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新朋旧友如相问, 一片丹心在纸堆”——忆父亲常迵教授(上)

2017-10-09 | 常放 | 来源 微信公号“水木知心” |

今年是父亲的百年诞辰纪念。

二十五年前的一个夏夜,父亲离开了与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母亲,离开了他时刻牵心挂念着的儿女,离开了他情系一生的大学,离开了他在最举步维艰的日子里也没有放弃的对科研和教育前景的思考。床旁的灯光还在亮着,桌上那一摞砖头样厚重的英文书籍都还翻开着,枕边凌乱地灑落着没写完的一张张手稿,他匆匆地走了。

在父亲书房墙壁上,总悬挂着一副书法,是他在六十岁生日时,随笔写的题为“自嘲”的诗句。父亲从青年时期怀揣宏大理想,海外学成归国,一心投入当时国内还很落后的教育科研事业。多年风风雨雨的坎坷,在人生旅程即将迈入老年之时,终获机会可以施展他多年积累的对专业远景的设想,发挥他的才干。他的“自嘲”是对已错过壮年最好工作时光的叹息,又是对自己一生从未放弃追求的感慨。

父亲的诗句语气轻松,随笔拈来,可我每次读来,都感到一种莫名的酸楚:

六十自嘲

(1977年2月)

六十年来辨是非,沧桑几度鬓毛衰。

新朋旧友如相问,一片丹心在纸堆。

如父亲所说,他在一片“纸堆”之中,走完了一生……

1991年8月

父亲常迵,字季高,1917年出生在一个以诗礼传家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常履道是清末贡生,以诗文书法享誉乡里。早年出仕河南。祖父为官,以清廉自守,并在有关文献中有记录他在洧县、唐河等县除暴安良、兴修水利、扑灭蝗灾等功德。后因深感当时军阀误国、民不聊生,在愤世忧民而又无力回天的心境下,弃仕归隐。

父亲出生在河南开封,六岁时随祖父举家迁回祖籍北京房山县城。在返乡路上,祖父有诗句云:“明月也随天地阔,白云与我共悠悠”。表达了他渴望退隐田园的心境。祖父晚年除致力于修编房山县地方志的工作,通常以赋诗做词抒发情怀,教育子女。父亲的出生成长正值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百姓苦难深重的岁月。就在这“学通中外理,练达古今情”的家庭教育和环境熏陶中,父亲自幼聪敏好学,胸怀远志。

父亲的中学时代(1932年)

1929年,父亲离家进入北平私立四存初中(现北京八中)。1932年,升入北平市立第四中学(现北京四中)理科班。在那国难民愁、风雨飘摇的动荡局势下,父亲渡过了他的中学时代。后来在父亲的文章《一个科技者的心声》中记录了他从中学到大学在北平求学时的一段段不平常的心境:

“当我在北平四存中学初中读书的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从此一块沉重的石头就压在了我的心上。记得十冬腊月的一天,在校外小巷子的一个角落里,从东北流浪到北平的一家难民在呼啸的北风中缩成一团,小孩子冻得不停地哭叫。看到这个样子,我们几个同学都不约而同地脱下自己身上的毛衣塞给他们,谁也不忍再多看一眼就默默地走开了。

……我到北平第四中学高中读书时,国难更加深重了,日寇的铁蹄已踏到北平的大门。每个有志青年都在寻找救国救民之道。我想自己还年青,应先学好一种救国的本领。我选了理工科,打算将来学好工程技术,用来救国……”

高中毕业时父亲(右一)与同学合影(1935年)

父亲那时曾写过这样几句小诗,倾吐内心的苦闷:

忧国

(1933年)

树倾巢覆无完卵,河山破碎使人忧。

奋起执戈思报国,愿将热血护金瓯。

父亲意识到科学落后是国运多舛,惨遭列强宰割凌辱的重要因素,毅然选择了投身于科学救国的道路。从此,他怀抱一颗报国的赤子之心,开始了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艰苦求学历程。

1936年,父亲从北京大学物理系转到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次年七月七日,日寇在卢沟桥打响了侵吞中国的第一枪。“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父亲遂与几个同学结伴,准备背井离乡,随清华南下,继续学业。

