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地处昆明市中心的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至今仍保留着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的一间老教室。低矮的平房外墙虽然经过粉刷，但其简陋的铁皮屋顶仍透露出其历经的世事沧桑，这是战时中国最高学府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遗址。停驻在此的游人很难想象，诺贝尔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朱光亚等知名科学家都曾在此求学。而那段西南联大求学经历，也是联大学子终身难忘的记忆。

防空警报声中求学

2014年末，24位西南联大老校友在云南师范大学庆祝校庆，97岁的郑泳訢是一位到场的联大学子。郑泳訢近年因痛风而腿脚不便，记忆力也有所衰退，但他至今仍记得那段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岁月。

郑泳訢的二哥曾是南京中央医院的医生，一直跟随二哥生活的他也曾希望有朝一日能从事那份职业。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郑泳訢的人生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偏离了自己设想的轨迹。

“我原来希望能够去北京协和医学院念书，那是一所由美国人创立的学校，从那里毕业后就能够到美国行医。但抗战时期北京沦陷了，不能去了。”郑泳訢回忆，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跟随着二哥从南京迁往江西，而后又迁至云南昆明。

1940年已在中法大学云南澄江附属中学念了一年书的郑泳訢，通过转学考试进入西南联大生物系学习。谈及此处，郑泳訢脸上露出笑容，他说：“有27个人参加转学考试，只录取了我一个。”但考虑到抗战期间，修读生物学毕业后只能进农场工作，郑泳訢转而修读法学。

作为战时的大后方，昆明市时常遭到日本军机袭击，集中了中国文化名人和承担传承中华文化责任的西南联大更是敌机空袭的主要目标之一。郑泳訢说，不时遭到空袭令部分同学感到不安，有人说要搬到山上或城外去上课，还有人甚至说“搬到喜马拉雅山上”。

不过，西南联大师生终究没有在炮火纷飞的日子陷入逃亡和恐惧，逐渐适应“跑警报”的学习生活。由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的《联大八年》一书收录的多篇关于联大生活的文章，也都提到师生“跑警报”的场景。

一位署名为“光远”的联大学子在《片断的回忆》一文中写道：“一九四一的一年月间，昆明已屡有空袭了，学校上课改为七—十，三—六，中午十时吃午饭，夜晚六时吃晚饭，但往往早晨还不到七点钟便响警报了，天黑了还不解除，偶而夜袭，半夜还得爬起来，几天在后山，课业大受影响，及八九月间学校大遭轰炸，图书馆，饭厅，教室，寝室都有损坏，联大同学当时是 ‘床床雨漏无干处’，便在此时，在图书馆看书要打伞，在寝室睡觉也要张伞，真别致！”

学生“兼差”弥补花销

由于物质条件简陋，西南联大学生当年想在图书馆或教室中找到自习的位置，都需要经过一番“争夺”。据《联大八年》中《八年来的生活与学习》一文记载，“图书馆里要抢位子，抢灯光，抢参考书，教室里有人隔夜就占有位子的，拥挤在图书馆前的同学，有一次竟为云南朋友误认为是挤电影票。”

面对图书馆里位置紧俏的状况，郑泳訢一般会留在宿舍自习，或是到学校对面的凤翥街茶馆“泡一杯茶，一边嗑瓜子，一边看书”。

郑泳訢还记得，西南联大那时已实行学分制。“上课除了本系必修课以外，还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其他系的课，修满400多分就可以毕业。”他说，“那个时候学经济学的人最多了，教授上课时课室里面都坐满了，课室外很多人都站着听。”

西南联大学生当年除了需要克服学习条件简陋的难题外，还面临生活费少、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压力。郑泳訢说，战区学生当年每月仅能领到8元生活补助，这仅够一个月伙食。

《联大八年》中《八年来的生活与学习》一文还谈到，“同学的伙食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时每月只要七元还可以天天吃肉吃鸡蛋，每星期打牙祭时还可以吃鸡吃鱼；到三十年时已涨到每月二百元，以后生活费用更跳跃式的增高；到三十三年每月伙食费涨到一千多元，三十四年到五六千，三十五年一万元，还是终月尝不到肉味。”

为了弥补花销，不少学生会利用课余时间到昆明的中学教书，“兼差”也成为联大生活的一大特色。郑泳訢说，那时他周一至周三上课，周三下午便坐火车从昆明市区到呈贡，途中还需要骑马，走一段路才能抵达兼课地点呈贡中学，周四至周六都在学校里教生物课和英语。

