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在史学大家谢国桢去世32年后，《谢国桢全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并被评为年度优秀古籍图书评奖会一等奖。尽管这位当年清华国学院的状元郎自认为“从小就愚钝，又且是少不努力，以至于皓首无成”，但从早年在清华园读书开始，五十余载漫步古今、悠游南北，留下的丰厚“遗产”足以呈现他的学术成就。

“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

　　谢国桢，字刚主，祖籍江苏武进，光绪二十七年农历四月十一（1901年5月28日），生在河南安阳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期，长辈们都以做官为荣，他倒好，甘愿做个被视为家族异类的“书呆子”、“大傻子”。

　　受到家庭矛盾的牵连，谢国桢没能进入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幸有温良贤淑的祖母朱氏的疼爱，经常在夜灯下给“大保”（意为“宝宝”）讲故事、念古文，从《西游记》《聊斋志异》，到《诗经》《唐诗三百首》。如谢国桢日后所言，“我所以爱读文史，或者导源于此吧。”（《谢国桢全集》自述）后来，父亲找了一个讲授四书五经的家庭塾师，但是水平不行，谢国桢吃了不少苦头，屁股被打得鲜红。祖父谢仲琴也在无意间扮演过启蒙者的角色，他的藏书《说文解字》《文心雕龙》让处于求知萌芽时期的谢国桢吸收了必要的文史“营养”。

　　1919年，18岁的谢国桢在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踏上了说走就走的求学之路。从安阳到北京，迷茫的未来、潦倒的生活，水土不服的状态像极了现在的“北漂”。英文、数学一窍不通，只会背诵“子曰”、“学而”的谢国桢进入北京汇文学校补习文化知识，这是决定人生成败的一个中转站，谁知连续考了三年都被梦寐以求的北大拒之门外。

　　哀哉，莫非做学问的抱负真是“他生未卜此生休”了？从理想跌落现实的谢国桢，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每次路过北大校园，“望红楼以兴叹，见沙滩而增悲”（《我的治学经历》）。彷徨犹豫之际，谢国桢跟着桐城派末代代表人物吴北江学习诗文古辞，并在对方的推荐下谋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差事，半工半读，温饱不愁。

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1925年的夏天，谢国桢以头名的身份考取了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一批国学大师在此传道授业解惑，同期拜入门下的学友包括吴其昌、王庸、冯国瑞、刘盼遂等人，“皆以英年有为，发奋自强，学有所长”（《记清华四同学》）。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下，谢国桢的知识涵养大有长进，其间还发表了具有科学观点的论文《明季奴变考》。“历史上的事情,往往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我们细心去研究,可以得到不少的收获。”文末的这段话，亦是其终生在治学之道上的领悟与实践。

祖父谢仲琴传下来的《文心雕龙》

王国维生前的绝笔留在了送给谢国桢的这页扇面上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谢国桢的榜样是倡导维新变法、创办《新民丛报》的梁启超。少时，他问家塾老师“我学梁启超好吗”，得到的回答是：“你怎么配学梁启超呢？”世间之事就是这么奇妙，年纪相差28岁的两人最终在清华园结缘，耳濡目染加之言传身教，充满传奇色彩的梁任公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了谢国桢的人生。

　　从清华结业后，谢国桢跟随梁启超前往天津“饮冰室”，协助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在迈步历史科学的同时担任梁思达、梁思懿（梁启超子女）的家庭教师。茶余饭后，谢国桢最爱听梁启超讲述学问与典故，在潜移默化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多年以后，谢国桢对于当时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时方三鼓，炎热初消，日映微云，清风徐至，二三子侍吾师梁任公先生于中庭，从容问先生少年时事。先生兴之所至，娓娓而谈，二三子听之欣然忘倦，不觉狂蹈，回视河汉，时已微曙……”（《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