临行前,在房山老家的祖父预感到形势的危急,到北平探望送行。父子俩走在故宫的红墙外,想到不知何时再能重逢,祖父望着中山公园门口的石狮感慨赋诗道:“欲把兴亡问石头,石头无语水东流。夕阳人影桥边立,风吹杨花万点愁。”他嘱咐父亲:“好男儿不患无家可归,患所以立”。鼓励父亲要有鸿鹄之志,勿忘报国之心。

古都这一别,竟成永诀。父亲走后第二年,祖父就在房山老家病逝。

父亲随学校辗转武汉、长沙、广州,最终抵达昆明。1940年,父亲在西南联大工学院完成大学学业。毕业后,在昆明无线电器材厂任助理工程师,主持无线电发射机的设计工作,直到赴美留学。

父亲在无线电厂,设计过不少机器。和他一起工作的郭文昭伯伯回忆说“那时的所谓设计实际上是全部包干,从工艺到制造,从绘图到调试等等,什么都要管,全面负责到底”。父亲一边勤奋工作,一边准备继续求学深造。这时,母亲也来到了昆明。

父亲在昆明无线电厂(1942年)

父母结婚早,但婚后聚少离多。父亲早先在北京上学时,母亲在房山老家。后来由于母亲的意愿和父亲的鼓励,母亲也到北平城里开始补习中学的课程,准备报考大学。七七事变后,父亲先随校南下,母亲在家侍奉公婆,直到将二老送终之后,才与中学好友结伴,一路历尽艰辛,来到昆明。第二年,她考上了云南大学经济系。

那时,父母是同学和同事中少有成家的。父亲在无线电厂工作时,他们住在蓝龙潭无线电厂宿舍,那是间简陋的草房,加上旁边半间做厨房。母亲做得一手好饭菜。当时虽然物资拮据,难为无米之炊,但每到周末,父母亲的同学、朋友和同事们都常会不请自来。

在那艰苦的日子里,这些青年学子们,北望中原,云天渺渺,想到战火纷飞的家乡,感叹抗日救亡的前途。他们就这样常常聚在父母的草房里,或秉烛畅谈,或引吭高歌。虽没有鸡鸭鱼肉,可母亲拿手的一碗京味炸酱面,一张香气扑鼻的葱花烙饼,慰籍了游子的思乡之情,令大家难忘终生。以至于几十年后,父亲当年的老友,美籍华裔科学家张守廉伯伯来中国讲学时,他婉谢了官方的盛宴,执意非要重尝母亲做的炸酱面不可。

三年后,父亲被选拔为赴美留学生。

1944年,父亲从昆明经印度乘船历时数月到达美国。在美国留学的四年中,他秉持中国学子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夜以继日刻苦求索,仅一年后,就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电机工程系硕士学位。同年入哈佛大学应用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在美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战争促使无线电技术得到迅速的发展,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也在此时孕育问世。父亲选择了这一领域为专业研究的起点,为他以后从事的无线电工程教学和对信息科学的重大贡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父亲在哈佛大学(1947年)

在讲述父亲在美求学期间的研究成果时,他生前所在的清华自动化系信息教研组的回忆文章这样记录的:

“常迵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从事电子线路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他的硕士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将栅极接地电路应用于超高频电子管放大器。……这一创新立即得到了这一技术领域的重视,在超高频电路中被广泛采用,并被他的导师L.B. Arguimbau 教授引入教科书中。”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父亲从师著名天线理论专家 R.W. King教授,致力于天线理论方面的研究。

“他对环形天线和桥式平行天线(也称折叠天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导出了电流分布与输入阻抗的特性,提出和实践了这些特性的测试方法。……。这一研究成果,对折叠天线的广泛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使其在国内外开始成为众所周知的一种典型的电视接收天线……”

1997年,正是父亲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求学的五十年后,我的儿子铮铮也走进了他从小就听外祖父常常讲起的麻省理工学院校园。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上学期间,到图书馆找到了外祖父五十年前的论文。旧时没有计算机打字画图,图表都是手工绘制的。泛黄的论文纸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但那整整齐齐的手写笔迹,一丝不苟的手绘曲线图表,使年青晚辈实为感叹不已。铮铮复印了一张图,带给我留念。

