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采访时间：2001年8月23日上午10时至下午4时

采访地点：张昌华台北宅（台北市辛亥路一段83号2楼）

受访人：张昌华（二九级土木系）

采访人：李诗伟、林沛熙

纪录、撰稿、编辑：林沛熙（2001年9月1日）

校对：李诗伟（2001年9月2日）

张昌华先生

张昌华简介

张昌华，北京人，公元1908年出生，祖籍江苏吴县，家族世居苏州。公元1925年进入清华就读，1929年工程学系毕业。1932年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毕业，归国后于南方国民政府担任“帮工程师”，从事京赣铁路的建筑工作。

京赣铁路竣工后，张昌华被派往甘、宁、青等地区协助视察三省工程路段；后任甘肃省建设厅总工程师，并督察兰州，负责修筑西北连俄段公路。

珍珠港事变后，张昌华转任西南，改负责修筑滇缅公路，以确保抗战物资顺利进补四川。日军攻占保山后，滇缅公路中断，张昌华绝意公门，离开政府机构，于昆明创设华泰建筑师事务所，承接美军机场建筑修缮等工作；并于同一时期受聘于西南联合大学担任讲师，教授公路工程实务等课程。

国府易帜前夕，张昌华承接国防医学院迁台建设业务，同时亦迁家来台。清华大学于台复校后，张昌华曾二度接标兴建校舍，后更随时任教育部长的梅贻琦校长赴美视察原子炉兴建业务，并亲自设计、监造，投身清华大学原子反应炉的建筑工程。

其后，张昌华专志于建筑设计业务，其作品遍布台湾各地，不计其数，并多次荣获全国性建筑设计奖赏；其事务所亦为国内培育出多位优秀的建筑人才，国内出身华泰的建筑师事务所即有32间之多。

若称张昌华为国内“建筑界之父”，或许太过；不过“业界祖师”之誉，张昌华显当之无愧。

孔孟思想的人生观与宇宙观

先回答你们关于宗教方面的那个问题。

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宗教信仰。我在没有接受耶稣教会教育之前，先父已在家中请中文老师教授四书，主要是《论语》、《孟子》这两部；因此我在还没有进入教会学校之前，就已经先有了孔孟学说方面的见解。

入了教会学校后，教会学校教我《圣经》，不过由于那位老师是秀才出身，因此那位老师也同时教授中国诗与孔孟，所以那位老师等于是同时教我们圣经与中文。

在我差不多高小三年的时候，那位刘老师对我们出了一个题目：“诸生闻道于兹有年矣，试各述心得”当时我便回答说：“世上也没有魔鬼，也没有上帝。人一念之善，上帝就在心里；一念之恶，上帝就在心里”这篇回答老师给我不及格，三十六分。我在班上，不是考第二，就是考第一，还没有得过这样的分数。当时我并不生气，只是跟旁边的另外一位同学借了答案卷看看，他得了一百分。我问他怎么写的啊？他写：“我很想受洗，我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也都要受洗”结果老师给的评语是：“全家成为小天堂矣！”

所以后来我又上了四年中学，总共七年的时间里，这间教会学校无论是外国老师还是中国老师，没有一个人曾经劝我受洗，而我也不以为意。

我虽然不信上帝，但我从四书中知道：一个读书人要懂得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恻隐之心”，这些东西都是儒家孔孟学说特别重视的。一个人要“正心”、“诚意”，心里头不要想坏主意，才不会做出坏事。“心”就是人类的主宰。这是我在念四书时所得到的收获，我到了长大才发现，孔孟的思想实在有宇宙观，这个宇宙观一点不偏不狭，很open minded。

正心做事，不走歪路

既然有了这个宇宙观，孔孟思想又谈人在这个宇宙之中如何自处，应当隐善去恶。这是孔孟思想中的人生观。我觉得这个人生观与教会所教导的不谋而合。孔孟思想的宇宙观我能接受，其人生观我也跟着接受；有了这样的宇宙观、人生观，下面就问：怎样才能实现人生观所导引的方向？我觉得孔孟思想有其有系统的方法，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就是要我们即便独处时也不要想做坏事，因为想做坏事是使人类悲惨的一个原因。既然我们中国的哲学能够给我们这种明确的指点，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另外去祷告、求人指导；有了这种明确的方向，我们还有什么不能解决呢？

因为我本着正心诚意，所以我做事情就没有走偏差，其实我很有可能走偏差的喔！一个例子：当年梅贻琦校长叫我陪他去美国，当时我还不知道这行去美国是为了原子炉的事情，我是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此行的目的。出发前我在准备行李的时候，有一位先生跑来找我，他说：“张先生，我是某某某，听说你要跟校长去采购原子炉。如果你愿意帮忙，我们公司愿意给你多少多少酬金”我当时立刻的反应是：“这个事情是校长在管，所以我不能帮你忙”假如当时我走上这条路，我后来就不可能会发现原来美国建造原子炉时所用的混凝土会产生裂痕，也就不可能想出用冰块冷却混凝土的办法；我本着正心干事，便没有走上错的路子，最后也才能顺利解决问题，这就是“正心”对我们行为的影响。