　　初出茅庐的谢国桢感到“腹中一无所有”，而梁启超是受人尊敬的大学问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如何“得”之还得讲究一定的方法。“第一是不怕羞，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不强装知道；第二是心勤、手勤、笔勤，听见老师说的我马上拿小本记下来。”（《我的治学经历》）有一次，梁启超谈起苏东坡南贬儋耳（海南岛），引用了《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诗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让谢国桢感到一头雾水，遂向先生请教。梁启超并无不悦或耻笑，而是当场讲述宋代元祐党争的故事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

“饮冰室”见证了梁启超与谢国桢的师徒情谊，先生的谆谆教诲让他念念不忘。谢国桢之所以终生痴迷明末清初的历史，其实是一种精神与意趣的传承。“由于我读过梁先生著的《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及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因之我曾研究过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梁先生又给我讲明末清初的遗事。”谢国桢在晚年回忆学术生涯时，感叹“皆由先生启迪之也”。

梁启超赠予谢国桢的对联

　　次年，梁启超把子女送到了南开中学，谢国桢也跟着去那边教书。临别时，梁先生将自己收藏的、写有题字的影印本《淳化阁帖》送给学生，另有其他两件字画礼物作为纪念。同年，谢国桢还得到了另一位清华老师王国维的绝笔扇面，上面是唐末韩偓所作的两首七言律诗：《即目》与《登南神光寺塔院》。据谢国桢《题王国维先生书扇面绝笔书遗迹》载，1927年旧历五月初三，王国维由清华校园乘车到颐和园，独自徘徊，又临时折回学校办公室，用墨笔将扇面上的“兄”修正为“弟”，然后义无反顾地走到鱼藻轩前，效法屈原，慨然自沉。

　　王国维的强毅坚忍与一丝不苟，深深触动了谢国桢，这段典故至今让人百感交集。两年后，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病逝，又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天际。谢国桢受惠于先生的交情，前往北京图书馆工作。起初编辑馆藏丛书目录，后在梁启超纪念室整理馆藏金石碑版，从事明清史研究。当时馆内人才众多，比如赵万里、刘国钧、王重民、向达、孙楷第等，在自由而活跃的学术环境下，谢国桢砥砺学问、仆仆风尘，完成了奠定他学术声誉的《晚明史籍考》。

　　承胡适与傅斯年的介绍，谢国桢于1932年赴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任讲师，利用早年积累的史料撰写《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934年本打算赴河南大学史学系任教授，但因故未能成行。“七七事变”导致北平沦陷，他跑到长沙，在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工作，据说生活上不习惯，思家心切，没过多久回到了北平图书馆。事后证明，这是一个让他后悔的决定。

　　局势复杂动荡，谢国桢受周作人之邀进入伪北大史学系，无所顾忌地谈论祖国历史和“华夷之辨”。他一厢情愿地认为“楼犹此楼也，土犹此土也”，却给自己惹来了麻烦——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勒令他辞职。丢了工作，生活没有着落，谢国桢找傅增湘帮忙，去川帮私营大中银行司笔札之役。“这也不过是混些事儿和掩耳盗铃而已。”（《谢国桢全集》自述）

1945年，抗战告捷，国家渡过危难，谢国桢也结束了个人的混沌期，在北平临时大学任教。或是命运的安排，或是现实的考验，此后一段时间，几乎隔年就会变换工作与生活场景。1946年，父亲病危，他返乡省亲，途中偶遇范文澜，受其委托去上海为华北大学采购图书；1947年，供职于上海大中银行，兼在开明书店编写书稿，校辑《鲒埼亭集校注》，编著《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1948年，由钱穆推荐，远赴昆明担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1949年春，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秋至南开大学讲授明清史、目录学与历史文选。

全家福：谢国桢（前排左一）、女儿谢纪青（后排左一）、女婿陆灏（后排中间）、外孙谢小彬（前排右一）。

　　反右运动掀起后，谢国桢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在历史研究所一边接受思想改造，一边继续明清史的研究。其间陆续发表了《明清笔记谈丛》《明清笔记稗乘所见录》与《有关郑成功史乘辑录》，并完成《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的编辑工作，但他还是用“懒惰成性，没有抓紧时间”来检讨自己。