1947年夏,在父亲哈佛大学毕业时,正是祖国抗战胜利、新中国诞生的前夕。他一毕业,就毅然决定重返祖国,回归母校任教。这是他的理想,是他一直期待的。他带着前辈任之恭教授给清华校长和电机系主任章名涛先生的推荐信,登上了迢迢归国之途。临行前,他用几年内仅存的几十元钱,买了一些新出版的教学参考书,又买了两只二战后军队变卖的旧铁皮箱。装满了书的箱子,是他唯一的归国行囊。

这些书在今天早已过时,但后来我们清理父亲的遗物时,母亲还是选了几本,珍重地放在他的书架上。

多年之后,父亲患病卧床,小弟振明在床边照顾他,一天,看到父亲拿着我和振工的毕业典礼照片,沉思着许久。

他然后对振明感慨地说,他也有一顶毕业典礼博士帽,哈佛大学的。在他归国的船上,每天和同船的归国学子一起,站立在甲板上,浴着海风,迎着东方升起的朝阳。他们感受到科技落后的祖国的召唤,交换着将为建立新中国大显身手的前途。这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爱国知识青年,慷慨激昂中,父亲将那顶博士帽一掷入海,随着那名牌学校毕业生的优越工作环境和丰厚薪金一起,永远留在了太平洋的滚滚浪涛之中……

回国前在波士顿查理河畔(1947年)

回国后在中山公园(1948年)

在家乡北京,父亲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月,就在庆祝解放军进入北京城的炮声中,我在协和医院出生了。那天天很冷,父亲和清华的同事和学生们一起,通宵站在欢迎队伍里迎接解放军进城,直到天明。待他赶到协和医院时,我已呱呱坠地。

护士拿着出生登记表问他:“起个名字吧”。父亲马上说:“就叫‘放’吧!”。他把北京解放的喜悦注入到了初生女儿的名字中,从而伴随我的一生。

我出生后,父母把家从城里搬到了清华园。

父亲和女儿(1950前后)

回国之初,父亲先任教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在电机工程学家钟士模教授手下工作。这时,他感到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有了报效祖国的机会。他看到了科学昌盛的前景。多少年的艰辛学习和深厚积累,从小的志向抱负,终可一展宏图。他潜心科研,并一心扑在他热爱并擅长的教学上,成为当时清华最年轻的教授。

1952年,根据苏联的模式,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成立,孟昭英教授任主任,父亲担任第一任副主任,主持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建系的“元老”之一。

几年之内,父亲主讲过“电子线路”、“电波天线”、“无线电发送设备”、“无线电技术基础”以及“振荡理论概论”等多门课程。他的讲课具有独特的风格:思路清晰,表达严谨,幽默风趣,深入浅出,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很善于用启发式的教学,常常使学生沉浸其中,不知疲倦。有不少学生说:“上常先生的课,都不希望听到下课铃声了”。

他十分着重对学生的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的培养。他常说的是:“你们要把问题问个底儿掉”,“要Thinking(思考),不要只Nodding(点头)”……

科研上,在无线电系成立以后,父亲曾与苏联专家合作,开展了无线电发送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创新简化,提出与苏联学者不同的设计方法。他在参加我国第一台微波多路通讯机的研制工作时,和师生们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一个多月,晚上就在试验室席地而睡。

教科书和《新清华双月刊》文章

在教育改革中,父亲一直有许多创新的建议。他不甘仅仅跟随苏联学者的脚步,也不完全同意欧美的办学模式。在他主讲的“无线电基础”课程时,经过反复研究和比较我国和苏联及美国的有关材料,考虑到当代通信和控制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需要,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新的设立课程方法。他将这些教学内容和他讲课的经验编著成教材。由于这套教材不同于以前用的苏联教本,也非模仿美国新书的模式,各取所长且又独具特色,使这本书成为国内同行的颇有影响的教科书。后来,经曾任父亲得力助教的郑君里教授进一步充实,发展了这一教学思想,更完善了这本教科书,并数次获得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父亲和他的助教(1959年)

我们小时候的记忆中,父亲除了吃饭睡觉,从来都是在他的书房里伏案而坐,或是读书,或是写字,不停地写。他在写教材,写适合中国国情的教材。他的书桌上永远堆着的是一本本的英文书籍和一摞摞的稿纸。他置身其中,享受其中。