当年我从美国考察回来后，发现美国制造原子炉时用的混凝土会产生裂痕。我要想叫它不裂，应该是可能的。因为透过格物，我发现混凝土之所以会产生裂痕，是因为这么长的原子炉，它外围的混凝土在收缩时，不会都往一起收缩，这端往这边走，那端往那边走，两边一扯当中就裂了。

为什么混凝土会收缩呢？因为混凝土在拌的时候和水成泥，会产生高温，干了之后里头的水挥发掉了，温度下降，混凝土就出现裂痕了。第二，原子炉一开动后，物体热涨冷缩，混凝土也会产生裂痕。

格物致知，解决问题

这些道理，高中的物理通通都教过，只是工人在打混凝土的时候，没有去设法把收缩的问题加以解决。我要想混凝土不裂，就要用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要混凝土在干的时候不要收缩，这个方法是芝加哥一家公司的专利法：石子跟石子之间，混有水、沙、泥，等到水分蒸发后，体积缩减，石子与石子的距离便加大产生裂缝。这个专利法先把石块与石块pack在一起，再用水泥、沙浆填满。等到水分蒸发后，石头挤住石头，没有办法再缩。不过这个方法最多只能做到百分之五十的防护，不能做到百分之百。

剩下的百分之五十，我照我的方法来施工：水泥、沙浆、石子和在一起时，会产生一种水化热（slacking heat），这是石灰和水所起的化学作用。水泥和水在一起所产生的水化热温度虽然没有石灰和水一起的水化热温度高，不能煮熟鸡蛋，不过也会增加相当的温度，可以达到华氏一百七十二度。当时新竹原子炉选址地点冬天的温度平均是华氏五十度左右。这一百二十二度的温差，使得水泥、沙浆、石头全都收缩了，就构成了百分之五十的危险。我用的办法是什么呢？我把冰块放在水的上头，用帮浦把冰水打进水里，再往复循环。其中的水化热会被冰水带上水面，使得水里恒常保持华氏五十度的温度。

我们将两个方法一并施行，如此一来天衣无缝，最后终于完成原子炉的建造工作。因此，你说这是神的指导吗？可以这样说的！不过神在哪里？神在所有的努力、诚意与正心之中！如果当初我接受了那个人的请托，走上歪路，那整个案子老早定了，我也不会再到美国去考察，也就没有后来的发现。

所以我是要说明，我念了中国的哲学，使用了中国的哲学，并不很费事，自然而然就达到一个正当的路。既然如此，为什么人还要天天去祷告呢？

中西兼修的中学生涯

我中学时候念的是英国教会的崇德中学，与一般新式中学所不同的就是多了圣经课。当时中国对于英国还没有太强的反感，帝国主义带来最强烈冲击的是日本！当时日本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我在八九岁的时候便曾为此上街头演讲抗议，呼吁大家拒买日货之类的事情。至于英国学校，因为老师们既没有强迫我入教，也没有一天到晚劝我受洗，平常上课给我的成绩也很高，我念书念得很高兴，因此并没有什么反抗的意识。

我之所以会去念教会学校，跟我家境良好有关；当时北京一个家庭收入三十块一个月可以养家，我们家收入大约四百块一个月，应该算是很好的家境了。先严在英国人建立的税务机关里头管帐，因此他对于会计账目非常内行。

我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都待在北京，幼儿园我念的是京师第一蒙养院，位在有多间洗澡堂子的堂子胡同。念了一年后，我转学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我姊姊当时也在那念书，我们便可以一起上下课。

我从蒙养院转到女师附小时，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跳了一班；因为在入高小前，家母在家中曾经教我们练字，认得的字较寻常学童稍微多些，因此跳了一班。高小转到崇德，因为家父觉得崇德办学校办得比较认真。像黄牛还有杨振宁他们都也是念崇德的。

四年级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五三惨案，我才开始知道教会在中国有代表帝国势力的作用，因此就不再念下去，而改报考其他学校。黄牛改报考北京第四中学，我则报考了清华与税专（税务专校）两间学校。税专是金饭碗，毕业之后进入海关，工作没有问题，而且收入很好。黄牛也报考了税专，他也录取了，我也录取了；不过他没有去税专报到，我也没有去报到，我们两个人都选择了清华，我在先（一九二五年），他在后。

既务实又开放、理论实务兼修的清华校风

我当时不但选择了清华，并且还选择了工程学系（后来的土木工程系），大概是跟哲学思想有关：当时我还不知道其实税收也很重要，只是想着要“工程建国”；当时梅贻琦校长还是教授，他是我的指导老师，我曾经和他有过一次谈话：我认为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第一个需要交通，第二个需要动力，所以我想念工程相关的课程。

