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纪念西南联大成立70周年

唐绍明（1952经济）

西南联大，是一所战时联合组成的大学，由于它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它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它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但没有被困难所压倒，却激发了广大师生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它处于西南边陲，但没有被环境封闭所影响，却利用相对稳定和宽松的条件，发展了学术自由和民主；它由北方三所著名大学：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但没有受门户之见的束缚，团结合作，共展所长，创造了许多奇迹。它以自己九年的存在，屹立于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创造了众所周知的成绩，表明西南联大的广大师生，继承了三校所传承的五四精神，汲取了近代教育的成功理念，结合西南联大的实际情况，迎接时代潮流，努力实践，不断创新，探索出一条成功的大学之路，值得我们今天去辨析、参考和借鉴。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合影（1946年5月3日）

1942年昆明市运动会（马约翰任总裁判长，王英杰任径赛裁判长）上，联大荣获总分第一。图为1600米接力赛的冠军照。左起马约翰，谭申禄（机械），冯跃宗（机械），吴仁声（航空），×× （吴仁声提供）

一、大学之道，重在大师

教师是学校的教和学这一对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在大学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探讨西南联大的经验，自应遵循教学进程，先从教师谈起。

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就任清华校长时曾经指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那时的清华，校园优美，建筑恢宏，有的是大楼。但他作为一校之长，却认为仅此不足以办好大学，关键是要有大师。为此经过短短六年的努力，使清华由后起之秀，迅速接近世界水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三校南迁，梅校长以常委身份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在既是战时又是临时的情况下，联大没有大楼，有的只是简易的教室，茅草屋宿舍，物质条件之差可谓“不得了”。但三校一经联合，便汇集了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经过九年一贯的努力，弦歌不辍，终于结出人才和科研的丰硕成果。这充分证明了“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的正确性。

二、办学之道，重在民主

在大学里，最了解学生、最了解教学要求和教学方法的是教师，也就是说，最了解教育规律的是教师。因此，教师不仅负有上好课、教好书的责任，还负有办好学校的责任。办学之道，在于依靠教师，民主办学。

常听人说，西南联大的管理模式是“教授治校”，以战前清华为蓝本。据马叙伦先生回忆，战前很早，北大就有评议会，有“教授治校”的计划，评议会负有审订学校预、决算和聘任教授的权力，各大学仿效之。但在战前清华，由于历史的原因，“教授治校”做得比较突出。清华的教授有自己的教授会组织，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教授会选出评议会，具有学校最高决策权。那时，“许多事情由他们决定，比如聘教授，他们决定了就行了，校长不管。”（戴世光语）“过去清华在聘请教授及专任讲师时，都先要经过聘任委员会的审查同意，经评议会核定。”（施嘉炀语）“教务长就是由教授会选举产生的，这从1926年起就如此，以后一直沿续下来。”（韩咏华语）由于梅校长思想作风比较民主，与教授会合作比较融洽，掌握学校领导权的教授会治校制度在清华得以运行。

但是，西南联大是由三所著名大学联合组成的，各有自己的领导管理体制。因此，面对三校联合后的新局面，西南联大遵从教育部的指令，没有实行清华式的“教授治校制”，而是由三校校长联合组成学校校务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简称常委会，校长为常务委员，简称常委，常委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具有最高决策权。这个“常委制”实际上是“校长集体负责制”，是“校长负责制”的一种新形式。

不过，北大、清华、南开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在办学方针上贯彻了依靠教师、民主办学的精神。三校联合后，民主办学有了进一步发展，“教授治校”作为一种办学理念仍得以贯彻。细加分析，有以下三方面因素：

1．西南联大有一支团结奋进的教师队伍。

西南联大的教师，不论是名师或新任助教，普遍具有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有很高的办学积极性。首先他们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熏陶，具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观念，重视教育，爱护学生。其次，他们经受过中国百年来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苦难，有强烈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对教育事业一片忠诚。再次，国难当头，联大教师饱受国土沦丧、颠沛流离的困苦，激发出高昂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抛开个人利益，抛开门户之见，克服困难，一心办好学校，培育人才的决心。由此也激发了西南联大的团结精神，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无私、友爱、团结，这是西南联大的优良传统，这也是能造就众多人才，驰名中外的重要原因。

1942年教育部发令，给兼任行政职务，如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院长、系主任的教授发放“特别办公费”，但被这些教授们拒绝了。此举显示了他们愿与广大教职工同甘共苦、共度国难的高尚情操，透露出他们为联大办学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表达了教授们参与办学的高度主人翁责任感。这样一支团结奋进的教职工队伍，成为联大民主办学的坚实基础。

