,放松了之后,他躺下来,放松了,想得更多,他的脑子像一个陀螺。他就说,小方子,你来呀。他就不停地跟我讲,他因为写不出东西来,心里有多么难受。他加倍地体味人生,反复地咀嚼痛苦,这对创作是好的,但对一个活着的人,是很不容易的。

写作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说过,他的这些女儿里面,我最像他。大概我是家里惟一写作的人。我长得很像父亲。现在年龄越来越大,就发现自己有些地方和父亲越来越像,但我知道我和他是永远都不能比的,因为他23岁就写出了《雷雨》。浑然天成的结构,精巧的匠心,他琢磨了五年才写出来,让我真正感到了戏剧的魅力。

我之所以后来选择了写东西,是因为没有机会学别的。文革没有学上,下乡,后来去当兵,如果上高中、大学,也许就会选择别的专业。我的父亲并不愿意他四个女儿去搞创作,我想他认为做这一行很苦。我大姐原来是医生,现在在美国的一个医学实验室;我二姐搞音乐,后来做了音乐研究;我妹妹搞的是公用卫生。我正好卡在中间,没有赶上上大学。最后就慢慢选择了小时候最受影响的一种职业,就是拿起笔来,开始写东西。

18岁在沈阳军区当兵,一共当了八年。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的政委很佩服我父亲,一听我是曹禺的女儿,就收了我,做所谓的创作员。当时的所谓创作,只能写工农兵,完全是政治行为,骨子里跟创作并不沾边。等文革结束后,每个人才能够写自己想写的小说。一开始就写自己熟悉的,甚至就写自己的情感经历,我也是这样,小说里会有自己的影子。我起步比较晚,等真正开始创作,已经差不多30岁了。

好像是1986年吧,我得了金鸡编剧奖。我和父亲一起改《日出》。我们一起讨论,陈白露应该是什么一种境遇或者状况。一些搞研究理论的人,总是要问他,当时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我父亲说,我现在说不清,即使回到当年的时候,我也说不清楚。

父亲从来不讲什么理论,他把每一个人物、活生生的人,都分析得清清楚楚,他对陈白露、翠喜啊,对这些女性注入无限的同情。对所谓人性的一种探讨和关注,就这样点滴积累起来。他对下层的人有着一种关怀,或者是悲天悯人。

在创作上,我曾经很不自信,我写东西从来不给他看,也不跟他讲,都是发表了才给他看。父亲对我总是以鼓励为主。1990年代初,我写《杀人》的时候,父亲因为肾功能衰弱住院,已经十分虚弱。我很欣慰的是他看了这个小说,说:小方子,你的小说我看了,你行,你还真的行。就那么几句,我就知道,他觉得我可以吃作家这碗饭。

摘自 吴虹飞著《这个世界好些了吗》,世纪文景2007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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