　　一场前所未有的“文革”浩劫让无数知识分子陷入悲观和绝望，谢国桢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在屋子里停职反省，后发配至河南息县明港干校。在极端恶劣的政治气候下，众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地收集史料，笔耕不辍，利用两年时间写就了不同于明清研究的《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噩梦醒来，更觉时不我待。谢国桢年近80岁，本该是安享天年的时候，他却没有流露任何退意。在社科院带研究生的同时，谢国桢还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不辞辛劳地去各地鉴定古籍，《江浙访书记》就是晚年的成果之一。1982年9月4日，在京住院治疗的谢国桢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而去世。“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他始终铭记先师梁启超的遗训，临终前的日子里，还在病床上校订英国剑桥《百科全书》有关南明史的中译稿。

美食家·“谢三元”

　　类似于编年体的上文，大致回顾了谢国桢的个人奋斗史，但是有关老人生前的趣事与轶闻，还需要身边人的回忆和讲述。

　　谢小彬是谢国桢的外孙，从1978年调入北京至1982年外公过世，祖孙两人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建国门外的永安里。“里里外外堆满了书，由于地方小，除窗户外的三面墙壁都被挡了起来，”谢小彬说道。在他的记忆里，外公喜欢在看书时点一根烟，因此屋子里经常是烟雾缭绕，由于看书太过投入，他的布衫上、裤子上全是烟灰掉落时烫的洞眼。

房子是社科院提供的，两室一厅，面积不大。在老伴离开人世后，谢国桢就搬到了外面的小房间，把里屋的大床让给了外孙。“也许是担心睹物思人吧。”这么想来，谢小彬坦然接受了外公的这番好意。虽说有血缘之亲，又是相互依靠，但彼此交流不多，谢国桢往往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要么写文章、做剪报，要么见访客、谈事情。

谢国桢收藏并题字的《曝书图》

　　除了遍布京城的饭店，让文人流连忘返的琉璃厂东街恐怕是谢国桢去得最多的地方，哪怕晚年行动不便，也要隔段时间去那里的古籍书店转转，阅读访书、打听行情。那个年代的图书更新速度远不如现在，哪家店有什么好东西，谢国桢基本上了如指掌，而书店伙计也都认识这位隔三差五来访书的老叟，热情招呼着：“谢老来啦！”

　　谢国桢习惯晚睡早起，早餐一般是稀饭配馒头，到了上午九十点才起身出门坐公交车。因为行动不方便，动作总是很慢，上下车都要人搀扶。到了琉璃厂，谢国桢双手拿着拐杖背在身后，优哉游哉地走在前面，谢小彬则拎着外公的公文包，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这幅画面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当时26岁的谢小彬也许会觉得闷，但现在，回忆真的很美好。

　　每次提起外公的别号“谢三元”，谢小彬都会喜不自禁。所谓“三元”就是三块钱，谢国桢专挑便宜的书买，如果价格超过了三块钱，他翻完一遍就自觉地放下了。对于这种“抠门”的说法，谢国桢的弟子、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商传的理解似有不同：“老师眼力好，有本事讨价还价，而且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三块钱已经不算便宜了。”

　　琉璃厂的书商间曾经流传过一个关于谢国桢的笑话。有一天，老先生来逛书店，逛着逛着肚子饿了，一摸口袋，糟了，忘了带钱。既来之则安之，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走进一家书店，跟相识的伙计要了一本不值钱的书，紧接着去了另一家店，跟老板讲一些关于这本书的典故，然后顺利出手，换来一碗炸酱面的钱。

　　如果在家吃中饭，裹着小脚的钟点工阿姨会擀制汤面或是包馄饨，有时买上两毛钱的肥肉，手脚麻利地做好一顿炸酱面。碰上在外访书、办事，谢国桢就会带着外孙或是学生下馆子，尤其是晚饭，基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恨不得把北京大大小小的饭店全跑遍了。与现在的“吃货”们相比，谢国桢对待吃的热情与虔诚一点也不逊色，套用现在的流行语——唯学问与美食不可辜负。

