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44年，罗常培赴美讲学，罗庸等人为他送行。左起为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罗庸（1900—1950），字膺中，号习坎，是杰出的古典文学专家、教育家。他在壮年去世，写成文字的著作不多，除了因作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为人所知外，后来学界、公众对他的学术成就的认知度远没有他的实际造诣那么高，郑临川教授说他是“身后寂寞”的学者。

　　显赫的教育背景和资历

　　1917年，罗庸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学习，1920年毕业。1922年，他又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其间著有《尹文子校释》等。他们这批学生是北大第一批研究生，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中国培养的最早的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后，罗庸历任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并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1927年初，他到日本东京大学讲学；1932年，他返回北大中文系任教授。抗战爆发后，他随北大南下，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及云南大学。在西南联大，他和罗常培并称为“二罗”。1944年11月，他接替罗常培任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直至联大复员。联大时期，他还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指导了逯钦立、阴法鲁等研究生。1949年，他应梁漱溟邀请赴重庆，和谢无量、梁漱溟等在勉仁学院讲学；1950年6月病逝于重庆时年仅51岁。

　　罗庸在儒学、古典文学、佛学等领域造诣极深，并工诗词及书法。他撰写的《满江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词》是现代大学校歌中的经典。他的书法端庄俊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就由他书写。这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文系主任罗庸书丹、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的纪念碑被誉为现代的“三绝碑”。原碑在云南师范大学，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后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都在校园中复制了纪念碑。

　　讲课最叫座

　　罗庸在西南联大开设过《诗经》、《论语》、《孟子》、汉魏六朝诗、唐诗、杜诗、近代文等14门课程。他根底深厚，讲课深入浅出、热情洋溢、声音洪亮，广受欢迎。不少学生的回忆文章都谈到，他是西南联大中文系讲课最好的教授之一。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中说：“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能背出来。”联大历史系学生、著名美国史学家刘祚昌教授说：“关于课堂讲课，我感到罗庸（膺中）先生讲的杜诗最受欢迎，前来听讲的不仅有中国文学系的学生及外系的学生，而且还有校外的人士，有一位机关职员还特意从城里赶来听课。罗先生国学根底深厚，是研究杜诗的名家，再加上他口才很好，讲得津津有味，引人入胜。”他支持学生的课余学术活动，经常受邀发表演讲。他还受邀到昆明广播电台向公众讲解中国文化，激发民族精神。

　　讲课“不带片纸”和他博闻强记有关，也有现实的原因，就是他带到昆明的藏书在一次火灾中被烧得片纸不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说联大师生在抗战烽火中“诗书绝，犹有舌”，罗庸先生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鸭池十讲》篇篇动人

　　罗庸治学严谨，不轻于著述，他生前编定、出版的著作极少，只有《鸭池十讲》和《唐陈子昂先生伯玉年谱》等。

　　《鸭池十讲》是罗庸生前编定的论文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收入十篇他在昆明的演讲稿和其他文章。这本小书体现的是一种诗化的讲述风格，和闻一多《唐诗杂论》、缪钺《诗词散论》是同一学术路径。当代学者孟繁华说：“罗先生这本书非常好读，我以为可以和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并列，是那种常读常新的书，是一本有生命力的书。如果说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主要是谈艺，而罗庸的《鸭池十讲》则是谈艺和做人兼顾，是一本更注重阐发中国文化精神的书。罗庸对于中国文化深入了解，也有非常亲近的感情，这一点他很像钱穆，他的这些文章可以说篇篇动人，虽然是半个世纪前的演讲，但今天读来还让人心有所动。”

　　在西南联大，罗庸承担了中文系最多的课程，以中华文化砥砺学生和社会公众，以勇毅坚忍的精神抗战救国。1941年，邻居家不慎失火殃及他在昆明岗头村租住的农房，烧得家徒四壁，所有藏书全部被焚。罗庸不改其乐，泰然处之，他凭记忆上课，还利用周末给年轻助教和学生讲中国文化，“每七日休沐，集而讲之”，后来中文系讲师李觐高将其记录整理为《习坎庸言》。

他为人平实诚笃，温文尔雅。抗战胜利后，联大复员，为了感谢云南父老对联大的支持，联大决定将师范学院留在昆明，成立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罗庸属于北大编制，本应北返，师院学人苦苦劝他留下支持学院发展， “先生于是仍留昆明，任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主任。北京大学虽然屡促先生北返，先生均以师范学院成立伊始，规模未具，不忍离去”（《罗庸教授年谱》）。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无私和厚道。齐燕铭称赞说：“先生的人品和学识可并顾炎武和黄宗羲。”（陈友康）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19日第2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