2．西南联大有一套有效的组织管理形式。

西南联大的行政管理有三层机构：

一是校常委会。前面说到，它由三校校长任常委，外加一主任秘书，合组而成，是全校最高权力机构。平时负责研究处理日常工作和事务，每星期开一次会，由校常委和三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五院长（文、法、理、工、师范）参加，校常委为主席。据文件规定：三长和五院长参加会议属列席，他们不是正式成员。所以这个校常委会实际上是校常委会的扩大会，或说是扩大的校常委会。

二是校务委员会，其会议名称为校务会议。由学校主要行政领导和教授代表组成。行政领导包括：校常委、三长、五院长，加上教授代表7~11人(每年不等)，校常委为主席。实际运作是一年开一次会，研究决定学校年度预算和决算、院系设置、规程设定和学校发展等问题。校务会议是校常委会领导下的一个决策机构。

三是教授会，由各系教授按照分配名额选举代表组成。它的职责是反映教授们的意见；审议教学和研究事项；审议学生训育和毕业成绩、学位授予事项；接受校方交议的事项。它是一个咨询性机构。在“一二·一”运动中，它积极参与处理学生运动问题，一方面反映教授们对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不满，发表时局宣言，抗议当局暴行；另一方面，作为沟通校方和学生的桥梁，以教师的身份，协助校方对学生运动进行积极的疏导。教授会（时周炳琳教授任校常委会代理主席、教授会当然主席）在“一二·一”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明显，为广大师生所肯定。

此外，学校还因各种专门问题的需要，成立有各种主要由教授组成的临时的专门委员会，如校舍委员会、聘任委员会、图书设计委员会、理工设计委员会、一年级学生课业指导委员会、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等，就各专项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可行性意见，交校常委会参考决定。

还应当看到，行政领导中，无论是三长或是五院长，均由教授会推选产生；校务会议有教授代表参加；对各种专门问题研究充分听取教授的意见。教授们正是通过这些组织管理形式，积极参与到西南联大的办学中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3．西南联大主事者的民主作风。

校常委三人中，被推举主持校务工作的是梅贻琦先生。梅先生是清华早年留美生，习工科，学成后归国，任教母校，于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使学校步入稳定发展时期。在社会激荡、校事复杂的情况下，他常说：“吾从众”，显示了他的民主作风。梅先生主持联大常委会工作后，于1941年纪念清华成立30周年时，特发表《大学一解》一文(该文由梅校长拟纲，与潘光旦教授讨论，由潘执笔，梅最后审定，似可视为梅、潘二人合著)，阐述通识教育、尊师重教、自我修养、民主办学、学术自由、大学的社会功能等教育见解，及其在联大办学中的贯彻和体现。梅校长一向寡言，但1948年初夏，当国民党政府逮捕清华学生，事先将逮捕名单通知梅校长本人时，他即行召集校务会商讨对策，并迅速表示学校要对进步学生尽力加以保护。西南联大民主办学得以成功，和主事者的民主思想和作风有很大关系。

三、治学之道，重在自由

一个学校的教学水平，取决于教师的学术水平、治学水平。西南联大继承了五四的民主、科学的传统，在治学上强调学术自由，正如西南联大纪念碑所说：“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大学一解》对此有专门的叙述，在联大得以体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学术自由，首先是选择的自由。

在西南联大倡导学术自由最力者，当推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他在联大任教时间不长，但此前曾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十多年。在1929年所撰王国维纪念碑铭中，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贯认为学术自由是学术的生命，对联大师生以及学术界影响深远。

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般理解是指学术活动应不受外界政治的干扰，使学者能够对各种思想体系、学说、观点有自主选择的自由，在研究中有自主发挥的自由。有选择的自由而后有自主发挥的自由。陈先生认为，政治是一种权力，权力的运用具有强制性，将它用于学术时，无论它所提倡或反对者为何，对学术来说都是一种不平等，成为加诸于学术和学者头上的一个“桎梏”，就必无自由研究可言。

陈先生在这里反对的是强制的压力，呼唤的是选择信念、思想体系、学术观点的自由。在学术研究上，不管是什么思想，强制人接受，他都反对；至于个人最终选择什么，纯属个人之事，是每个人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

西南联大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大环境决定了政府可能有干预学术自由。但学校在云南，离国民党统治中心远，可以借重地方势力，相对地为学校争取到一定的自由空间。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培养出众多著名学者，“外来的干涉少”是重要原因。西南联大的这一经验，留给后来办学者和治学者以重要启迪。

