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仁宇

今年是清华大学的建校百周年校庆。在清华大学的百年发展史上，自罗家伦辞职到梅贻琦到任，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冯友兰无论是作为代理校务会议主席，还是作为校务会议的主要成员，临危受命、砥柱中流，为清华大学作出了很大贡献。

拒军阀干预清华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北平归南京国民政府管辖，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在这时，冯友兰受聘到清华大学，并成为学校主要领导成员之一。1930年1月，阎锡山与国民政府决裂；5月，中原大战开始，华北沦入阎锡山之手，国民党力量也从北平退出，由国民政府任命的清华校长罗家伦遭到阎锡山势力的驱逐。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5月22日，罗家伦只得辞职离校。虽然清华教授一再挽留，但无济于事。罗家伦辞职后，国民政府命令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持日常工作，叶企荪为校务会议主席，冯友兰是委员之一。

一个月后，阎锡山就派乔万选接管清华大学。乔万选为清华毕业，且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资历上没有大的问题，至于他后来出任汪精卫伪政府的官员，则是另外一回事。因清华大学师生对于地方军阀接管清华大学一事特别反感，乔万选上任那天就被学生们拒之门外，连校园也没进去。对于学生的这种举动，清华大学教授一致支持。当天晚上，校务会议致电阎锡山、教授会发表宣言，反对阎锡山干预清华大学。宣言由冯友兰和其他教授起草。宣言说：“本校不幸因校长问题引起纠纷。同人等职在教学，对于校长个人之去来本无所容心。惟本校为一最高学府，一切措施，应以合法手续行之。校长自应由正式政府主持教育之机关产生。若任何机关可以一纸命令任用校长，则学校前途将不堪设想。查本校自罗校长辞职后，所有计划照常进行；学生学业丝毫未受影响；经费则自去年春起由美使馆按月拨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依法定手续转交本校正式当局，本校基金亦由该会保管，不受任何方面干涉。所愿学校行政亦能超出政潮独立进行，俾在此兵戈扰攘之中，青年尚有一安心求学之处。倘有不谅此衷，别有所图者，同人等职责所在，义难坐视。”

乔万选被阻后，清华大学在校务会议的主持下，各项工作正常运行。6月8日的教授会议审查学生毕业成绩、通过学生毕业名单，起草通过教授会细则，选举冯友兰代理文学院院长。7月4日举行第19次校务会议，因叶企荪即将休假出国，推举冯友兰自10日起代理校务会议主席（有关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馆有存）。冯友兰代理校务后，正在盛夏酷暑时候，就领导校务会议紧张有序地开展各项工作。

乔万选无视清华大学在冯友兰为首的校务会议领导下的正常良好运作，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派人到清华大学主要部门四处游说，还托瞿国眷、汪吟龙等人对冯友兰和吴宓等人进行拉拢，但清华师生不为所动。他甚至不惜下作，派人在清华园散发匿名传单、捏造事实，对冯友兰进行污蔑和攻击。在这些伎俩失败之后，他又示意一些只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其实和清华大学并没有什么关系所谓的“护校会”通电阎锡山，批评清华校务，企图卷土重来。

对此，清华校务会议于8月4日发表声明。声明由冯友兰起草。其中说：“倾见报载有号称清华大学护校会者，致电阎总司令，谓本校形同解散，百事日益废微，不胜诧异。查本会照常维持校务，毫未停顿，且本大学学生自治机关亦只有学生会，特此声明，以明真相。”护校会致电阎锡山是受乔万选的指使。校务会议的声明立场鲜明，并义正词严，只承认在校的学生会，对各派势力支持的各种学生组织不予认可，更不承认它们代表清华大学学生。

8月8日，冯友兰发表题为《清华现状与我的态度》的个人声明。在声明中，冯友兰以铁的事实对匿名传单捏造的罪名逐条进行驳斥，并揭发匿名标语和传单的由来，揭露阎锡山势力支持的“护校会”其实是非法组织。它们对清华校务会议的批评纯属无稽之谈。