　　商传称老师为“美食家”，这可是有事实依据的。谢国桢生在北方，但毕竟根在南方，所以最合口味的自然是江南菜系。商传的母亲是浙东人氏，烧得一手好菜，知道老人家有这个爱好，就特意把他接到家里来吃顿饭。“喝了两口酒，脸色红润，美得不得了，回去的路上还摇头摆脑地哼起了京戏。”说起老师那晚的动作和神态，商传情不自禁地乐了。

　　另外一件难忘的小事，在今年历史所所庆时曾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那时在外面吃饭经常要排队，谢国桢想了个办法，让年轻的弟子们先坐到桌上去，然后自己跑到队伍最前面，说：“我八十岁了，让我先买吧。”服务员没什么意见，但是排在队伍后面的人不乐意了：“让我们尊老没错，那几个等着吃饭的可都是年轻人啊。”

　　“他就是这样的人，照顾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完全是父辈的感觉。”商传一直佩服老师是性情中人，在他的生活中，吃喝玩乐俨然成了一门有趣的学问。“我在这方面受到老师特别大的影响，不能把学术研究当成是任务，需要找一点乐子，否则日子会很苦。”对于谢老爱吃的解读，另一位弟子、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任道斌的角度不同于商传：“老师是受到了马列主义的教诲——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吃饱了才有灵感做学问，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细微处见精神，学生们看到了随性，而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对于谢国桢的印象是“豁达”。他在《回忆谢国桢先生片段》一文中讲到“文革”往事，当时与顾颉刚、谢国桢两位史学界的前辈关在一起，“顾先生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也不看书，也不说话，愁眉苦脸地一言不发”，谢先生则恰恰相反，“关到牛棚也泰然自若，好像满不在乎……没人时他就东拉西扯，谈笑风生”。

　　谢国桢执著于吃，何兆武也领教过几回。在牛棚里，他描述了自己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那是1933年，傅斯年在北海仿膳招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按照宫廷的方式，每上一道菜就换一遍酒，一顿饭下来吃了十几道菜，换了十几遍酒。“说得眉飞色舞，让我听得也要流口水了。”何兆武听了谢国桢的推荐，回到北京后，两人专程去西单商场的峨眉酒家去品尝“传说中的美味”干烧鱼。

　　何兆武评价谢国桢“具有老一辈名士风流佳公子的秉性”，虽然曾经因为购书吃回扣、在日伪占领区工作而遭受一定的质疑，但熟悉他的人都确信他是一个热心善良的好人。比如已故的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就得到过谢国桢的帮助：“建国后我馆有《中国丛书综录》之辑，承以所著《丛书考》寄示，提供参考，俱见其热爱社会主义，事无大小，力所能及者，均予支持，其风义之高，令人钦敬。”（《回忆瓜蒂盫主谢国桢教授》）

　　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在历史所工作时担任过谢国桢的领导，“谢先生非常平易近人，年轻人去问他什么问题，他一定都会支持。”历史所以前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要算是谢国桢的办公室了。每天人来人往，都是来请教问题的，他从不推脱，总是耐心地予以解答，有时会亲手为对方翻书查阅，寻找资料。这些琐碎的事，时间久了，其他人可能会觉得不耐烦，谢国桢却习以为常，看着后辈们有了进步，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谢国桢家的访客也是络绎不绝，五湖四海，长城内外，其中不乏慕名前来的年轻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建业在《在人生与治学的道路上》中记录了当时的见闻：“1979年，我想写一部《李贽评传》，就冒昧地登门向谢老请教。没料到谢老是那样的热情和诚恳，毫无专家学者的架子，不仅积极地为我提供有关资料，还在治学方法上给我以教诲。有时还会毫无忌讳地谈起他的过去、家世，真是赤诚相见，无所保留。”日来月往，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交。

与人为善、替人着想，甚至会把对方摆在比自己更重要的位置。去世前生了一场病，谢国桢在东直门的中医院住了很长时间，身体状况不见好转，诊断也迟迟没有明确结论。家人和学生不放心，就商量着把他转到协和医院去。那边的消化科只接待部长级别以上的高干，为此还惊动了陈云，做了特别批示。转院前一晚，商传在病房陪着谢国桢，天色还没亮，老人就坐起来了，说要跟学生说两句心里话。“第一，我谢国桢一辈子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中医院对我不错，你们为什么非要逼我转院？第二，你们不要做学问，都去做官，生病的话，住院比较方便。”这当然都是气话。