父亲在书房(1959年)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使父亲的命运就此和几十万知识分子一样,被彻底改变了。

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下,人民第一次就国家政治生活和科学文化领域中的各种问题广泛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知识分子自然是首当其冲、责无旁贷。

当时,父亲属“海归”学子的少壮派,他年青气盛,才思敏捷,受各方的重用。他敢于开拓创新,在清华要怎么办的问题上有很多独到看法,许多观点并不同于当时的潮流所向。他既不赞同全面学苏,也不同意照搬欧美。在57年3月的《新清华》报上,洋洋万言以《谈谈目前高等工业教育中的几项基本问题》为题,详尽地表述了他的办学观点。

在“关于培养目标问题”一节中,他总结了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的经验和问题,分析了“当前我国高等工科教育飞跃发展的进一步需求”,认为工程院系“将目标只是放在培养一个工程师”是短视的。他并列出了条理非常清楚的具体建议。

他说:“……我们国家正在迅速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可是我们原有的技术力量太薄弱,不能满足这样建设形势的要求。”。“比起工业先进的国家来,我们更需要培养一批科学技术的发展者和创始人。”“他们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有很强的专业理论基础。到工作岗位,要起着打基础的骨干作用。”他从“关于专业的宽窄问题、专业专门化的问题、关于修改教学计划的问题”几个方面,举实例,反复论证,提出一条条具体的建议。

1957年3月,《新清华》报刊

1957年5、6月间,校、系组织了大大小小的教师座谈会,“诚请大家给党委提意见”。父亲以做学问的习惯和真诚,知无不言,直言无忌。

他批评校领导有“脱离群众,宗派滋生,不务实事的现象”。他认为“教授应该有甄选助教和制定教材的决定权”,他不同意教授“尽应付些无谓的事务工作,不能全心教研”,他不同意“外行领导内行”……

他率真直言,推心置腹,带着对中国科学教育要尽快赶超世界的急切希望,带着对教育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异见,也带着知识分子的自负和偏执。不管从哪个时代的视角去看,他的很多批评都是事实,他所提出的种种教学改革主张在当今看来仍属远见卓识。

但作为一介书生的他,却不知道自己正掉进了一个险恶的政治漩涡。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见到,一场灭顶之灾正在袭来。

很快,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对父亲来说,那是有生以来极其残酷和痛苦的经历。他的讲话和办学的建议,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他的意见成了“向党进攻的罪行”。于是,大会小会密集如雨、口诛笔伐锋利如刀,从白天到夜晚,同事揭同事,学生批老师,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这种突如其来的局势,使父亲陷入极度的迷惘。他反复思索,他想不通。他须不断地做着检查,却得来一遍遍的“不深刻”、“有隐瞒”,而“通不过”。

我那时刚七岁,完全不懂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却记得家里每天都有许多人来和父亲谈话。坐在屋里的,站在院外的,有细声劝说的,有高调争论的,常常直到深夜。

最终,父亲被划为“右派”,降薪去职。又因“保密级别”不够的原因,不能从事有密级的通讯方面的科研工作,而被调离他投入多年心血的专业。

在同一辈那批知识群体之中,父亲属于视声誉高于金钱,置尊严胜过生命的一类。他的智商高、情商低,学术上精明强干,政治上幼稚无知。在那是非曲直被模糊了的日子里,他不断真诚地反省自己。他就像汹涌波涛中的一叶小舟,竭力想跟上洪流,却飘零无助,任风浪摆布……

使父亲能渡过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使他能正视现实、甩掉包袱、脱离消沉、重获自信,而振作起来的,是貌似柔弱却内心坚忍的母亲。

刚解放时,母亲在中央民族大学做教师。她十分喜爱自己的工作,曾做过社会学泰斗费孝通的助教。她每天骑自行车从清华到魏公村,早出晚归。1951年大弟振工出世,工作家庭难以兼顾。母亲不得不选择辞去这份工作,转到清华附中做语文教师兼班主任,直到退休。

反右运动中,在父亲天天被批判的时候,母亲成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撑。那时,母亲也曾被领导找去谈话多次,劝其与父亲“划清界限”,“起来揭发批判”。母亲说她绝不相信父亲会反党。

在那思维无比混乱的时候,母亲用简单的话语道出了非常清醒的逻辑:“他提的意见你们可以不同意,可说他向党夺权,是很可笑的!”