冯友兰最后声明：

所谓读书护校会者，已经把我告在阎总司令那里了。我静坐在清华听候查办。同时我要声明：我受教授会的推举加入校务会议维持校务，要负我的责任。除非我不能行使职权，除非校务会议别人全走不能开会，除非教授会撤了他给予我的代理文学院院长之职，除非大多的学生对我失了信任，我一定要遵守教授会的意思，维持清华。“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我的修养还未到此，但我是要照此方向做的。

同时希望社会热心教育的人们，到清华实地调查，主张公道。

冯友兰领导清华校务会议的工作得到学生们的支持。就在冯友兰发表声明的当天，清华大学学生会致公函给校务会议，高度评价他们的成就，积极支持他们的工作：“校务会议诸公悉心维持，一切进行如常，学生等无任感佩。值兹校长问题未解决前，学校岌岌可危之际，万请毋信流言，致感不安，学生等皆了然深悉，异常谅解。尚恳诸公仍本爱护清华大学之精神贯彻初衷，始终维持，不胜企祷。”

冯友兰在主持清华校务期间，努力维持学校正常工作，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坚持学术独立与教育自主，保卫清华大学不受军阀势力控制。可以想象，在当时情况下，如果无人维持或维持不力，清华必将落入军阀之手。

坚辞国民政府委任

为了清华大学有正式的校长和稳定的领导，冯友兰领导的校务会议多次电请国民政府委派校长、主持校务。1930年9月底，中原大战结束，阎锡山失败退守山西，南京国民政府重新控制北平，清华大学和教育部都希望罗家伦再回清华，但罗家伦坚辞不受。10月10日，教育部回电给冯友兰与校务会议，称“江电已悉，罗校长辞职，已恳切挽留，现状仍由校务会议维持。”后来，南京政府曾任命周炳琳出任清华校长，也有意让冯友兰代理清华校长，但他们两人都因不是清华出身而坚辞不受。

到1930年冬天，冯友兰、周炳琳和郭廷以专程到南京，劝说罗家伦回清华，但罗家伦已经受命主政中央政治学校，清华大学新校长的任命就势在必行了。冯友兰代表校务会议于12月24日致电教育部：“南京教育部蒋兼部长钧鉴:属校校长问题，务恳早日解决，以利进行。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叩。”相同的电文在此后1931年1月和3月也分别发往教育部，催促解决校长问题。1931年3月9日，冯友兰起草《国立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上教育部电》，电文说：“属校校长虚悬已愈十月，校务会议维持校务，智力俱竭，所有困难情形另文详呈，务乞即日解决校长问题，并俯准辞维持校务之责，不胜感激！”在清华大学校务会议的反复敦请后，3月17日，国民政府召开16次国务会议，通过罗家伦辞职案，任命吴南轩为清华大学校长。

1931年4月2日，清华大学举行第65次校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冯友兰等辞职案。会议决定接受冯友兰等辞去所代各职，对冯友兰等维持校务劳绩诚恳致谢，但要求在校长到校前仍旧维持校务。4月13日，冯友兰主持纪念周会并报告代理教务长、代理各院院长辞职：“回想自校务会议维持校务以来，忽然已将一年。在这很长的时间中，校内外虽然有些风波，清华大学在各方面均能照常进行，校内各方面良好的习惯均能保持着。财政方面用款一百万，还没有生出什么弊端。我们虽然受尽劳怨，幸喜尚无大过。这一次纪念周，也许就是校务会议维持校务时代的最后一次，所以谈谈这些回想。俗语：‘当家三年，鸡狗皆嫌。’校务会议当事虽不够三年，而全校大家觉得我们讨厌的人一定不少。但是我们对于大家非常感谢，因为只有全校合作，校务会议才能到今日功成身退的地步。”对于冯友兰领导的校务会议的工作，学生们十分感谢。4月19日，学生会致函校务会议说：“敬启者：本校自罗家伦先生辞职以来，迄今已将一载。在此期间，蒙诸先生不辞劳瘁，鼎力维持，校务进行如常，全体同学赖以安心就学，弦诵不辍。敝会谨代表全体同学向诸先生诚恳致谢，幸垂察焉。专此。敬请诸先生教安。”