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谢国桢与顾廷龙、梁容若、常任侠同为古籍领导小组顾问。

　　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明史研究室的同事轮流去探望。大家心情沉重，但老人家很看得开，没有特别交代什么事情，只是闲聊似地告诉任道斌：“以前招收你们做研究生时，就想着把你们带出来了就好。”说这话时，任道斌与商传已经从社科院毕业，正式接过了老师的衣钵。

谢国桢走了，骨灰安葬在无锡青龙山。“我方愧恨自己对他的关心和了解实在太晚，也太少了。”（《怀念我的父亲》）女儿谢纪青为了纪念父亲，表达照顾不周的歉意，让儿子改姓谢，这就是谢小彬名字的来历。

“学术研究就是要不弃瓜蒂”

　　谢国桢在79岁时对于个人学术生涯做过总结：我从二十五岁一直到年垂八十，风里来，雨里去，不怕跌跟头，头上跌了包，抚摩着伤痕，爬起来再往前走。这就是我的治学经历。假若有同志问我怎么学习明清史的，我就只能这样的答复。鲁迅先生说：“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尤其是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效法鲁迅先生。

　　除了跟弟子们谈人生、聊理想，他也很乐意分享治学的心得：“我以为研究历史，或者是研究学术思想史、文化史，首先要掌握基本的常识，把当日的情况融会于胸臆之中，寻求事物的内在联系，然后再细致地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个侧面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持之有故，言之有理，这样才能对历史有更深和更全面的了解。”

如何做好学术研究？谢国桢的立场是不能哗众取宠，不能道听途说，更不要以虚假作真实。“先生都是论从史出，而非空论，属于比较传统的中国文人，由于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文笔好、情感深，读了他写的史书，就可以让人想起那个时期的生活画卷。”任道斌脱口而出，他们的治学要求是小题大做、实事求是，在充分掌握前人史料的基础上再做学问。比如对于明代学者方以智的研究，谢国桢认为前人掌握的史料不够，在没有了解时代背景的情况下就随便发表议论。“他觉得不可取，就让我踏踏实实去做，编了一本方以智年谱，这也是梁启超教他的——你要了解一个人，就要把他的年谱编出来。”任道斌说。

谢国桢的藏书上几乎都有他字体隽秀的题跋

　　多看杂书是谢国桢立下的另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光抱着一个课题自己看，底蕴不够，视野也不够宽，触类旁通的东西都不知道，”商传将老师传授的做法沿用到自己的学生身上，“看了杂书，知识能够连贯起来，见识也就不一样了。”不过他也有遗憾的事，因为年轻时主意太大，觉得对明朝的典章制度不熟悉，研究起来可能有困难，所以一开始没有做晚明，主要还是围绕明朝前期的政治经济。“后来等自己再想去做晚明的时候，老师已经去世了。”

　　做谢国桢的学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尤其是在他燃烧过青春的北图，报上老师的大名就能享受VIP待遇。任道斌说，当时北图只有一两台看胶片的机器，进口的，很抢手，他去了就可以优先使用。看管善本部的是一位脾气很厉害的老太太，别人来借书一般都不理睬，碰上死缠烂打的还会轰出去，但是见到谢国桢的学生来了，总是客气帮着一起找书。商传回忆道，有一次临近中午时分，老太太见任道斌只顾看书没有吃饭，就主动跑出去给他买来点心。“这些都是老师的恩泽。”

　　谢国桢总爱称自己“是一个愚笨的人，做起事来粗枝大叶，错误百出”，可实际上，他的治学态度一点也不马虎，方法上也是独辟蹊径、出奇制胜。为了研究问题，撰写专题论文，谢国桢收集了一些人舍我取的冷僻资料，自此养成了收藏野史笔记的爱好。在服务北图的近十年时间里，休息时依扶着北海玉石栏杆遥望琼岛的春荫和太液的秋波，同时又缅想着江南的烟景；回到馆阁式的图书馆里，在梁启超用过的书案上，写成了《晚明史籍考》《清开国史料》以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末奴变考》、《张南父子垣事辑》。