进清华的第一年，才知道清华并没有工程方面的科系，工程学系是在我们这一批学生的要求下才创设的。不开工程学系，是当时清华学校指导委员任鸿隽的意思，他认为我们国家需要理论方面的人才，不需要现场施工的人员。

不过既然我们这批学生有这种要求，因此当时的校长罗家伦便决定成立“工程学系”；我们不叫“土木工程系”，也不叫“机械工程系”，就叫“工程学系”，因为在中国做工程师，不能够只懂其中一项，非土木机械兼通、理论实务兼修不可。

北京大学虽然离我家里比较近，不过当时北京大学在我们同学的心目中太过“老朽”，清华因为接近美国，比较有新观点、新思维。而燕京大学则感觉很像是花花公子哥儿们念的学校，那种浮调不如清华的务实风气；当时清华校园有个重要的口号：DIG（掘），我们校园里的风气就讲究务实的态度，有像开矿一样的确实精神。

既典雅又时髦的清华校园

虽然当时的校长罗家伦出身军旅，不过我在清华却从来没看见过他穿着军装出现。有人说他当时要搞什么军事化教育式的训练，但我们也没感觉到有什么特别严格的地方。

只是清华的体育风气很盛，当时清华校园有温水游泳池，大家经常去游泳，不会游泳不能毕业。除了游泳，大家另外也做些网球、跑步之类体育活动。除了游泳池外，清华的大礼堂用了玻璃隔地板，在当时也算是相当时髦的玩意儿。

不过，校园里我最怀念的，其实还是校园里的花：当时我们的宿舍是瓦顶平房，我住在第三院，一间房里住四个人。后窗外头的窗台下面，种满了白色的玉兰花，房里都可闻见那香气。由于清华校地大，院子很大，种着各种植物：梨树，开白花；海棠树，开红花，相当有诗意。

我们同学到了暑假，有时候不返家而留在校园，每天打打网球、游游泳，汗流完了就念点书。校园充满诗意，同学们每天就是运运动、念念书；我们第三院的厨房有名，山东馒头，又香又白，炒肉末夹馒头，就是学生的美餐了。

选择清华为留学

我们同学当年选择清华的头一个原因，主要是为了清华的留学风气：清华走美国路线，一向都有送毕业生直接到美国留学的政策；虽然在我入学的那一年，学校宣布了取消这个直接留学的政策，不过校园里仍随时弥漫着留学的风气。

当时我自知没有即毕业就出国的机会，不过在学校期间还是学了三年的法文，因为当年留学法国比较便宜。后来我因为要念工程学方面的书籍，自己又同时念了两年德文。

虽然我先后进修过法文与德文，但最后我并没有前往法国或德国留学，而是去了美国。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先父的看法；当时先父认为美国未来会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虽然留学美国相对而言比较花钱，不过先父把家里能够供给的钱都给了我去留学。我在美国两年，绝大多数都是靠家里接济，一直到最后一段时间才因为先父经济出状况才开始自己打工谋生。

断然不受北京政府的高薪职位

清华毕业之后，我到美国康乃尔大学念土木工程硕士，先是主修铁路，后来主修水利工程。学成回国后，曾经在京赣铁路的建筑工程里担任工程师。后来在八年抗战，连着抗战之前的准备期间差不多有十年的工夫，我一直从事公路建筑的工作。

当年我刚回国，就投入南方国民政府做“帮工程师”，比“副工程师”还低上一级，拿两百四十块钱一个月的薪水。当时我人在南京汤山工作。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军用电报，是从北京发过来的，说是希望我过去北京政府报到，答应给我四百块钱一个月，那约莫等于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另外还配有洋房、汽车，而且职务是“工程师”，算是连升三级。当时我并没有答应过去工作，只回电说我已经在国民政府工作了。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机会呢？我康乃尔毕业回国后，头一件事就是到北京去见我妻子，当时我们还没结婚。而我妻子孟璧擎，她的外祖父是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兼内务总长某某某；对他们家族而言，要在北京政府里头给我这么一个穷工程师安插一份差使，算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然而当时我在宋子文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底下负责做研究，整天忙着思考如何将西北地区的黄土进行改良，以利铺设公路，加上我们那一辈的年轻人多半瞧不太起北京政府，总觉得那是老朽的旧势力，而南方政府在我们心中还算是有希望的政府，因此最后还是没有过去北京政府工作。

学水利，造公路

一般来说，清华毕业的学生留学归国后，大多会选择从事教职；当时我回国的时候，说实在话并不是没有这类的机会，例如我的老师施嘉扬便曾经找我回清华教书，又如顾毓琇也曾找我去教书。只是那个时候我公路的工作忙得很，于是只能婉拒他们的好意。

