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胡适译《最后一课》书影

都德

都德（Alphonse Daudet）是法国十九世纪颇具特色的作家。由于亲身经历了普法战争（1870—1871，法国与普鲁士之间发生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都德写出了多篇表现这场战争中多个阶层人民心情、感受的小说，受到法国读者以及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人们的钟爱。其中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也成了享誉世界的短篇小说。

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曾与都德不期相遇。最初，他为都德小说的艺术吸引，试着翻译其作品，后来因为国事，强烈感受到其中共通的家国情怀，他再度翻译其小说，表现受压迫国度人民内在情绪的想法一目了然。

一

胡适最早翻译都德作品的确切时间为1912年9月26日。很巧，胡适此年的日记，正从前一天留存。25日学校开学，胡适一早去办注册手续，当天还去看了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莱特》，并在日记里发了一大通议论。26日开始上课，“夜译《割地》，未成。”《割地》即都德名篇La Derniere Classe，今多译为《最后一课》，后来胡适也改为现名。当时上课很忙，胡适只能利用晚上干私活，故此过了三天，日记中才出现了“夜译《割地》成。寄德争，令载之《大共和》”字样。《大共和》是指当时上海的《大共和日报》。该报由著名学者、革命党人章太炎创办并担任首任社长。这篇译文，最早就发表在这份报纸上。

这篇译文前面，胡适写了一段小记，介绍作者、作品时代背景及作品意义，十分简洁到位：“著者都德（Alphonse Daudet）生于西历千八百四十年，卒于千八百九十七年，为法国近代文章巨子之一。当西历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与普鲁士开衅，法人大败，普军尽据法之东境；明年进围法京巴黎，破之。和议成，法人赔款五千兆弗郎，约合华银二千兆元，盖五倍于吾国庚子赔款云。赔款之外，复割阿色司、娜恋两省之地以与普国。此篇托为阿色司省一小学生之语气，写割地之惨，以激扬法人爱国之心。”

地名“阿色司”、“娜恋”，法文翻译家赵少侯译作“雅尔萨斯”和“洛林”。这篇作品，翻译于陈独秀、胡适提倡“新文化运动”前数年，可胡适却用了十分清楚的白话文，十分难得。我们这里仅举译文开头一节，以见这篇百年前译文的白话程度：

这一天早晨，我上学去，时候已很迟了，心中很怕先生要骂。况且昨天汉麦先生说过，今天他要考我们的动静词文法，我却一个字都不记得了。我想到这里，格外害怕，心想还是逃学去玩一天罢。你看天气如此清明温暖。那边竹篱上，两个小鸟儿唱得怪好听。野外田里，普鲁士的兵士正在操练。我看了几乎把动静词的文法都丢在脑后了。幸亏我胆子还小，不敢真个逃学，赶紧跑上学去。

这节译文，笔者与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赵少侯译本比对，真觉着赵译文还略显文气，胡适译笔倒更平白口语化些。此篇小说翻译这么早，胡适居然用白话文，可见他后来在国内大力提倡白话，意识很早就存下了。

这篇翻译，最初在上海《大共和日报》以《割地》名发表，后来又在美国《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篇名改为《最后一课》。数年后的1919年10月，胡适将陆续翻译的十篇小说汇集成《短篇小说第一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制发行。这篇译文收入其中。由于内容富有教益和文字的清通畅达，此文被多次选入学生课本，流传甚广。（1949年后，这篇小说的新译文也常常入选学生课本，或者在择选者的心中，还保存了他们最初读这篇小说的良好印象吧。）

二

胡适与都德的缘分，并没有就此了结。发表此篇翻译两年后，胡适又翻译了都德的另一名篇《柏林之围》。这篇小说的翻译，是在一个非常时期，大约受作者心情及当时阅读文章的影响，这篇小说居然用文言翻译出来。今天看去，有些像是“倒退”。其中缘由，可以略加探寻。