　　不爱正史，单恋野史，这是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启发。“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谢国桢终生没有机会与鲁迅见上一面，但是他在青年时代所写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得到对方的高度评价——“钩索文籍，用力甚勤。”此外，鲁迅还在自己的文章中推荐过《清初东北流人考》，这也让谢国桢洋洋得意了好一阵子。

　　自称“寒士布衣”的谢国桢一生收集明清以来各种野史笔记近两千种，其中不少是国内孤本，属于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另一部分是汉魏以来的金石砖瓦碑刻。从《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明代社会经济史料辑录》到《晚明史籍考》《明清笔记谈丛》，这些著作都要归功于谢国桢收藏的不起眼的零本小册子。谢纪青也提到过，父亲常跟家里人讲他如何从废纸堆里、残书碎片中发掘珍品，给它们以新的生命，使其有利于社会。“那种激动愉快情绪，深深感染了我们。”（《怀念我的父亲》）谢国桢在不少藏书与拓本上都钤上了“瓜蒂庵”印，据说这是著名金石家钱君匋所刻。为何取名“瓜蒂庵”？在《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的序言中，谢国桢是这么解释的：“至于善本书籍、佳椠名抄，我自然是买不起的，只能拾些人弃我取、零片断缣的东西。好比买瓜，人们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过是捡些瓜蒂而已。”

　　为了收集有价值的笔记和资料，谢国桢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先去新旧书店打探一番，得到有用的线索后，就会想尽办法去亲眼过一遍。碰到价格太高买不起，他就会毫不犹豫手抄下来，认真细致，无论是一页账单还是一张地契。“学术研究就是要不弃瓜蒂，点点滴滴，一木一石，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汇成知识的宝库，结出丰硕的果实。”（《在人生与治学的道路上》）

　　“瓜蒂庵”的比喻既贴切又形象，晚年时期，谢国桢还借此写过一首抒发个人情怀的诗：“重逢盛世百无能，坐守青毡过一生；浪掷年华虚岁月，拾得瓜蒂结瓜成。”

　　一个专注“拾瓜蒂”的人又怎会舍得“虚岁月”？“文革”爆发后，别人都在卖书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谢国桢却把微薄的生活费省下来买书，等到肚子饿了才意识到没钱吃饭了。对他来说，关起来“靠边审查”提供了读书的大好机会，除了鲁迅的代表性作品外，还看了《史记》《前汉书》《后汉书》等两汉史迹最基本的书籍，针对书中要点和尚未解决的疑点，全部分门别类做了卡片，以供将来研究时参考用。

　　“十年动乱”让知识界蒙受了巨大损失，谢国桢的工作也受到了阻碍，他只能在参加劳动改造时挤出时间，收集资料、研究问题。从1977年至1982年病逝，谢国桢的学术研究在生命末期达到了又一个高峰，五年内先后出版了基于“文革副产品”而形成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与《两汉社会生活概述》，还完成了突出野史笔记史料价值的论著《史料学概论》。

　　除了在北京的琉璃厂一带转悠，谢国桢也会定期抽出时间去外地访书，大江南北，乐此不疲。1979年秋天，院里安排商传、任道斌随导师外出考察，在征得谢国桢的同意后，开始了一个多月的江南之行。第一站是南京，寻完故都旧迹，便去图书馆、博物馆访书，还有幸看到了清康熙年间豹韦堂刻本的《白聋山人全集》与另一部珍贵史籍《后湖志》。接着是苏州。三十多年过去了，商传偶尔还会想起从苏州坐夜船去杭州的经历——夜凉如水，老式的木头船在河面上轻轻摇曳，“老师给我们讲了张岱夜航船的典故，此情此景，就像是回到了晚明一样”。