在珍珠港事变以前，我主要在兰州忙西北方面的公路，当时的身份是中央特派的道路工程督察兼甘肃省总工程师，同时也兼管宁夏、青海两省的道路工程业务；珍珠港事变后我被调到昆明，忙弄西南方面的公路。这样十几年下来，南来北往几千里奔波折腾，实在也抽不出身来好好教书。

至于水利工程方面，我在做公路的期间，政府曾经派我与国际联盟的地质专家，一同到三峡考察三峡大坝的地质结构，现今的三峡大坝便与当时我们探勘的地址相差不远。

我唯一算是与水利工程相关的工作是到了台湾；那个时候我同梅贻琦校长到美国采购原子炉，有机会到纽约石门水库顾问公司参观，当时他们公司有位梁达博士，他跟我说：“从空中拍摄的照片看起来，明显看出石门水库两端的地质构造不均衡，一端很坚硬，一端很松软，因此石门水库盖成后可能会有危险”后来我拟成报告呈给梅贻琦校长，梅贻琦校长转告蒋梦麟，蒋梦麟则进言陈诚，也因此最后陈诚才决定接受专家的建议，将石门水库改以土石坝的方式兴建。陈诚当时还直纳闷呢：“水库这种永久的建筑，怎么可以用‘土石’的方式建筑呢？”这就是我极少数与水利相关的工作经验。

为官不贪，为商不奸

后来我担任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局公路组的主任，负责督察西南地区的公路皆归我管，还兼滇缅公路的督察工程师，同时还是云南全省公路的总工程师；因此在西南地区方面，无论是公路的修筑还是维修保养，都受着我的监督，没有我签字批准，重庆方面连一毛钱都批不下来。

在我还没上任西南运输局之前，有一回余飞鹏问当时滇缅公路局的局长：“听说张昌华要去做西南运输局公路组的主任，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他说：“三个字：张昌华，不．要．钱！”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不要钱的人，正因为我不要钱，所以我做起事情来就很直爽干脆。

一直等到日本军队攻占宝山，中断了整条滇缅公路后，四川方面的物资只能依靠美军空运。因此我结束了十几年的公路生涯，改开建筑事务所，负责帮美军修建飞机场。

有一天我们走在路上，迎面有个马车夫和我招呼。我太太问，为什么我会认识这些个马车夫呢？因为当时我们盖机场的时候，所有的砂石、水泥都靠这些马车夫运驳；而且当时一般人弄工程时，往往是一个月结一次工钱；而我的办法则是当天按出车数目结工钱，所以这些工人、车夫都跟我熟。

当时监工的人有时候不仅拖欠，还甚至带着钱就逃跑了，而我由于受着正心、诚意的训练，不做歪事，所以我不单与工人、车夫们熟，而且我所造的工程进度也是同行里头最快速的。

“为官不贪，为商不奸”这两句，一直是我所深信奉行的。虽然我碰到的工作同事大多规矩行事，不过多少还是有些人手脚不干净，尽想在工程里头弄油水。因此自从接过修建机场的工程后，我就再也不进公家机关工作。毕竟，要赚钱，就不要待在公门里；若从事公职还老想着要赚钱，总不是那么回事。

之后有一天，美国人把我找去，拍拍我的肩膀说：“Mr. Chang, you're fired.”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已经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了。美国丢下原子弹后，我在昆明变得无事可忙，于是整天和我的太太两个人到处游山玩水，这段时间可说是我这辈子最轻松的一段岁月。

也差不多这段时间，我应梅贻琦校长之聘，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的讲师，负责传授关于公路工程实务方面的经验。

虽然那之后我不再担任公职，不过还是经常承接公家单位的建筑案子，比方说台大、清大、中原、中兴等学校的校舍大楼，都有我们的作品。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有一回，台大校舍建设正在招标，我曾经投过标，然而因为学校里头有人进行围标，我们觉得这个标投起来没什么意思，于是后来便撤退了。我们退出之后，没想到整个工程就流标了；流标的原因是由于参与围标的几家厂商通通开价过高，已经超出校方的预算，所最后以流标。于是台大工务组给了个通知，说是希望我们再重新去参加投标，我们答应了，不过这时同业们却反而失去兴趣了，因此最后才又由我们得标。

得标之后，当时校长钱思亮打电话来找我，问说：“你们这个标，价钱是不是算得太低了？”我问他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数量算起来也没有错，单价算起来也没有问题，可是加起来的总价就是太少”可见当时其他厂商目标价钱高了许多。

于是钱思亮校长问说：“你们是哪一间事务所？”我说：“华泰”他又问：“是张昌华的那一间吗？”我说：“是。”于是他说：“是张昌华的话，你们开的价应该就没问题”于是这个工程最后确定由我们来做。