自1930年7月10日至此，冯友兰主持清华校务达九个月之久，主持了49次校务会议，参加主持13次评议会议。有教授治校原则的保证，有教授们的大力支持，校务委员和衷共济，冯友兰领导清华大学度过了艰难时期，使清华大学得以正常运作，并取得了很多成就。除了上述所述抵制军阀干涉校政，坚持由政府教育机关管理学校事务，坚持教授治校，维持学校正常运作和日常工作外，还做了以下大的事情：由教授会选举代理教务长、秘书长和各院院长；趁1930年美金高涨，余额增加之际，先行拨还建筑款项，节减利息支出；增建化学馆、新体育馆、新电灯厂，扩大学生宿舍；解决教员与学生宿舍的分配问题；为成府小学募捐；为拨还建筑款项函请清华基金会和教育部；新建筑暖气、卫生瓦斯和电线装置招标；解决图书馆购书问题；聘请钱端升、闻一多、罗常培、吴文藻、陈省身、许地山、张崧年、史禄国、周先庚等著名学者；成立国内第一个综合性研究院，招收各科研究生；改清华学报社为出版事务所；营救或保释被捕学生冯仲云、陈志安和吴作民等多人。

驱逐吴南轩

但冯友兰领导的校务会议维持校务的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

1930年4月16日，吴南轩刚到校视事，就聘陈石孚为教务长、朱一成为秘书长。可陈、朱二人均非清华大学教授，这就违反清华大学教授治校的原则。20日，吴南轩宣誓就职。28日，冯友兰出席了由金岳霖、张奚若、萨本栋、周培源、吴有训、蒋廷黻等15人提议召开的教授会临时会议。金岳霖等人因吴南轩到校后“新改清华章程，规定院长不由教授中聘任，教授聘任取消聘任委员会，专由校长个人独揽大权，使教授毫无保障，对学校前途有莫大危险”，故提请讨论并“追究何人负蒙蔽教育部提请修改章程之责任”。与会教授一致要求恢复清华大学原有条例精神，对吴南轩蒙蔽教育部、破坏清华传统的行径坚决反对，最后以38票对2票通过决议：“吴南轩到校以来，惟务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加以蔑视教授人格，视教授如雇员，同人等忍无可忍。为学校前途计，应请教育部另简贤能来长清华，以副国府尊重教育之至意。”会议又推举张奚若、金岳霖、蒋廷黻、周炳琳、张子高、吴有训、萨本栋七人代表教授会起草声明。5月28日，教授会还通过了《教授会上教育部呈文》。29日，张奚若起草对外声明，冯友兰和其他教授在上面签名。声明说：“同人等因吴南轩蒙蔽教育部，破坏清华大学，除一面呈请教育部简校长、重议规程外，特此郑重声明，倘此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定于下学年与清华脱离关系。”当时，清华大学专任教授59人，其中外籍教授19人，签名者共有48人之多。同日，清华大学学生会也发表驱逐吴南轩的宣言。

面对教授会和校务会的反对，吴南轩不仅没有引退，反而一意孤行。他于5月30日在《世界日报》和《华北日报》上刊登《清华启事》，污蔑、攻击清华师生说：“近日因反动分子违抗部令，煽动风潮，于29日晨唆使学生召集大会胁迫校长。……本校自即日起在东交民巷利通饭店设立临时办事处。”鉴于这种情况，教授会决定：（一）严诘吴南轩“反动”指何事何人，有何根据，限期答复并要求教育部：“此次清华问题无论钧部作何处置，反动罪名何指，应求钧部彻查辨白”；（二）推冯友兰与张奚若、吴有训赴南京向教育部及舆论界报告清华大学真相；（三）会员各捐四十元备冯友兰等南下之用；（四）请萨本栋、周炳琳、蒋廷黻、金岳霖、张子高、王力山、陈岱孙、钱端升、杨武之为临时委员，主持校务。