从来都不对人高声说话的母亲,在一次众人聚在家中“帮助”父亲的座谈会上竟然站将出来,用“卑鄙无耻”来斥责那种将父亲的话断章取义并加以而曲解的作法。

母亲利用一切机会列举事实:

1935年学生时代,父亲在北京积极投入了“一•二九”爱国运动。

1938年清华南迁时,父亲在去云南的路上和几个同学聚在武汉,他们当时在想各种办法决定从那里奔赴延安。但当时的交通和路途障碍使得他们逗留了数日无果,最终走了“曲线救国”的道路。

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与一些同学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署名信,抨击国民党当局对国内进步师生的迫害。

母亲讲述: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父亲准备回国,临行前和他的导师King教授告别。King教授问:“你条件这么好,留在这里工作会很有前途。你回国后,战争纷乱,如何继续你的科研?”

父亲答:“我们有希望,希望在延安!”

King教授听后,很激动,站起身来,握着父亲的手说:“有志年青人,祝你好运”!

母亲继续说:“旧中国,他心向延安。又千里迢迢归国,用了全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办学,他怎么可能反党?!”

母亲常对父亲说:“错与没错,现在谁也说不清了,等历史评判吧。我们一定要坚持生活下去,为了我们可爱的三个孩子。”那时,小弟振明还在襁褓之中。

30年后,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时,父亲给我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妈妈一生辛苦,为了我,为了家,渡过不少难关。57反右、文化大革命……都是在妈妈的千辛万苦中渡过来的,实在不易……,想你们也会感谢她的。没有妈妈的支撑,我怕是渡不过来的,我们的家也会大不一样……”

父母和我们姐弟三人在清华园照澜院家中(1957年)

是的,我们很幸运,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我的两个弟弟,都出生在清华校医院。我们姐弟三人在清华园中渡过了最美好的童年。

姐弟三人(1957年)

炎夏在清华游泳池嬉水,寒冬在荷花池的冰场滑冰。在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水木清华”边捉迷藏,到纪念闻一多先生的“闻亭”上听那浑厚的钟声。

闻亭雪景(振工,1968年)

父母从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他们身负的“帽子”和沉重的精神压力。他们尽其所能,为我们营造着温馨和煦的环境,使我们能够无拘无束地自由成长。他们的爱和支持,成就了我们姐弟的今天。

那时,不管父亲多忙,全家天天一起吃晚饭,无一天例外。父亲很少问我们的学习,有空时,他会给我们讲中外历史、教我们背诵诗词。他曾带着刚上小学的振工在院子里水泥砌的乒乓球台上打球,而小弟振明也是在4 岁时就和振工一起受到父亲的围棋入门的启蒙。

父母对我们的教育似乎很不经意,但几十年后回想起来,在那个对知识分子来说不平凡的年代里,他们可真是煞费苦心了。

全家在颐和园(1962年)

小学时,振工迷上了乒乓球,参加了海淀区少年体校。教练多次告诉父母,他打球很有灵性,可以培养。而振工更是十分投入,每天放学后要在学校练球,汗淋淋地回到家,晚上在房间要照着镜子挥舞球拍,要么对着墙壁打球,说要达到上千次。母亲担心他的功课,但父亲却很夸赞他的这种执着。

1965年,清华附中初中队在北京什刹海体育馆冲刺北京市少年比赛前三名时,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工作繁忙的父亲会从清华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来到比赛现场,坐在看台的一角,默默地为他加油。这是让振工几十年后都忘不了的一件小事,他说他第一次有了一种特殊的自信感。我想,也许振工那份执着抗难的自信就从这里开始的吧。