2．学术自由，尊重各种思想观点存在的自由。

西南联大继承了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虽然名师云集，学说纷呈，但却能“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从而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气氛。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各种各样的救国救民之道。有陈序经教授提倡的“全盘西化论”，也有冯友兰先生等主张的“文化本位论”。此时的陈序经教授和冯友兰教授同在西南联大任教，一位是法商学院院长，一位是文学院院长，观点的对立并不妨碍他们相互尊重，合作共事。陈先生在联大的领导层中是代表南开的，他在庆祝西南联大成立纪念日时，专门撰文在重庆报刊发表，强调团结合作在西南联大办学中的重要作用和成果。此后，陈先生对自己的观点做出修正，凸显其思想本质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其积极意义是很明显的。这种科学的自我探讨精神，只有在平等、平和的气氛中能够求得。

良好的学术气氛，也可从“一课多教”这一联大特色中见之。如楚辞、唐诗、中国通史等，主讲教师不止一位，观点不尽一致，可以各攻所专，各讲所长。如中国通史，雷海宗教授和吴晗教授，观点和讲法各不一样；如统计学，杨西孟教授侧重理论，戴世光教授侧重应用。学生可以自由选听，一如在百花丛中采蜜，把学习看成一种精神享受，学习积极性极高。有些工学院的学生还向院领导提出要求，请一些文法学院教授专门去给他们开讲（工学院和文法理学院不在一处）。

此外，教师之间，互相学习、虚心求教的风气也很浓重，表现在互相听课上。如冯友兰教授听汤用彤教授讲魏晋玄学，堂堂不缺；闻一多教授听沈有鼎教授讲《易经》；王竹溪、沈有鼎教授听唐兰教授讲古文字学……凡此种种，不及备述。教授之间还存在跨学科合作的情况，如汤佩松教授和王竹溪教授，一位是植物生理学家，一位是物理学家，亲密合作，共同研究，做出成果，几十年后仍被国际学界所推崇。

至于不同的政治观点，作为学术讨论，在西南联大也有一定程度的存在，有不少老师在课堂上宣传进步思想。在西洋经济、政治、社会等思想史课程中，授课老师均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做出一定的介绍。赵乃抟教授在联大开过“社会主义”课，张奚若教授给学生开出的参考书单中，就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些著作在国民党统治下是禁止阅读的。

3．学术自由，鼓励自由创新。

学术的生命力全在创新。只有在学术自由的条件下，学者们才能按照学科规律，进行开拓性研究，自由地形成自己的理论。

一是放眼世界，挺进科学前沿。哲学系金岳霖教授，专长为分析哲学，讲授“逻辑分析”、“语言分析”，培养了一批青年人，在中国哲学界开辟了数理逻辑的新路数。这一新学科正是计算机的理论基础，是当代科学的前沿。可惜后来盲目学苏而被中断了。金先生的得意门生王浩教授在国外继续这一研究，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果。汤佩松教授在复员后主持清华农学院，当时建院的指导思想就相当于今天的生命科学院。可惜1949年以后，合并为农大，学习苏联李森科那一套，全部计划被迫中断。

二是深入实际，探索规律。戴世光教授到联大任教时，刚从国外学成归来，随即参加陈达教授组建的清华国情调查研究所，不顾条件艰苦，生活困难，投身于乡村调查，收集到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探索人口问题规律，拟定科学的人口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陈达教授早在1934年的《人口问题》一书中，就已根据大量调查资料，提出须注意生存竞争和成绩竞争的理论，以求国家富强，主张对人口数量加以控制，与马寅初先生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同样的主张。

三是潜心钻研，厚积功力。许多教授积累了多年教学研究成果，初到南岳，就潜心著述。偏居昆明后，正可远离喧嚣，摒弃浮华，潜心治学。吴大猷、刘仙洲、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等许多教授的名著，皆出于此艰难时期。钱穆教授住在外县宜良乡间，每周一次去当地一所中学图书馆借阅古籍，一年后写出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国史大纲》，扉页上赫然写着献给前线抗敌将士。联大名教授萧公权后来去了四川大学任教，蛰居四川乡间两年，潜心著作，克服生活、资料等困难，完成《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巨著。他们后来都因自己的研究成果，被评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西南联大学术气氛之浓，研究成果之丰，教学水平之高，正是在这种学术自由的环境下取得的。

（待续，转载《我心中的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