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朱涛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58.00元

平心而论，梁思成先生作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重要人物，研究其生平，总结其成就，甚至反思其磨难的出版物不能说不多。在此研究高地上，后辈欲再深入拓展一步，则要求研究者同时具备经典建筑理论、传统文化学养和当代政治穿透眼光，方可担当大任。举例来说，被《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反复引证的《图像中国古代建筑史》，是梁思成1946年出版的英文专著。当代大众读者或许欣赏惊呼其插图的精致悦目，但作者原意并不在科普式地展览祖宗的建筑艺术家底。即使部分拥有建筑技术训练的读者，也并非能够深刻理解该原版经典的创作内涵。

梁思成谈论中国古代建筑话题，是有的放矢，主要针对20世纪初开始，西方建筑理论界无视中国境内和华夏文化辐射圈内建筑文明整体特色，对华夏建筑的全盘诋毁。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是近代东方建筑史上一个大师独自迎战西方学术共同体的绝地反攻。所以说，作为梁思成的研究者与追随者，首先必须了解东、西方建筑界的这场学争，才会悉心领会梁思成坚持建筑风格民族化理论建构的意义，发现现代城市规划技术融入中国文化环境的契机，包括接受“大屋顶”这个被世俗化诠释了的建筑标记。

不易的是，作为梁思成学术生命的研究者，除了熟悉建筑学专业文本，作者必须同时潜心阅读另外一套政治史料，从而透视1949年后年复一年的政治运动，对于梁思成等成批海归精英学术生命的感染浸润。梁思成后半生的主要写作文字，并非他本该撰写的学术论文，其精力倾注书写各种形式的自我批判报告、检讨书、拥护文章、作为批斗现场主持人的原始记录上，结果文字洋洋洒洒，却也终成难得史料。梁思成举刀解剖、切割和自刎前半生学术观点与设计思想，竟成贯穿最后十几年的主业，令人扼腕。

阅读《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一本书中同时遇见两种截然不同的学者书写，即经典的优美的图文并茂的建筑艺术，和即兴的直白的声泪俱下的求生央告，从而深感梁思成高压之下的精神分裂与角色异构。杨奎松先生考察过1949年后张东荪、潘光旦和王芸生的结局，在其《忍不住的“关怀”》中自我发问：“如果换作是我，我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类似的学者人格异化，直接传递并考验着半个世纪之后凡夫俗子的阅读心理阈值。唯一不同的是，有别于政治运动中技术精英的批量陨灭，梁思成后半生虽遭学术坎坷，却凸现其父政治基因遗传，火线入党，竟成奇葩。

毫无疑问，《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超越同类传记，亮点就在重墨落笔传主的时代命运，探寻其半百人生前后的科学与政治边界，即学术成果与研究空白，学术人生与生存太极。全书的剧烈冲突不是刻意的编剧建构，而是活脱生鲜的光阴实证，恰恰应了那句俗白，人生如戏。就此而言，才气逼人的梁太太林徽因因病早逝，算是不幸中之幸运。

事实上，清末以降接受现代教育的近代学人，无论数万留日研修宪政军事，还是赴欧游学社会科学，包括接受欧美数理工程训练的海归精英，他们思想深处烙印的传统文化，如“士人担当”、“家国报效”等伦理道义上的社会压力和自我期许，基本没有放松过。只是，近一个世纪的国运起伏和政治动荡，后世学界的历史研究重在关注国体转轨、权力纷争、抵御外敌等事件，将技术与人才这档子相对细枝末节的关键事件，往往视作时代背景和风云附件一笔带过，甚至有意掩盖了。

比起1920年代学成归国的梁思成等首批庚款海归，更早一辈的华夏留美学生，当追溯先驱容闳推动的百名幼童留美创举。只是，这幅19世纪70年代描绘的人才培育蓝图，最后半途而废，绝大部分学生没能进入大学，或者没有如期完成大学学业。钱刚等人近年面世的大量研究文字，追踪了这批精挑细选的聪颖幼童，成年之后继续被清廷作为精英培养，在满清后期与民国初期，驰骋军界、政界、商界和学界的栋梁作为。可惜在笔者的学生时代，除了詹天佑设计机车挂钩的励志故事，大量史实闻所未闻。