七十年代初,振工从插队了五年的山西小山村被招工当了一名铁路电气化工程局的架线工。他的工作是每天爬上十几米高的电线杆子架线,并协助调节信号。吃的是粗粮,住的是工棚,沿着宝成铁路线从一个车站流动到另一个,有时风餐露宿,十分艰苦。不管他随架线小分队搬迁到哪儿,振工都会在每几周就收到一个邮件,不用说,是父亲寄的书。这些书都是电和电工知识的入门科普读物。有一次,父亲还给他手绘了一张图,上面是电磁高频信号转换的半圆弧原理。父亲并付信不断告他,任何艰苦枯燥的工作也离不开知识的力量,鼓励他在“劳其筋骨”的同时要抽空读书。初中二年级水平的振工,加上大强度的体力劳动,学习什么电学的知识和理论实在是勉为其难啊。

1984年间,出国再造成潮。文革中失去就学机会的振工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希望父亲能给他推荐个老师和学校,他可以勤工俭学。父亲在国外有许多老朋友老同学,都是知名教授,任教于各个大学。父亲为自己的上百个学生写过推荐信。父亲了解每个学生的水平、特长和学习方向,我就常看到他很认真地给每个推荐者推敲词句,信件都是亲笔手书。父亲的推荐信,对方从来都是毫无保留的接受,并给予最好的培养计划和条件。父亲说,这是信誉,也是责任。

那天晚饭的餐桌上,振工终于把他想出国上学的想法告诉了父亲,婉转地要求父亲帮忙介绍个他的朋友或老同学,能接受他的入学申请,他会靠着自己打工来挣学费和生活所需从头学起。没想到,父亲断然拒绝了。他的理由是,振工虽完成了电视大学的学业,但那时学到的基础知识不够扎实,不够规范,远不能达到让他推荐的水平。看到振工的急切,我在旁边说了好多好话也无济于事,父亲只有一句话:还是靠你自己闯吧,我不能破了我的原则和规矩,这是信誉!

我深知父亲对我们受教育的重视和期望,对我们受文革影响而没能受正规教育的痛心。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这段往事,我意识到,当时那钻入心底的纠结对一个父亲来说是多么大的折磨。而他却始终坚持了心中那个雷打不动的“原则和规矩”。

最终,振工还是靠自己走了出去,边上学边打工,挣学费和生活费,什么脏活儿累活儿都干过,极为艰苦。他曾每天下课后步行两个小时去餐馆刷盘子,脚上磨出了一个个血泡,就咬牙坚持着。也就是这个经历,成就了他的坚韧和战胜困难的胆识。

而父亲在他临行之前的嘱咐,他从来都没有忘记。

振工出国前那一天晚上,父亲把叫他到书房,含着泪水,给振工写了几句勉励的话。他深知振工面临的路会是何等艰辛,自己却没能助他一臂之力。儿子远行,父亲的心境可想而知。那付字,振工一直保留到现在。

“学然后知不足,行然后知不易,努力登攀,高峯可及。”

一九八五年二月九日,振工赴美学习临行赠语

父亲访美开会时与振工在哈德逊河畔(1987年)

三十年后振工几经磨难,学成后在加拿大成功创办计算机数据恢复公司。2004年,他被评为加拿大杰出华裔创业家。

加拿大CBL计算机数据恢复公司(1990年)


2004

2009年,他应中国侨办的邀请,作为嘉宾,代表加拿大华裔,参加了中国国庆60周年的阅兵游行庆典。

那天在观礼台上,他回忆起五十年前父亲曾带他在这里参加过国庆10周年的礼花之夜。半个世纪前的那个夜晚,父亲带着八岁的振工就站在这观礼台上,在和今天几乎相同的一个位置上观赏礼花。又是一个姹紫嫣红的不夜天!振工从观礼现场给我打了越洋电话。他一向不善表达情感,但我最明白他对父亲那深埋在心底的记忆,此时勾起了无限的感慨。

60年国庆的观礼台上(2009年)

父亲对振工的成长,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78 年 在全国围棋第一届新体育杯的赛事上,当时还是食堂小伙夫的小弟振明,原本名不经传,却一路过关斩将,力克几位国手名将,拿到了第一届新体育杯第三名的好成绩。大家都认为是奇迹和幸运。

