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一二?九”中的一段插曲

2009-06-17 |

璀(1936

写在前面:这是我193512月的一篇旧作。

一九三五年春陆璀摄于清华大学

陆璀手持话筒向群众宣传

19363月初陆璀在斯诺家中隐蔽期间,斯诺摄影。

1952年春,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同志和陆璀及女儿兰沁合影于西花厅

我在“一二·九”运动中“爬城门”被捕,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可是,由于当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正在现场,他跟踪我到派出所,在警察的包围中,对我进行了采访,并对外发出了一篇专题报道,用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标题,叫作《中国的贞德被捕了》,在美国报纸上用大字标题登出,这就使这件事名传遐迩。到后来,各种传说就不一样了。同志们常常问我,我无法一一加以解释。后来发现在《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的《“一二·九”运动资料》第一辑中,登载着我当时用笔名“林”写的一篇《一段插曲》。这是在事后不久,在清华同学的积极鼓励下,写的这段事情的经过。当时清华学生救国委员会曾将此文单独印发,后载于《觉民报》第2期,19351227。由于是当时写的,故比较确切,也很真实具体。可惜文中前面和中间有些地方,因当时的特殊情况,给删去了,而用“……”代替。现根据其他史料,略加补充,仍保持原貌,作为一份真实的记事。

19351216的下午。

我们清华、燕京等校的游行队伍,在用我们年青的血肉之躯,轮番排队,撞倒了已经有点腐朽的西便门之后,便欢呼着直奔天桥。在那里,和城内部分学校的同学和市民一起,召开了一个万人群众大会。然后,我们又排起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游行到了正阳门(即前门)。只见正阳门前有重兵把守,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我们派代表前往交涉。几个站在前面神气活现的军官模样的人一口咬定,正阳门内是外国使馆区,就是不能让学生队伍进入。因学生队伍坚持不撤,他们最后佯称:如果我们分成几队,从不同的城门进入,那就可以答应。没有旁的办法,代表们只好告诉同学们,并决定分队。我们清华和燕京等校,是分配从顺治门(即宣武门)进城的。

但是,从前门走到了宣武门,看到那两扇紧闭着的铁皮包着的城门,我们方明白受了欺骗。很多同学愤怒了,叫着:“代表出卖了我们!”“我们根本是示威来的,讲什么交涉,谈什么妥协!”群众的情绪沸腾了。然而,面对着那两扇巨大的坚固的城门,大家只有愤怒,毫无办法。

我是站在队伍的前面的。我看到群众的愤怒,也看到了代表们的苦脸。我明白我们受了统治者的欺骗,我恨透了他们,我尤其恨他们那“各个击破”的策略。然而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焦急地想。

突然,我看到有几个同学伏在地上往门里张望。我也伏到地上去望了一下——呵!原来城门底下有那么一条缝!那是原来有个门槛的地方,现在门槛没有了,留下一条缝,和城门一样宽,但上下很窄。

“我可以从这儿爬进去开门!”简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惊喜了。我回过头来问前面的同学:

“如果我能爬进去,这城门开得开?”

“那当然啦!”

“那我就从这儿爬进去,把城门打开,让大家进去,好不好?”

“好!”

兴奋极了。虽然我已从门下缝隙中望见城门里面大街上有成群的军警在巡逻,但这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爬进去,把城门打开,让同学们进去。想象着大队冲进城时的热烈的欢呼,我心里暗自充满狂喜。我毫不踌躇地就把身子伏到地上,平贴着地往里爬,后面一位同学帮助把我的身子往里推。我爬进去了!迅速地跳起来一看,两扇铁门是给一根不粗不细的铁闩拴着的。我极快地就把它抽掉往地下一掷。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背后一二十个巡警已在向我飞奔过来了;同时我又在极快的一刹那中,看到那两扇门的铁环上还牢牢地纠缠着一根铁丝。我已没有一丝念头来想到自己的危险,只是一面极快地用手去解铁丝,一面竭力对着两扇城门中间的缝隙叫喊:“冲呀!冲呀!冲进来呀!”

巡警脚步已经奔近了,我全身像一根拉紧的弦。我唯一的希望,不,应该说是我全部生命渴求,就是:那两扇城门往我这儿推动了,大队同学在震撼天地的呼声中冲了进来,然而——杂乱的脚步声已猛逼过来——我用尽我所有的力气对着门缝再叫一声:“冲呀!”

“硼!”沉重的拳头已打到我后脑上。我往旁边一跳,第二拳,第三拳,前后左右……数不清的黑色的人直奔过来……硼!硼!眼前迸着金星……

“都是中国人,干吗打中国人?”我对他们怒喝。没有答理,只有沉重的拳头和枪柄。我又叫:

“别打!你们这么多人,打我一个女子,不觉得可耻吗?有本事,打日本鬼子去!”