钱思亮与我同年，不过他在清华比我低一个届班；我们在清华念书时就认识了。钱思亮后来曾送给我一副对子：“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因为他知道我是不围标、不送钱的人。

既然我又不围标，又不送钱，那我要怎么生存呢？当时，我接了一栋台大校舍的标，还要再去接另外两个标案，总共要三个标案才能够维持我们事务所一个月的开支；当时我们事务所也不过就要三万块钱一个月而已。

放弃牌照，赔钱设计原子炉

原子炉完工后，有一位清华的老校友金开英跑到事务所来找我，他问：“听说你原子炉设计还赔钱？”我回答他说：“那个原子炉其实是玻璃造的！”他正纳闷呢，我说：“在那之前，我在竹东设计玻璃厂，一个案子拿百分之五的设计费，而且很快就做完了。清华的原子炉我只拿了百分之三的设计费，而且前后总共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做完；三年总共也才赚二十万块钱，只能靠先前设计玻璃厂所赚的钱来维持那三年的生活”所以我说那个原子炉其实是玻璃造的。

当时政府工程，所有的设计费都有上限，他们才不管你弄的东西好设计或难设计，总之费用多少就是多少。我为了解决原子炉的各种问题，包括前面提到的混凝土裂痕的问题，我总共花了一年的时间，后来的两年则是花在建设施工上头。

我在接手设计原子炉之前，自己本来是做营造事业的。营造业有营造业的执照，可是营造的甲级牌照不能拿来做建筑设计的工作，因此，为了设计原子炉，我放弃了原来的营造牌照。

当时营造牌照很值钱，就算自己不干营造业，只要把牌照租出去，坐在家中就会有钱进帐。但我认为：如果我把牌照租出去给人家搞营造，一但建筑发生问题，那么我终究脱不了干系；而且，当我在做营造业的时候，我专心做营造的事情，现在我改做建筑了，那我也得专心做建筑的事，这是我正心诚意的态度与精神。

我想我空留着这张营造的牌照也没意思，所以还是拿去退了；把牌照拿去办手续的时候，也有新鲜事：放弃已有的甲级牌照，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所以他们那时候还没办法办，因为“事无前例”，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硬要我第二天再过去办，好让他们研究研究该如何处理。

前些年（民国八十五年）他们特别颁给我一个褒扬令，说是感谢我对母校付出许多什么的。我妻子当时还笑呢：“幸好你活得够久，不然连这张褒扬令都没得拿”。

不明就里地赴美考察

在接手设计原子炉之前，我和梅贻琦校长并不算相熟，虽然很早的时候我就与梅校长相识，不过一直没有很频繁的往来，一年间见个几次面差不多了。

我跟梅校长初次见面是在清华三年级的时候，就是前面我提到说向他报告个人志向的那个时候，不过那时候并没有什么往来。一直到我们都在昆明的时候，当时西南连大的土木系有一门“道路工程”的课，希望找一个清华毕业、念过土木工程、有道路工程实务经验，同时人又在昆明的老师。按这样的条件，算来算去可能也就只有我一个，碰巧当时我需要多一些的工作机会，因此主持梅校长才发给我讲师的聘书。

一直到清华新竹复校，我盖完行政大楼以及物理馆之后，我和梅校长才又比较有接触。我与梅校长从昆明开始，一直到新竹，也算共事了几回，我的个性以及对做工程的态度，相信梅校长也都应该清楚；因此，虽然我们一直没有什么深厚的交往，不过我们对彼此却不会太陌生。

有一天，梅校长在见面后忽然跟我说：“你好久没有去美国了吧？”我说：“满久了！”于是他问我：“要不要一起过去看看啊？”我想过去美国走走也不错，于是就答应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梅校长之所以过去美国是为了考察原子炉的事情，他也没有说要我帮忙什么之类的话，他只是说了个日期，要我赶紧整理行李、护照之类的事情。上了飞机，梅校长也没有跟我说到此行的目的。

我们在十二月十七日清晨抵达旧金山，十九日清晨我们便赶往芝加哥：第一天，梅校长约了一个原子科学家邓昌黎，他的父亲是河南省的教育厅长，我们约在他家拜访。第二天，我们参观了邓昌黎的实验室。第三天，我们去参观了密歇根的原子炉。这陆续的行程都与原子炉相关，我才约略知道此行的目的。

技巧比价原子炉标书

第五天我们改去纽约，到了之后他们拿给我四家厂商的标单价书，要我帮着看看；在参观原子炉之前，我从来没看过那玩意，对这也一窍不通。当时杨毓东也从芝加哥到了纽约，于是我请他帮我解释解释，不过因为他赶着要离开，于是看标单的工作还是只能我自己来。