振明的经历里,确实充满了奇迹,但真说不上幸运。

振明自小聪明过人,确有“过目成诵”的本领。记得我上小学三、四年级时,父亲总用毛笔写些唐诗宋词,挂在墙上让我们背,客厅墙上挂满了诗词书法。小家伙振明还不认得几个字,就跟着我们读。通常是我念一句,他重复一句,没有几遍,就变成他带着我念了。更使我惊讶不已的是,几个月过后,一提那些背过的诗词,他仍然个个背诵如流,一字不差。父亲一直觉得他是很好的科技之材,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出色的理工科学家。

但事与愿违,也许这一生中使父亲最痛心的是振明由于他的原因被迫辍学了。

振明在初中毕业时成绩名列前茅,但公布录取高中的名单时,却没有他的名字。做了几十年中学老师的母亲到学校打听究竟,当时的工宣队领导对她说:“他的书都让他父亲念完了,他不用念了!”这是何等道理,何种逻辑!这个回答对那么重视教育的父亲来说,撕心裂肺般,不仅无情,几近残酷。

在刚满十五岁还是童工的年龄时,振明被分配到食堂做了一名烧火的伙夫。

振明作为锅炉工的时候,刚满15岁(1971年)

那年冬天我从插队的山西农村回京探亲,看到他小小年纪,比那煤铲高不了多少,天天起早摸黑,煤屑沾得满脸都是,黑摸楚眼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但是,不管多累,从没听振明抱怨诉苦的一句话,在我们面前,他还总保持那特有的精灵和幽默。

后来的一件事可是让全家人心酸不已。一天振明下班回家,脸上看起来好奇怪,洗净脸才看出,他的眉毛全无,额上的头发也有一片焦黄。原来是不小心往炉灶里添媒时,被火苗燎到,他躲得及时,未酿成大祸,实在是万幸了。水火无情!我泪流满面地帮他敷药,母亲一讲这件事就哽咽不止。父亲背着我们叹气,他那无奈无助的眼神使我至今难忘。

后来的故事在余昌民先生的“清华围棋纪事”中有详尽的描述,振明从4岁起就和哥哥一起得到父亲的启蒙认识了围棋。在我看来,这原本是娱乐消遣的游戏,它却神奇地带领振明扩展思维、认知世界,甚而改变了处境。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从未离开过围棋带给他的启迪。那段彷徨的日子里,父亲曾亲自带领振明拜见围棋老师,买围棋书、借杂志、查资料、甚而为他抄棋谱,这些故事,昌民兄写得真切感人。恩师——纪念常迵教授百年诞辰

学围棋成为振明的出路

其实,无望的父亲只是想在振明就学无门的情况下,帮他找个生存的出路。过早就很懂事的振明学棋也很刻苦,加上秉赋先天,他的棋技长得比年龄还快。这就是他一边在食堂烧火,一边参加全国围棋比赛的故事,那一年,他创造了奇迹,也给父亲带来久违了的喜悦。

恢复高考后,初中水平的振明在父亲的鼓励下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信集团工作,直至如今。

每逢节假日,振明和父亲骑车去香山(1974年)

父亲经常和我们姐弟三人讲“人生十字路口”的故事,意思是在前方道路有多种选择时,要认真对待,三思而后行。后来振明在美国商学院深造时,曾多次和父亲交流,父亲鼓励他尽早学成回国施展才能。并写了一首《示儿自勉》道:“人生的幸福到底在哪里?它萌芽在追求,生长在贡献拼搏,扎根在民富国强”。在父亲去世的前夜,振明和父亲通了长途电话,他告诉父亲“预计很快毕业,明年就可回国工作”。父亲十分高兴地说:“期盼你的归来!”。在十字路口面前,振明做了选择。他拿到学位后,便追随几十年前父亲的脚步,义无反顾地成为了家里的第二代“海归”,只遗憾,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

回想起在振明在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和父亲一次闲聊天时说到他的工作。我只知道他是分配到从事和金融有关的单位。我当时对“金融”二字完全无知。我玩笑地和父亲说:“振明要成为一名金融家也是不错的呦。”父亲沉思了一阵,严肃的回答使我至今不忘。他说:“如果他有能力,我还是希望他做为金融‘学’家好些”。

这一字之差,道出了一辈子埋头在“纸堆”里的父亲,心底期望我们的是成为读书人,成为“做学问”的人。

振明的工作与“做学问”关联多少我算不清楚,但我相信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用“做学问”的认真态度,做着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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