　　回到北京，学生们发现，谢国桢的案上多了一叠叠毛边纸的文稿，那是他用墨笔小楷记下的访书见闻和体会。字体隽秀，既是学术文章，又是书法作品，后结集出版可补《晚明史籍考》之阙的《江浙访书记》。在《江、浙、成都访书观感》一文中，谢国桢写道：“我以能有机会到江浙各地去采访阅读了各地图书馆的藏书，十分高兴。当然，像沈阳故宫所藏的满文老档及各种档册，日本占领时期满铁的图书，以及最近山西发现古本书籍，陕西西安发现大量的周、秦、汉、魏的砖瓦石刻，敦煌的壁画和晋、唐手写的经卷和遗物，也还应该去访问一下。”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谢国桢在晚年时还想着去敦煌，考察中西文化艺术的交流，甚至准备前往美国讲学,但因病魔缠身，终究没能如愿。临终前三个月，他不顾脚部肿痛，在家伏案撰写了近两万字的论文《明末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戏剧建筑的关系》，写累了就坐在沙发上用高瓦数的电灯泡热疗脚部，以达到减轻痛苦的功效。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却是他治学精神的真实写照，值得广而告之。

谢国桢的“遗产”

　　生活不曾抱怨、学术不知满足，这是谢国桢的一贯态度。在《谢国桢全集》的自述中，他是这么说的：“我一生在良师益友教督之下，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研究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和明末清初的历史。又因为在图书馆做事，就想学习版本学，尤其想学习为研究学问指明道路和提供资料的目录学……这六十年来，碌碌得很，只写了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文字。”

　　既然如此，我们就来谈谈谢国桢的学术成就，看他的自我评价是否足够客观。首先是《晚明史籍考》，在这本80万字的皇皇巨制中，著录有关明代万历年间至清朝康熙年间的文献一千一百四十余种，未见书目六百二十余种。朱希祖认为这部“自非气魄弘伟、毅力坚贞”者难以完成的专著，使人“一扩耳目，增益知识”（《增订晚明史籍考·附录·初版本朱希祖先生序》）。柳亚子将此书喻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把钥匙：“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南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

作为学生，任道斌对于谢国桢的著作再熟悉不过了，《晚明史籍考》在他心中最有分量。“明末清初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页，体现了民族意识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有了抗清仁人志士的奋斗，才让清政府的政策慢慢改变。”任道斌表示，孙中山领导的反清爱国志士对明末的人物非常崇拜，但经历了清代的文字狱，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少之又少，待老师这本书出来后，柳亚子、鲁迅都非常肯定。后来郭沫若还题了字，但是没有署名，这里面有政治因素的考量——“六十年代，蒋介石鼓吹南明抗清事迹，怕对号入座，产生不好的影响，只好内部发行”。

顾廷龙题写的牌匾

　　《晚明史籍考》涉及的是明清史料学，而《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研究的是明清政治史。如任道斌在《谢国桢先生治史之经历与成就》一文中所言，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一直是个纷纭复杂的问题，人言言殊，褒贬不一，但大多因缺乏深入的研究，而议论流于简单化。“先生指出‘党’是‘士大夫阶级活动的运动’，‘社’是‘一般读书人活动的运动’，澄清了把党、社混为一谈的错误，对明清之际一些正直的读书人、老百姓反对封建黑暗势力和追求自由民主的品质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此外，《清初东北流人考》《南明史略》《明末清初的学风》《两汉社会生活概述》等均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以《明末清初的学风》为例，文章解剖了明末清初“天崩地坼”的社会背景，揭示了当时学者们在这场痛苦变革中复杂的思想情感，阐述各种学术形成的原因，论述坚持摆事实、讲道理，这与“假、大、空”的不良学术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起到了正面示范的效应。

　　任道斌曾对谢国桢的学术研究内容进行过总结：一、明清之际阶级关系；二、明代经济史；三、明末清初学术文化史；四、南明史；五、明清史料、史籍和版本目录学；六、汉碑、汉画和汉代社会生活。“综观先生的治学成就，可以用 ‘博’、‘约’两字来概括他对明清史的研究，‘博’就是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诸方面；‘约’就是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明末清初，详细和全面地占有史料，寻求事物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演变的真相与规律”。