我想梅校长既然把标单给我，意思就是要我来办啰！可是我对标单上头所列的机械设备一点概念也没有，那我该怎么比价呢？而且事前我便听说过：有些厂商给的报价看起来便宜，不过标单里头有些品项短缺了，等签约完毕后他再狮子大开口地卖你短缺的部分。于是，面对这四份标书，我只能采用比较“技巧”的方式进行比价：

首先我把四家厂商的标书放在一起比较，把四份标书上头都有列的共同品项腾抄成另外一张表。接着，我联络那四家厂商，要求他们按照表上的品项报价。从第二次的报价单中，我可以大概估算出这四家厂商各自的成本，于是我便可以此为参考，决定哪一家厂商的报价比较合理。

格物偷学不传之秘

弄完比价的事情后，二月初我返回台湾，负责试做土木工程设计的部分。当时在设计原子炉的时候，我曾去请教美国方面的相关厂商，请他们做一下技术指点；不过对他们来说，任何关于原子炉的数据都属于机密，因此他们只拿给我几本大学教科书当作参考材料。

既然他们不肯透露个中秘诀，于是我们只好用自己的眼睛与耳朵来收集资料。在我随梅校长赴美考察的期间，我们马不停蹄地访问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原子炉，我们用心记住他们在简报时所提供的信息，也很留意他们每个厂实际运作的情形。反正他们不肯教我们，我们也就只好自己偷学。

当时我发现有很多原子炉有一个特色，他们在做建筑时，使用了相当大量的钢筋；十公尺高的墙头居然有三公尺厚，里头又塞了超出比例的钢筋数量。当然，这意味着原子炉建筑的强度相当重要，可是到底该有多少强度呢？这我们只好自己琢磨。

回台湾以后，我不断分析各个原子炉外观的相片，试着去参析原子炉在运作时与建筑结构的互动情形。之后，我陆续画了两张设计图，可是都不理想。

一直到第三张设计图时，我改变了所有先前两张图的概念与想法：当时我突然想到，原子炉完全运转时，所产生的机械热相当高温。因此，原子炉厂舍的结构本身就必须能够承受相当高温的环境。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回过头去找数据，确定一下其他原子炉完全运转时可能的最高温度是多少，再以此为参考进行设计。在结构体方面，虽然我之前没有设计原子炉的经验，不过原子炉本身最大的危险性在于高温，于是我便把原子炉厂想成是一座烟囱；由于烟囱里头的温度一般来说都很高，因此烟囱基本上就是针对“高温”环境所做的设计。所以，我拿做烟囱的技术，结合关于原子炉温度的数据，设计了基本的雏形。至于外墙部分我则参考国外的规格，考虑到炉具的规模大小后，再用更严格的安全标准来盖。就这样，我们盖好的原子炉，经历了九二一大地震也没有任何损伤。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获得国外关于原子炉设计的技术支持，不过我们本着“格物致知”的态度，深刻仔细地去了解个中的诀窍，认真思考原子炉在安全上所可能产生的最大灾难为何，并以此为参考，结合我们已有的技术，按造烟囱的原则来做设计，在施工时则用了更严格的安全标准，最后终究还是让我们盖成了！

梅校长慧眼识才，大胆委任

原子炉盖完之后，我问过梅校长为什么他当时会找我来帮忙；他回答我说：“因为你是学工程学的，不但学土木，也学机械，造这原子炉不能只懂土木或只懂机械，一定两者都要懂些”。另外一个原因：由于当时美国方面的公司要求拿百分之九的设计费，这对我们来说预算太高，我们负担不起；再说，如果这个案子交由美方设计，那么事后我国完全得不到任何相关经验，这对于日后想要发展原子科技的我们来说，其实是很不利的。

除此之外，我从在西南地区时候便以“不要钱”而闻名；加上我做人一向务实，绝不偷鸡摸狗，不管做公路、铁路还是房屋建筑，从来不偷工减料。因此“务实不要钱”这点，相信也是梅校长早就知道了的。

更重要的：我做事情一向本着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态度，所以虽然我过去没有盖原子炉方面的经验，不过只要我能遵循正心诚意的态度进行格物致知，把这事弄成功的机会较一般的工程师要高些；我想，这也是梅校长之所以会找我的一个原因。

不过事到如今，我觉得梅校长这样的举动其实相当冒险；他怎么能知道最后我会解决原子炉设计的问题呢？他又怎么能知道最后我会想出用冰块解决混凝土有裂痕的问题呢？万一我终究没能解决这些个难题，那不就完了吗？说实话，我不清楚梅校长当时的确切想法，不过就我今天的立场而言，那真是冒大风险的一个决定。