接下来，冯友兰与张奚若、吴有训赴南京向国民政府汇报情况并向社会各界讲明详情。7月3日，教育部以吴南轩“暑病时侵”、“亟宜调养”为由，调他离校。7月4日，委派翁文灏到清华大学代理校务，冯友兰仍为校务委员会主要成员。9月14日，翁文灏辞职。教育部又电准翁文灏因事请假，清华学校校务由叶企孙代理，冯友兰还是校务委员会主要成员。

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还在清华人事安排还不稳定、人心浮动的时候，中华民国20年，即公元1931年的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面对关系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事变，冯友兰和清华大学其他教授一道，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1年9月21日，冯友兰主持教职员公会临时紧急会议并报告：“自本月19日日军侵占沈阳事件发生，北平各大学即发起组织平津学术团体对日联合会，议定北平国立四大学、北平研究院、北平图书馆、南开、燕京及中国大学之负责当局为常务委员，并推举蒋梦麟为主席，代表学术团体方面讨论应付此次事变之方案。同时北平各大学教职员亦拟组织教职员联合会，研究办法，领导民众，以作政府之声援。本校教职员公会亦应有适当组织，一方面可作出席北平教职员联合会之准备，一方面可自行研究救济工作，故今日有此大会之召集。”大会议决：由冯友兰、张子高、蒋廷黻、钱端升、叶公超、陈岱孙、章晓初、吴有训、王文显、马约翰、叶企孙、叶石孙、钱稻荪、叶公超、吴之椿、萧蘧等十七人组成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当天晚上，冯友兰在工字厅出席对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委员会主席。24日晚，他主持对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议决：“（一）组织宣传股编印英文小册，说明日本强占东北之真相，宣示各国。（二）加推吴有训为出席联合会之代表。（三）请徐淑希（燕京大学）、钱稻荪讲演东北问题。”

在举行各种抗日集会活动的同时，冯友兰组织抗日募捐。1931年11月16日，他主持对日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一）以教职员公会名义致电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慰劳拒敌守土之功，并汇款一千元。（二）致电国民政府蒋总司令、张副司令，请速增援马占山。会后即拟电文并发出：（一）“齐齐哈尔马主席并转全体将士勋鉴：据敌守土，不屈不挠，神勇精忠，举国同钦。同人等谨捐薪千元，由大陆银行汇至哈尔滨，籍表慰劳微诚，务望奋斗到底，为当世楷模。”（二）“南京国民政府蒋总司令、北平张副司令钧鉴：黑龙江马代主席及将士孤军守土，神勇精忠，举国同钦，务望即派军汇饷，火速援应，万勿使忠义之士以援绝致败，国家幸甚。”1932年1月22日，冯友兰召集对日委员会会议，决定为慰劳辽西战役后来平伤兵向教职员发起募捐。他草拟募捐启事：“辽西战事，我国少数官兵及义勇军，以微弱兵力，抗拒暴寇，牺牲惨烈，可歌可泣。虽锦州终于沦陷，然撤防命令发自长官，军士奋勇杀敌，其职已尽，其志堪钦。死者已矣，伤者呻吟争命，不有抚慰，将何以劝忠义而振懦怯？本委员会职在对日，救国有愿，却敌无方，只得就力所能及之事多予提倡。兹经议决，拟向本校教职员同仁募集捐款，慰劳来平伤兵。冀收集腋，聊当馈饷。素稔台端痌瘝在抱，情深不忍；义愤填膺，志切同仇。瞻彼伤残，实多矜悯。倘蒙慷慨解囊，踊跃输将，嘉惠宏施，曷深企感！专颂仁安。”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空前高涨。冯友兰在参加抗日活动的同时，作为国立大学领导人，他从维持大局和爱护学生的高度出发，尽力保护学生领袖，做学生的疏导工作，为学校正常运作和学生继续学业竭忠尽力：“在学潮中，学校负行政责任的人和学生之间出现了尖锐的矛盾。这些负行政责任的人，是当时的政府任命的，他们不可能公开地同学生站在一起。但是他们和学生们又是师生的关系，站在这个关系上，他们对于学生又有爱护的责任。况且学生的主张，也往往是他们所赞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可以采取中立的态度，虽不公开地同学生站在一起反对当时的政府当局，也不同政府当局站在一起暗中迫害学生，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采取的就是这样的态度。……我在清华，也是采取这种态度。”