在郑泳訢看来，他在西南联大上学的日子并不算“艰辛”，学校自由的风气令他感到很受益。“联大考试很灵活，主要考思想。教授并不要求死背书，有自己心德以后可以自由发挥。”郑泳訢说，他至今记得一门社会学考试，“我根据他出的题目，联系社会的情况回答，教授觉得我答得很好，能够将实际联系起来。所以在二三百名考生中，我考了第二名。”

联大为中国战后建设积蓄人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迎来胜利之时，西南联大的战时使命也随之结束。国学大师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中提到，在1946年5月4日举行最后一届结业典礼后，西南联大原有三校按国民政府命令“返故居、复旧业”。而西南联大在云南8年期间，先后毕业学生有两千余人，而他们在中国战后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生名录》统计，西南联大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54人（学生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均为学生）。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两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等4人获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吴宝璋在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考入昆明师范学院（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吴宝璋说，那时包括朱德祥、潘庸等一批西南联大时期的教师和学生在校内任教，他们经常在授课期间对向学生提起联大往事，并对学生在学术研究上提出学习西南联大的要求，耳濡目染间，他逐渐萌生了研究西南联大的兴趣，此后更以西南联大历史作为治学研究的方向。

毕业后选择留校的吴宝璋曾参与校友接待工作，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知名校友杨振宁。1978年至今，杨振宁已先后6次回母校参观。吴宝璋记得，1988年杨振宁因个人日程冲突，无法在当年11月1日回校参加西南联大50周年校庆，因而8月份提前回母校探望。

吴宝璋当时应校方要求请杨振宁题辞，杨振宁应声答应，不擅于写毛笔字的他拿出钢笔，但准备动笔之时，他却停下来。“他说，写什么内容需要考虑一下，第二天写完了再给我们送来，或者我们来取。”吴宝璋回忆，杨振宁对为母校校庆题辞一事十分重视，颇为斟酌。

杨振宁的题辞引用了西南联大校歌中的歌词，并加以改动，“中兴业，需人杰”。吴宝璋认为，杨振宁引用这两句话正点出了西南联大办学的目标和宗旨，在抗战胜利后，国家中兴大业需要杰出人才，师生们正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而晚年的杨振宁对西南联大的记忆始终难忘，吴宝璋记得1978年杨振宁首次回母校就携带家人在联大纪念碑前唱起校歌。

联大教师扎根昆明“做持久战”

西南联大在昆明扎根8年，是战时迁往昆明的众多高校中在此座边城停驻时间最长的学府。而西南联大也与昆明彼此间深深交融，留下许多令人回味的记忆。

1936年生于昆明的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余斌至今记得，小时候在街上能一眼认出西南联大的师生，“他们穿着明显和我们不一样，而且带有外省口音。”他认为，正是这批外省来的文化人，在短短八年间改变了云南地区原来较为落后的社会文化生态。

中国社会近年来对原生态歌舞给予极大关注，余斌在走访调研中发现，西南联大师生早在抗战时期就“带起了头”。1945年西南联大部分学生为了深入了解社会基层，就前往昆明周边的石林、弥勒等县采风，发现当地少数民族歌舞极具特色，在向闻一多、朱自清等教授汇报后，师生们由此决定邀请部分彝族等少数民族到西南联大对舞蹈进行组织编排，在校内举行了一场演出。

“（演出）吸引了3000人观看，轰动得很，后来还被安排到省政府礼堂演出，这是云南原生态歌舞第一次搬上舞台。”余斌说。

西南联大中文系和外文系教授和学生也对云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了解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的关系。余斌说，知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当时就发现，白族语言白语中70%词汇就来源于汉语，融合了大量古汉语词汇，同时，白族人文化水平普遍较高。西南联大师生通过整体性了解云南地区各民族语言交流情况，了解到文化深度交融促进了云南地区各民族的向心力。

余斌在研究中还发现，西南联大中相当一部分知名教师抗战意志非常坚定，“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在昆明持续遭受日本敌机轰炸的过程中，联大教师闻一多始终坚守，在昆明搬了10次家也未动离开的念头。

而傅斯年、梁思成、梁思永、李方桂、李济、钱端升和金岳霖等7户教师在昆明郊区棕皮营花费积蓄建造起自己的房子，恰恰是这7人在抗战胜利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有着传统士大夫的爱国情怀，有打持久战、抗战必胜的信念。”余斌说。

余斌退休前在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授课，教学过程中也刻意带着学生实地走访西南联大教师们在昆明的故居，现场讲解战事期间文人生活，成功引起了学生的共鸣。而他研究兴趣也愈发浓厚，将多年走访体验写成了著作《西南联大·昆明记忆》。

在余斌心中，西南联大教师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丰碑，他们是“昆明天上永远的云”，“他们永远飘在我们头上，高山仰止，不会离开我们的。”（王齐龙）

转自 侨报网 2015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