全观务实不花俏，重视结构坚固耐久

当时我们在从事设计的时候，一般的预算都相当紧，因此不可能去做什么特殊、不必要的装饰。我们必须在很有限的预算里，同时考虑到坚固、耐久、实用等要素。比方说在设计原子炉时，我们最重要的考虑就是坚固，能够让原子炉一直使用下去，不必报废；可是，炉身就算很坚固，可是炉厂的房舍也得很坚固啊！原子炉的那个厂舍很大，九十几呎长，七十几呎高，近八十呎宽，里头一根柱子都没有，所有的柱子都在室外。他们告诉我，这座原子炉已经申请了一个建筑师结构奖，即便是九二一大地震发生后的今天，那个建筑也没有损伤半分。

当然，装设有原子炉的房子本来就会更重视结构安全的问题：因为厂舍里头的气压低，外头的气压高，假设有一点裂痕，就会有放射线外泄的危险。所以原子炉那座建筑所使用的钢筋与结构强度，确实比我当年的标准还要高上一些。

我在康乃尔大学主要学的就是“结构”，因为我认为“结构”是所有土木工程的基础，一个建筑如果不坚固，别的也都不用再谈了。因此，如果你问我在建筑的整体规划有没有什么强烈的意念，或独到的风格，我可以回答你：没有！不过，在我前面提过的宇宙观里，我做建筑其实有一种全观式的整体见解，该花钱的地方就要舍得花，不该花钱的地方就不要浪费。

再拿原子炉为例吧：当时原子炉的炉具是从国外进口，可是其他的零件设施也都全部要从国外进口吗？是不是要把一些设施交给国内的工厂来生产呢？若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当然土洋混制绝对会比较便宜；可是原子炉是一个整体的系统，里头有呼吸、循环、消化、排泄等不同部门，如果我们贪便宜把其中某些环节交给国内制造，那么一但整个系统出问题，国外厂商便无从控制整体进度与水平，而且在维修上也会增加麻烦。

比方一回我们在台北帮美军盖游泳池，这个游泳池所采用的滤水循环系统相当好，在全岛可说是第一名。可是当初刚完工时，水池出来的水却相当糟糕。后来我们把滤水系统拆开来检查，发现里头本来应该混合放置的滤砂，被一口袋一口袋地装着；一问，原来包商当时在弄滤水系统的时候，看那滤砂一包一包地送来，也就直接一包一包地放进去。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回我们接了宏仁医院的工程，案主自行外包冷气的部分。完工之后发现冷气会漏水，但那边的厂商却推说：“我们的冷气很好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你们建筑里头的排水管。”可见只顾小节是不行的，做事情还是得有整体的视野才行。

奔走出力为复校

当时清华要在新竹复校时，大伙校友都帮着奔走出力。有一天，清华为了一栋行政大楼的建筑公开招标。当时的我还在弄营造业，业务不愁，所以一开始投标不上后并不以为意，也就没有再想这事。后来一位清华老校友，姓徐，他那时候是台湾水泥公司的总经理，他找了我去，告诉我说要我接办清华这栋行政大楼的建筑工作。

他找我谈这个，我也觉得纳闷呢！既然当时我投标不上，为什么现在又要我来做呢？原来是，之前得标的那位建筑师开的预算报价太高，因此学校方面希望我帮着看看这个价钱合不合理。

我看完之后告诉他，大概照这个价钱再打个七折差不多。没想到学校告诉我，原来那位建筑师说是已经打过七折了；换句话说，原来那位建筑师本来的价钱高出合理价钱将近六成。

于是徐总经理问我能不能按我说的价钱接下这个案子？可是，头先那位建筑师，他也是清华的老校友，把他撇了交给我做，这不太好意思吧！再说，当时我拿的是营造的牌子，不好弄设计的工作。不过徐总经理告诉我说：“梅校长说了，你要接就给你做，你要不做，这个案子也不会再给原来的那个建筑师做。”因为这样，我才去改牌子改做设计的工作。

在这个行政大楼的案子开始弄设计前，其实我就已经以校友的身分帮着学校觅寻土地；营造商不能做建筑设计，但是找地倒没有问题。地找好了之后，那位建筑师得标，于是我便以为没有我的事了，没想到现在居然变成是我来搞设计。

行政大楼弄得差不多了之后，校长找我去，要我再帮着盖栋物理馆，说是有五十个学生。复校前的新竹校地，只有日本人用竹子搭的草房几间，周围很荒凉；现在的清华校舍一栋一栋，并没有整体的规划与统一的风格，因此有人觉得这是复校时缺乏高瞻远瞩的气度。不过，当时复校的时候，国家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预算可用；不仅国家没有太多的补助，反而还希望靠着清华本身的美援来复校，算是充充教育部的成绩。而且当时学生人数比今天少得太多了，所以实在很难谈什么整体规划或建筑风格。

更重要的，正如梅贻琦校长曾说过的：“大学者，不在有大房子、大建筑，而是在于有大师！”我不以为建筑风格如何如何，会影响到学校办教育方面的发展；新竹清华今天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发展，在于清华有优秀的大师做传承的工作，而非因为清华有着怎么样的建筑物。