还是以詹天佑为例，他有幸就读耶鲁大学，也是最终肄业机车工程的幼童一员，但其专业知识并没在1881年回国后获得重用。原因是，当时满清朝野对提升洋务效率的铁路修建项目，演变成激烈的政治化社会议题，诸如西洋蒸锅车与铁轨对祖坟的风水问题，外资修路与管理路政及其中外战争中的利弊问题，传统牛马车与人力车运输业的淘汰出路问题等。即使詹天佑属于全球凤毛麟角的年轻铁路工程师，一样没有用武之地，下放福州船政学堂重新学习轮机驾驶。直到1888年李鸿章组建天津铁路公司（即中国铁路公司），荒废了7年光阴的詹天佑方才正式受聘，参与津沽、关东、萍醴等铁路建设。

作为新证，天津社科院历史所整理的《袁世凯奏议》（1153页），披露詹天佑参与铁路建设史料，完全颠覆以往的选择性记载。一代政治强人袁世凯在清末最后十年新政中，继承和效仿李鸿章，不但接纳和倚重留学生最多，而且敢于放手重用已经初具历练的詹天佑，鼓励其独立主持京张铁路本土化建设，故有这项民族工业项目的奇迹留传。按袁伟时先生的说法，袁世凯《提拔关内外铁路余利修造京张铁路折》称，“此路即作为中国筹款自造之路，亦不用洋工程司经理”乃提携、成就詹天佑的明证。

1909年京张铁路大功告成，詹天佑感念袁世凯的知遇之恩。时值袁大人被末日朝廷贬回老家，隐居河南洹上村。按照中国的官场通例，此刻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但身在官场的詹天佑毕竟经历西式人文和技术熏陶，赶在腊月二十八日至袁宅致意慰问，“创议修筑，殷殷归美”，呈上京张铁路全套照片。袁世凯立即复函，“京张全路告蕆，皆赖执事总司建造，力果心精，故得克期竣事”。“嘉贶全部摄影，八达岭工程既极艰巨，其余桥梁山洞靡不一律精坚。目想神游，至深倾服”。此事记载于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后人有幸从中窥见近代政治与技术人物，双方表现了难得的相互尊重。

相对詹天佑的归国不顺但路遇贵人，作为建筑设计师和城市规划师的梁思成，1927年留学海归，实属生逢其时。转型时期的中国，正需要大批现代化人才参与基本建设，按照当时的国力基础，第一波现代化城市建设，尚有十年大兴土木。许涤新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统计，1895～1913年民族资本工业年平均发展速度高达15%（679页）。随之而来的民国前期1912～1930年间，国民经济年增长率竟达9.2%，白吉尔等研究者称之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整个经济形势与1929年美国和欧洲遭遇的经济危机截然相反，于是吸引大批学人归国报效。

市场经济发达了，政府可以动用的预算相对宽松。所以在城市建设领域，我们不仅依然得以见识首批城市建设弄潮儿，以及他们留在全国大城市中的大屋顶遗迹，包括南京中央政府部分建筑和上海西北部的市政建设地标痕迹，还可以读到梁思成与他人共同完成的南京、北平和天津等城市规划蓝图，以及对他人所作规划的科学评论。抗日战争期间，梁思成依托中华后方腹地，虽无建设可做，但依然没有中断挖掘、整理华夏传统建筑古迹和理论，并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紧密交流。事实上，我们不难列出一长串精英名字，这批与梁思成同代的海归，建设时期投身民族基业，国难期间保持御敌气节。

目前学界关注较多的早期海归，多属梁思成等的学生，且叙事视角单一。他们是国共内战期间外派的庚款精英，分别在1949年前后或者历尽千难万险回归大陆，或者立足台湾与海外，书写各自的人生履历。整体上，研究早期海归留学生，即1911年以前的官派与自费群体，1937年以前庚款留学群体，以及1949年前后归国或者滞留欧美的群体，他们在大陆、港台和欧美从事实业与科学研究，其学术成果及其社会影响，为后世提供了层次丰满，因素多元的信息库，是今日学界尚未充分发掘的科学史研究宝库。

慢读《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从这个窗口回望、核实、比较近代百年海归精英的成败人生，实在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视角。（方益昉）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