1931年11月，清华学生吴其昌为要求政府积极抗日，举家绝食，自己要赴南京请愿。学生会对吴其昌大力支持并积极声援。为此，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于11月22日特别召集临时会议，决定对吴其昌和学生会进行劝阻。当天晚上冯友兰起草校务会议布告：

值此国难方殷，诸同学激于义愤，不辞牺牲，热心毅力堪称嘉尚。但吾人处此危难之局，头脑尤宜冷静。若使牺牲学业能得相当之代价，则尚可告无罪于国家社会；若不计结果，徒为学业上之牺牲，则诸同学少上一日之课，即国家多受一日之损失。知识即权力，此言可深念也。现诸同学对时局之主张各方均已详告政府，并已有甚大之督促。诸同学对于各主张如有更新理由，可呈明政府，请其采纳。否则，宜继续学业，勿作无代价之牺牲。须知现在战争必须全国动员，所谓全国动员者非人人皆赴战场之谓，乃全国人士皆努力以作其应有之事。所谓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无论中国亡与不亡，十余年后一切事皆在诸同学肩上，如今日牺牲学业，异日何能担当大事？即谓此等说法太为迂阔，而北平方面直接抗日责任，亦岂枯坐总副司令门前所能担负者？所望诸同学熟权此次南下对于国家之利害，取消前议，国家幸甚！

11月23日，因学生会仍决定南下请愿，校务会再次召集临时会议，决定准许学生个别请假南下，留校学生照常上课。晚上，冯友兰草拟校务会议布告：“惟学生激于义愤，何有必欲赴京一行者，举动虽嫌激越，热情尚属可嘉，应即准其个别请假以励其志，并商准教授会俟其返校后为之设法补课。至于在校并未赴京之学生，自应照常上课，以重学业。又，查昨晨有学生群向教授请求停课，并请签字等事，此种举动迹近要挟，即施之路人亦为不可，对于学生素所敬爱之师长尤不应出此。此后务须各自检点，不得再有此类情事发生，是为至要。”

冯友兰主持和参加维持校务期间，充分体现他对清华的热爱和责任，展现他做事的能力与干才。清华大学学生、史学家何炳棣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指出：“但凡任何政治或学术会议，意见纷纭，发言者众，愿做综合报告者寡，凡执笔者往往被公认为最干练‘得力’之人。冯友兰在清华及联大正一贯是‘得力’之人。”

需要指出的是，冯友兰的成名之作、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基之作《中国哲学史》的上卷也是在冯友兰代理校务期间出版的。冯友兰是学者，虽然有管理行政之才干，但从事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的名山事业才是他的志业之所在，行政方面的事功只是附带的和次要的。为了有效合理地利用时间，处理好行政和研究的关系，冯友兰1931年1月14日在《清华校刊》上刊登启事：“为节省时间，拟于每日上午在秘书处办公，下午在文学院院长室预备功课。同仁有事与友兰接洽者，如非必要，请于上午见访，幸甚。”

1931年12月4日，新任命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到校视事，清华大学从此进入了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历史阶段。冯友兰作为学校主要领导之一，襄助梅贻琦，又为清华大学的发展继续做贡献。特别是在1948年底，北平被围，梅贻琦南去，清华大学群龙无首，陷入混乱和危机之中。学校师生们再次推举冯友兰维持校务。他又临危受命，不负众望，不辱使命，把清华大学完好地保护下来。关于此事，有另文详述。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1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