遗憾未能照顾好家人

虽然我认为做事情要有全观、整体的视野，可是我回首这一生，自己觉得最失败的地方，还是在于自己没有整体方面考虑清楚：我对于国府易帜，心中没有任何的歉疚之意，因为我在公职上时都勤奋尽责。我对于自己的业务也没又什么亏欠之处。我对于我在苏州的父母、姊妹、弟兄的照顾，也不认为有什么愧对的地方。可是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自己最亲的小家庭。

我的大儿子五岁时因为猩红热过世，我的大女儿则因大肠黏膜癌而过世，两个都死在兰州，死在我做西北公路的时候；当时上面的态度是“最荒凉的地方你先去，通车之后就没你的事了”，因此我所处的环境很苦，都是最荒凉的地方，没有足够的医药。

大儿子死的那天晚上，由于我的直属长官第二天必须飞到重庆去做三省交通运输状况的报告，所以我只好连夜帮着赶制报告书；弄到天亮，回到家里，孩子已经没有气了。

事后我常常想，为什么当时我不把孩子送到外国去治疗呢？可是这是废话；当时三省公路的规划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连到处向亲朋好友求助的时间都没有。而且当地连通往市区的交通都不行了，又哪能把孩子送到国外呢？更何况我们既没有这种财力，也没有这种know-how。

只是现在回想起来，心中却充满遗憾与愤恨；为什么呢？因为孩子的妈妈小时候其实就出过猩红热，所以当时如果能用他妈妈的血制成血清，那我大儿子可能就不会死了。问题是：当时我们的处境辛苦，而且我又忙，偏偏就是没想到这点。因为这样，所以这些年来，我对自己的家人一直有一份很深的亏欠与遗憾。

儒家思想影响甚大

回首我九十几年的人生，我必须说：中国儒家文化对我影响相当大。儒家思想不仅影响了我的想法与行为，还影响了我的生命。

首先，儒家思想在哲学方面有着相当开放的宇宙观，这让我不会局限自己的想法与见解。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我不需要特别信仰什么上帝或魔鬼，我只要认真关怀所处物理世界的问题就够了。

其次，儒家思想有着相当务实的人生观，不仅具有哲学层次的意义，更能指导我们处理人生所有的问题，提供指引与方针，使我们能有信心与能力克服生命中的困难。

最后，儒家思想里头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等原则，明确地告诉我们实际行动的准则与方向，使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能有所依据，而不至于手足无措。

正心诚意，养生有道

甚至我可以这么说：活这么大岁数，我今天身体这么健康，眼睛能看，能走能坐，这全部都与儒家思想有关！

怎么说呢？由于我平常做人都秉持着正心诚意的原则，因此一但身体不舒服了，我绝对不会放弃治疗或处理；自己对自己的身体要掌握清楚，要用格物致知的态度去了解问题出在哪里，哪里不舒服，就要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毛病所在。

比方说我妻子平常走路会摔跤，摔跤很危险，因为一不小心就会骨折。于是我去请教医生，医生跟我说，人摔不摔跤全看身体的臀中肌，臀中肌如果失控，人就容易摔跤；听完医生的话，我便去买了一本关于人体解剖的书，我要搞清楚臀中肌如何运动，我们又可以怎么强化臀中肌。

我曾经病躺在床上十五年，可是由于我不放弃，我努力地进行治疗，永远用正面的态度去掌握自己的身体，绝不胡里胡涂地盲目依赖医生，一定要自己说清楚自己哪里有问题，这样才可能真正解决身体的毛病。

比方说，当年我在昆明时，有一回连续发烧了好几天。当时昆明有间昆华医院，里头的医师说这是疟疾，可是我自己思考自己的症状，觉得怎么想都不会是疟疾，因此我便拒绝住进医院。后来，国防医学院的院长路过昆明，住进我家里，一位他的学生来我家访问院长，一看我的身体，说要给我做抹片检查。一检查，发现原来我得了回归热，打一针之后就痊愈了。如果当时把我当疟疾来治，那我可能就死掉了！

正心诚意做建筑

因此，不管是自己的心、人生还是哲学思想，我都坚持正心诚意的原则，总算一路走到今天。

你们之前问我：“教书”、“经营事务所”、“设计”与“建筑”四个领域里，我最喜欢哪一个？又自认最成功的是哪一个？现在我可以这么回答：我这一生，自认花最多力气的还是在建筑上头，自认算是最成功的也是这个。

虽然我也算教过书，也开过公司，也经常画图设计，可是这些事多半都是我为面对生命里不同的遭遇所做的反应，其实谈不上什么喜欢不喜欢，也没有什么选择，都是随遇而安而已。如果一定要我说的话，回首我这一生，我想“建筑”应该算是我自认比较无愧于心的部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