胡适翻译此文是1914年。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是日本借口向德国开战，攻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获得了当时德国在中国，尤其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在美国留学的年轻学子胡适，也与全国有志青年一样，对此十分关切。他在8月16日的日记中，记下“青岛归谁”的题目：“日本似欲战。昨日相大隈有宣言矣。”胡适当时分析：“日如合英攻德，德人必失青岛。青岛又归谁氏耶？以吾所料，日人或以归中国而索偿金焉。此说人皆以为梦想。”胡适以为，日本将会归还青岛，而向中国索要赔偿金，但其他人都认为胡适这是“梦想”。第二天，胡适在日记中以“还我青岛，日非无利”为题，记叙事情之发展：“今晨读报，知日政府昨夜以《哀的米敦书》致德政府，要求二事，其第二事即令德政府以胶州租借地全境交与日政府，以为他日交还中国之计。”胡适十分乐观地以为，日本假若“还我青岛”，对他有三方面的利：“一可以交欢中国；二可以自告于世界，示其无略地之野心；三可以释英人之忌。”可惜这些替日本政府在道德方面设想的想法，全然没有从经济利益考虑，没有从日本的资本主义性质出发，所以被事实击碎。8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记下：“昨日，日本与德国宣战矣。”

胡适对日本的预判错了，可他从文学作品中，体会到被占领区百姓的感受。当天晚上，他提笔翻译反映战争给百姓带来悲苦的小说《柏林之围》。这些天胡适读的国内消息，应该都是文言，受此影响，胡适不由地用文言翻译出这篇作品。

这是一篇极具特色的小说：一位拿破仑时代的老军官，因为法国军队的败绩，中风倒下。他的儿子在前线，身边只一个孙女照应。可是，一次误传的胜利，竟然让老人渐渐有了起色。为了让老人较好恢复，他的孙女与医生一起，继续编造法国军队节节胜利并进军普鲁士的消息。在此支撑下，老军人身体渐渐好转，可法国实际战况却是一再落败。最后巴黎被围，孙女和医生却演绎成“柏林被围”（这便是作品题目之来历）。终于，普鲁士军队攻入巴黎。此时的老军人却沉浸在法国胜利、法军凯旋的虚幻之中。他勉力穿戴齐整，在窗口观看。当普鲁士军队出现在眼前时，梦幻破灭使老人不堪打击，倒地身亡。

对于这篇小说背景，胡适有一段解说：“‘柏林之围’者，巴黎之围也。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之战，法人屡战屡败。西丹之役，法帝全军解甲。巴黎闻报，遂宣告民主，众誓以死守。普军围巴黎凡四月始陷。”小说写作手法、价值，胡适这般解读：“此篇写围城中事，而处处追叙拿破仑大帝盛时威烈。盛衰对照，以慰新败之法人，而重励其爱国之心，其辞哀惋，令人不忍卒读。”关于小说意义及自己的翻译心思，胡适说：“此篇与都德之《最后一课》，皆叙普法之战。二篇皆不朽之作，法童无不习之。重译外国文字亦不知凡几。余二年前曾译《最后一课》。今德法又开战矣。胜负之数，尚未可逆料。巴黎之围欤？柏林之围欤？吾译此篇，有以也夫。”

这篇小说虽用文言翻译，可前此数年，林纾（琴南）已以文言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作品，获得极大成功。胡适等一大批学子都受其影响。典范在前，胡适也不遑多让。这篇《柏林之围》译文，笔致极为畅达，意味也颇能曲尽其妙。百年后读来，依然富有感染力。这里，我们略微择选片段，以见胡适译笔：

大佐手足僵直，几疑已死。其人颀长，躯干伟大，齿佳，白发鬈然，八十岁矣，貌乃类六十以下。其孙女，好女子也，跪其侧而泣，哀伤动人。……大佐一卧三日，不省人事，而雷舒贺坟之消息至矣……人皆以为我军大捷……全国欢声雷动。而此鼓舞之欢声，乃能起此风痹老人之沉疴……大佐目已能视，舌已能动，喃喃语曰：“大……捷！大……捷！”余亦和之曰：“诚大捷也。”因语以道路所传此役死伤俘虏之数。大佐闻之，貌益扬，目益张。

当然，现在的人在白话文氛围中形成阅读习惯，难免对文言有些许隔阂，这是胡适一代人努力的结果，此时再来阅读胡适的文言翻译，实在能够感受极多历史的况味。此处稍稍举证，略显胡适文言运用造诣。