　　在《谢国桢全集》出版后，李学勤也以他的所知所晓，概括了谢国桢的学术贡献。“首先，谢先生是史学里面一个重要分支——晚明史的奠基人。”他认为《晚明史籍考》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由于这个题目是梁启超出的，这也说明谢国桢继承了梁的新史学传统。“我读高中时对晚明感兴趣，就把书找来看了，后来跟着侯外庐先生做思想史，更加体会到明清之际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李学勤直言，尽管没有缘分做谢先生的学生，但他的晚明知识都是从对方那里得来的。

　　其次，谢国桢是公认的版本目录学大家。上世纪20年与清代的时间距离很近，晚明算是禁区，管得严，没法研究；另一方面，只有极其熟悉版本学才能做得下去。“谢先生有能力、有见识，可以用好这些资料，换个人就做不到，到哪去找这些书？”李学勤以今昔作比较：“现在写的提要往往都是虚的，犯了很多错误，但在那个时候，谢先生把书里面每篇文章都完整读过，严谨得很，这就是学习和研究的意义。”谢国桢在版本方面的眼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李学勤举了个例子，今天的旧线装书一本就能卖出2000块，可当时完全不是这样，价格很便宜，因此尤其要具备精准的眼力。

　　第三，晚年对于汉代的研究。由于“文革”时期的条件限制，加上谢国桢的年纪也大了，导致文章没有深入地展开，但内容很精细。“多年以来，他一直注意这方面的研究。”李学勤提起上干校时，自己待了一年零三个月，郭沫若就把他调回来编《中国史稿》，谢国桢年老多病，也被允许回北京休息。“那段时间我为了编书稿找谢先生，他的胸怀特别坦荡，很支持我们工作，要看什么都可以，特别是汉代的一些材料。”李学勤介绍，在新版《中国史稿》里面，有一些插图就是从谢国桢处得来，特别是汉代部分。“比如《杨量买山记》，这是四川的一个石刻，拓本集很少见，但他就收藏了一本。”

　　在李学勤的讲述中，也透露出遗憾和无奈，因为谢国桢很重视汉代的文物研究，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工夫，可惜没能大展其才。“学者每每如此，想做什么事不一定都能做到。”翻看着《谢国桢全集》，他说自己很怀念谢先生：“当时由于历史原因，谢先生没能竭尽所能、发挥所长，如果放在今天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他的成就与贡献一定会更大。”

　　谢国桢留下的“遗产”并不局限于著书立说，还体现在他的心系后学与大公无私。任道斌眼中的先生是一个非常爱国，热爱学术的人，提出学术要变成天下公器。谢国桢花费毕生精力、省吃俭用，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收集了大批珍贵史料，包括明清笔记稗乘、别集杂史及汉晋碑帖、砖瓦拓片。信奉“物尽其用”的宗旨，他在1979年察觉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就给社科院写信，表示要把自己的收藏无偿捐献给国家：“以上这些图书非我个人所能私有，必须献给公家妥为保存，以便科研利用。”后又于1981年将获得的3万元奖金捐出，“作为增购此项书籍资料，提供明清史组研究参考之用，以期成为明清史研究资料中心”。

在谢国桢逝世后，社科院历史所曾专门开辟“谢氏瓜蒂庵藏书室”来保存他的大部分书籍史料，牌匾由顾廷龙题字，李学勤则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编写书目。后因办公场所的调整，这间兼具研究和纪念意义的藏书室不复存在了，所有书籍都被转移到社科院图书馆的善本部，所有权仍归历史所。

谢国桢捐献的藏书存放在中国社科院图书馆

安静的房间里，还有侯外庐与熊德基两位老先生捐赠的藏书，而谢国桢的书籍最多，摆满了整整两排书柜。随意翻开几册书的扉页，上面都能找到落款为“刚主”的题跋。小楷写得一丝不苟，纸面泛黄，但黑色的字体依然清晰可辨，仿佛抄录、书写都是昨天的事。

（黄春宇）

转自《文汇报》2014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