“走!”后领一把,往前就一推,我眼前一晕,“托!”一记枪柄打到我左边的太阳穴上。我忍住疼痛,被推拉到派出所。

无数雄赳赳的军警在屋子里,都用轻蔑的眼光望着我,我也用轻蔑的眼光冷冷地望着他们,到屋子里,我被命令站在靠窗的墙角。一眼看到前门对我们横行霸道的那个家伙——一个巡警头儿,正扬着脸打电话。

“不是你答应我们进顺治门的吗?”我大声责问他。

猛的就是一腿,“你撒谎!”他吼着。

“你才撒谎!”我说。

要不是他手里拿着电话机,准得又是一拳了。我愤愤地咬着嘴唇站着。

城门外的骚动隐隐可以听到,我想象着同学们的焦急,谁知道我要在警察局呆几天呢!

就在这时,一位外国记者(后来知道他就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尾随着被警察推搡着的我,也来到了派出所,在警察的包围中对我进行了采访。

“走,出去!”几个警察吆喝着,把我推出门去。斯诺无可奈何地跟在后边。

在警察所门前,我给推上了一辆敞篷大卡车。三个特警看守着,一个拿大刀站在我对面,两个拿枪,站在我左右。怕我跳车,命令我坐下。车动了,站在车旁的斯诺向我挥手致意。我举起右手向斯诺叫道:“再见!”右手马上被抓住了;我又举起左手,左手也马上给抓住。我轻蔑地笑了。我昂起头对斯诺喊:“再见!”车开动了,它载着我迅速离开了顺治门,也就离开了城外的同学们。我不知道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不去想这,反正都一样。我只望到那热闹的西四牌楼,望到我身边那三个如临大敌的特警,我被高高举起双手——这情形严重而又滑稽,我傲然地笑。

到了,一看,是内二区所。

问过姓名、地址等等(当然,我用的是假名),就叫我在一个屋子里呆着。几个警察看守着我。一坐三四个钟头,慢慢地跟那几个巡警聊上天,居然在那儿谈了半天话。我从学生和巡警并无仇恨讲起,讲到当局的卖国,讲到日本鬼子的可恶,讲到社会的不公平,讲到他们的爸爸妈妈劳苦了一辈子还吃不饱饭的事实。慢慢的,那些巡警们的脸也不长了。先是连走近他们办公桌烤烤火都不让的,后来是一再地请我喝开水了。

“你讲的话呢,是没有错,”他们说,“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有办法!只要我们老百姓团结起来干,什么日本鬼子,什么卖国贼,都得完蛋!”

我又给他们讲到清朝帝制怎么会变成中华民国。

“你们都是卅岁光景的人,这是你们亲眼看见的,不是?”又讲到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的时候,老百姓又怎么起来把洋鬼子和军阀赶跑……

一个个凝神地听着,有时点头,似有所悟。

被欺骗着的人呵!

七点钟光景,我又被用敞篷卡车送回顺治门派出所。在玻璃窗上,我照见我自己脸上焦红,而且眉心间破了皮,有干了的血。把手一摸脸,这才感觉到从颊部到额部、头部,没一处不痛,身上也痛。挨了打,人似乎更倔强了。我用眼冷静地望着屋里每一个人,想要记住他们每一张脸。

那时候,我已知道大队还在城门没有散。我把耳贴到玻璃上,努力要听取他们一些声音,即使是一些极微小的声音,只要是从我们自己队伍来的,对我都显得非常亲切,非常需要。

“现在你走吧!”听到这句话,我站起身就走。押到城门边,只见二十几个巡警围在那儿。我一眼看到城门底下已填上石块,其中一块大的搬在一边,我明白了他们要我怎么回去。

“你照原来的样子回去!”巡警对我说。

“那不行,”我说,“刚才我从这儿爬进来,你们把我毒打一顿,现在你们自己怎么也叫我那么干了呢?”

“你不想走?”不耐烦的回答。

我听到城门外我们的队伍的声音了!一个马上要见到他们,马上加入自已队伍的强烈的愿望在我心中燃烧起来。我用拳头捶着铁门,叫:“陆璀回来了,你们听见了吗?”

那边寂静了一下,于是几个声音抢着从下面传过来:

“是陆璀吗?你回来了?”

我迅速地伏到地上去,叫:

“他们还是要我那样爬过来,你们赞成不赞成?”

“你来吧!你来吧!”这次是更加宏大的一片呼唤了。那呼唤是那样的热烈,那样的亲切,我突然眼中涨满了泪。“你来吧!你来吧!”这呼声一直黏在我的心坎上。

迅速地,我爬过去了。立刻,我被拉了起来,只听见一声“陆璀回来了!”四处起了欢呼。泪水已蒙住了我的眼,我只看见在模糊的光线里,极目都是我们自己的人,我们自己的人。我被挟着往前跑了几步,然后被举了起来。除了把手举起来挥着以外,就只有感谢的泪和笑来回答这热烈的欢迎了。

(选自陆璀《晨星集》)

①贞德(Jeanne dArc,英文译名为Joan of Arc)是法国15世纪著名的民族女英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国学生,斯诺用这个称呼加在我头上,是一种过誉。

②参加这个大会的,除学生万余人外,还有无数的市民。大会情绪激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大会一致通过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等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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