三

第二天的日记，胡适有“都德短篇小说”一节：“昨夜译都德（Daudet）著短篇小说《柏林之围》寄与《甲寅》。此君之《最后一课》余已译之；改名《割地》，载《大共和》。此两篇皆记普法战事（一八七〇~一八七一）。”此篇译文发表于1914年11月的《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期。《甲寅》为著名学人章士钊主办。此译文刊载后，章士钊还复了胡适一函：“示书暨小说一种，高怀雅谊，倾感不胜。《柏林之围》已登入四期，早经邮呈，想蒙鉴阅。”当时《甲寅》编辑印制还在日本，章士钊还在信末留下日本地址。此篇译文后也收于胡适的《短篇小说第一集》中。

这部包含《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出版后发行之好令译家不曾料到。几个月后，该书就得以再版。再版时，胡适又加入一篇小说，全书成为11篇。之后一版再版，以致胡适多年后还有些自负地说：“……销行之广，转载之多，都是我当日不曾梦见的。那十一篇小说，至今还可算是近年翻译的文学书之中流传最广的。”这是1933年胡适准备出版《短篇小说第二集》时，在“译者自序”中的话。这个事实更可以为他提倡白话文张目了，所以他的结论是：“这样长久的欢迎使我格外相信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个条件是要使它化成明白流畅的本国文字。其实一切翻译都应该做到这个基本条件。”

当时文章或翻译发表，一般都没有稿费。故此胡适在将这两篇翻译收入集子时，还在“译者自序”中特别说：“这十篇都是曾经发表过的：《最后一课》曾登《留美学生季报》；《柏林之围》曾登《甲寅》……因为这十篇都是不受稿酬的文字，故我可以自由把他们收集起来，印成这本小册子。”为了使更多人能顺利阅读，胡适还打算把其中用文言翻译的几篇改成白话，可出版在即：“现在也来不及改译了。”

这本《短篇小说第一集》及后来出版的《短篇小说第二集》，所收都是翻译作品。当时出版，亚东图书馆准备定价五角一本。替读者考虑，胡适自行降低版税，只愿收10%，并要求降低定价。现在可见的初版本，定价便是三角。可这也有问题，降低定价，出版商就不得不在成本上打主意，结果用了一般的纸张来印。这样一是纸张差，影响阅读；再是不利于保存。这件事，胡适到晚年还有反思：“但是后来懊悔了，因为定价低了，书店用报纸来印，五六年后就坏了，还不如定价高些，用好的纸张，可以保持长久合算些。”（见《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这两篇翻译作品，由于反映了受压迫民众心声，受到广泛欢迎。一部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闲话胡适》一书中谈到胡适翻译《最后一课》时说：“胡适是我国第一个翻译法国文豪都德的短篇小说的。一九一二年九月他译了都德的《割地》（又名《最后一课》），登上海《大共和日报》……他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又译了都德的《柏林之围》，载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甲寅》第一卷第四期，后也收入亚东图书馆初版《短篇小说》第一集。这两篇都是爱国小说，尤其是《最后一课》对国人的影响最大。我回忆我阅读这篇爱国主义小说时，心情非常激动。后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都收入此文。我询问六七十岁以上老友，他们都读过这篇文章，也都有同感。”此时胡适还是个负面人物，作者肯定是实事求是，毫无夸张描述的。

1956年2月13日的胡适日记中，粘贴了一份剪报文章，题目直名《柏林之围》。文章应该是一位长者所写。谈及这篇翻译小说，作者说：“我昨天于街头偶得胡（适）译短篇小说集，倒是亚东图书馆初版本，也算是稀有本了。其中所译都德《柏林之围》，迭见各本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翻读一过，还是十分感人的……这是一篇鼓舞法国人心的爱国小说，当五四运动前后，对我们的年青人也正是一服兴奋剂呢！”

从举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这两篇翻译小说，在当时确实产生了颇大影响。究其因，一是作品本身艺术水准较高；再者，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情怀与长期以来遭受外国侵略的中国人民心情有许多吻合。当然，这也见出胡适的择选眼光，凸显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毕竟这是他很早以白话翻译（《最后一课》）的作品，经过学生课本普及，这两篇作品为人们记忆，也是一件值得记述，甚至可供人借鉴、思考的有益之事。

（杨建民）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