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1889年出生于天津，毕业于美国吴斯特理工学院，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从1931年到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在1938年到1946年期间，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起出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西南联大不设校长)，因蒋梦麟和张伯苓在重庆另有职务，西南联大的校务工作实际是由梅贻琦负责。梅贻琦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时，由于业绩突出，深得教师和学生们的敬重和爱戴。直到现在海内外清华学子中一直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轶事。

　　一语九鼎的“寡言君子”

　　梅贻琦有一个显著而广为人知的特点:沉默寡言。他工作中话少，与朋友相处话少，即使对家人、子女同样也是话很少。他在任何公众场合都是听得多说得少，就是在不得不发言时，也是把话说得很慢，但逻辑非常清晰，也很少有断然的结论，但他往往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一语九鼎，做出断然的决定。清华人评价“他开会很少说话，但报告或讨论，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争辩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纷。”又说他“平时不苟言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回味。”国学大师陈寅恪则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梅贻琦慎于发言，遇到问题时，也总是先征求对方意见“你看怎么样？”当得到同意的回答，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语气和缓地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得好，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他谦虚平和的待人态度，即使有不同意见者，内心也会有受到尊重的满足，不会产生怨懑。有学者认为，西南联大三校在抗战时期纷繁复杂、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能够求同存异、同舟相济，共创教育史上的辉煌，应该说与梅贻琦的领导风格和个人修养是不无关系的。

　　梅贻琦说话少而严谨，写东西同样言简意赅，提纲挈领。他批示的许多报告就是两字“照办”。据他的夫人韩咏华回忆，当年梅贻琦求婚的“情书”也是特别简单，切中主题。梅贻琦回国到清华任教后，提亲的人就络绎不绝，因要赡养父母，供给弟妹们求学的费用，他全部回绝。直到近三十岁，才经严修从中介绍，与在南开幼儿园任教师的韩咏华见面。当时，由韩咏华的表哥出面请男女双方吃了顿饭，算正式认识。隔日，梅贻琦写信给韩咏华，以示求婚。韩咏华将信拿给她的父亲看，韩父看到措辞平淡，寥寥数语的“情书”，便说“不理他”。韩咏华遵父命没有写回信。梅贻琦等不到回信，又写信，责怪道:“写了信没有回音，不知是不愿意，不可能，还是不屑于……”，韩咏华接到信后又拿去给父亲看，没料想，韩咏华的父亲读过信后接连说道:“好！好！文章写得不错。”同意了女儿与梅贻琦的交往。数月后，两人订婚。韩咏华的一位同学听到消息后，急忙跑来韩家告诫韩咏华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咏华以一种凛然赴难的语气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廉洁俭朴的一校之长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他对清华的深厚情感。他长清华，爱清华，就要使清华在“当此国难严重时期，各事更应力求节省，期以最廉之代价，求得最高之效率。”梅贻琦言行一致，上任之后，住进清华园甲所(法定校长住宅)，按惯例许多生活开销由学校供给，他主动放弃特权，家里佣工的薪水、电话费以及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全部自付。他不允许家里任何人乘他的汽车办私事，夫人要坐只能顺路搭便车。他写报告，公函的草稿纸都是用废纸的反面。他说:“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1938年到西南联大后，梅贻琦与普通教授一样租平房，住所窄小简陋，并将校长专用车交给学校共用，外出办事，路近则安步当车，路远则搭便车，或坐人力车载一段路。

　　1940年以后，滇川各省物价飞涨，教师们的薪水不能按时发放。一日三餐难以为继常有发生，梅家生活也十分清苦，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连青菜都买不起。梅夫人做松糕到冠生园寄售，摆地摊出售儿女们小时候穿过的衣裤以贴补家用。有一次，儿子梅祖彦的近视眼镜镜片摔碎了，影响听课记笔记，好久无钱重配。小叔叔梅贻宝(燕京大学校长)赴美前到昆明探望哥哥，看到侄子闷闷不乐，一问才知原因，就出钱为侄儿配了一付。

　　联大给教师谋福利，梅贻琦主持制定校规规定:学校3个常委都不能享受(另两个人有兼职收入)。教育部曾发给联大一笔学生补助金，梅家有4个孩子在联大读书，按规定有资格领到补助金，梅贻琦不允许自家孩子去领，而把补助金让给更困难的学生。

　　梅贻琦所行之事处处为学校打算，俭朴作风给同行留下深刻印象。1941年7月，梅贻琦与联大总务长郑天挺等在成都办完事后，准备转重庆回校，梅贻琦联系买好飞机票后，又得到可以搭乘邮政汽车回昆明的机会。邮车不仅比飞机晚到一天，一路上还要遭受日机空袭之危险、山路颠簸之苦，但可以为学校节约两百多元钱，梅贻琦毅然退了飞机票，一行3人乘邮车回到了昆明。

　　饶有情趣的饱学之士

　　梅贻琦不喜说话，不苟言笑，并不是呆板木讷的“冬烘先生”。他智慧通达，幽默诙谐，待人做事颇有情趣。梅贻琦一生文章写得不多，讲演更少，但是平时阅读的范围很广，涉及理科专业的书、刊物经常研读，对物理学，工程学等研究发展的新动态、新成果了如指掌。对隶属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史学、地理、文学、哲学等具有扎实的功底，浓厚的兴趣。他的床头常年放着英文版的《读者文摘》与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再忙也要挤时间去看。因此，他讲起话来引经据典，见解独特；知识面的广博丰富也使他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教授都能谈得拢，相交融洽，舒畅。

　　梅贻琦爱好广泛，爱听音乐，吟诵诗词，欣赏字画，集邮等。对室外活动像打球等也十分喜欢。由于，他无论长清华抑或西南联大都是临危受命，身负重任，宵衣旰食，许多的爱好无形中都舍弃了。集邮是他坚持最久的，他写字台抽屉里放着几大本集邮簿，里面是各种各样精美漂亮的中外邮票，同样集邮的儿子梅祖彦抵制不住邮票的诱惑，常常偷偷去翻看。梅贻琦看到了就会责备一句：“对你说过了不要翻我的东西。”然后抽出几张邮票给儿子。梅祖彦窘迫之余，又不胜欢喜。

　　梅贻琦特别喜欢种花，在清华大学时，特意在家门口开出一小块地种花，或清早或傍晚，忙里偷闲，松土、拔草，乐在其中。到西南联大后，住地局促，只能在屋檐前铲出一小片土种种花草，有一次夫人韩咏华生病了，他就将种的花一枝枝剪下，拿进卧室送给夫人。梅贻琦就是这样一位情趣灵动的学者。（屠文淑）

转自 人民政协报 2012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