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编者按：李忠（曾用名李树藩），天津市人。现年97岁，党龄71年。1943 年9 月，靠自修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先修班。1944 年秋，升入西南联大政治学系学习，1944 年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1946 年1 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青年委员。后经王汉斌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初，在华北航空局和军委航空局的民航处任组长，参加了组建中国民航局的筹备工作。1950年后，历任民航无线电总台台长、专家工作室主任、外事处处长、国际司司长兼党委书记、民航局发言人等职。1985 年11 月，任中国民航总局国际事务顾问。1987 年2 月，创办中国航空服务公司，担任董事长。1989年10 月离休。在西南联大校友会任理事、常务副会长共六届，为校友热心服务30多年。

西南联大，作为中国历史上永远的光荣与丰碑而存在，它是一个苦难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时，为一个民族保存的希望与未来。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艰苦卓绝严教严谨

当年，西南联大的校歌里有一句歌词“绝徼移栽桢干质”，它的意思是：把那些正在成长的国家栋梁之材，移栽到边远的地方去，使其免受摧残，以积蓄希望。西南联大正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之时，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建立起来的。它聚集了一批学术大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严治教，求实严谨，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西南联大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而且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017年2月在海南

日寇侵犯背井离乡

我是天津市人，1920年9月出生，今年已经97岁高龄。我的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在家照顾我和弟弟妹妹，家境贫寒。由于交不起学费，我上到小学六年级后辍学。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了“九一八”、“八一三”南京大屠杀惨案。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中国人民的生活不得安宁。我16岁就离开了家乡，因为日本鬼子看到印票机器非常好，要抢走，铁路局决定赶快搬走。我当时是印票所工人，只能随着津浦铁路局印票所迁到南京，从此与家人失散多年。

元江坚守抗日空防

1939年，云南省防空司令部在云南南部中越边境设立防空情报电台12座，监视日本战机从越南飞入我国空袭。那时我还未考入联大。我因为之前学习过半年多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又在重庆电台实习了一段时间，所以应聘被派到云南边境元江防空情报电台——负责用电台监视日本飞机的动态，借此建立起一条沿着中国西南边陲的“空中防线”。就这样，我带着一个通信班到了云南最南部元江的一个电台。当地条件差，我们必须用发电机自己发电，再利用收发报机将监测到的情况发给昆明和重庆，以便采取防空措施。那时，我刚满19岁。一班人每天的任务就是时时刻刻监视天空，一旦发现敌机，我立即用电台发报报告总台，迅速做好防空准备。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我获得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奖章，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又得到一枚。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奖章

立志上进求学联大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大高校不得不南下迁移。三校师生一路长途跋涉，经过几个月的艰辛，终于到达昆明，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1年，因为防空电台总台台长克扣军饷被我们告发，他出狱后伺机报复，我被迫离开云南防空情报电台去贵阳，转桂林，又经同学介绍考入重庆资源委员会无线电总台当了报务员。业余时间和一群年青人一块儿打篮球，认识了西南联大毕业生范柏林。可以说，他是我革命生涯的指路人之一。他介绍并鼓励我，要我去昆明，设法补习功课考进西南联大读书。在他的动员和劝说下，我终于下了决心，便托人帮忙调入昆明资源委员会云南办事处电台。办事处在近日楼万钟街，距离西南联大不远，每天工作完毕，我就请西南联大的学生给我补习中学的课程。就这样坚持了两年半的半工半读生活，一边工作，一边补习中学的功课，终于以同等学力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一年后——1944年升入法学院政治学系。同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一边上课，一边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并在进步人士办的《观察报》当记者，还在学校办了一个壁报叫《春雷》。

民主自由师生情深

西南联大教授办校，民主自由管理，充分发挥学生钻研精神。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联大先后共有300多位教授，大多数都在欧美留学研修，学成后获得博士学位，抗战前和抗战期间毅然回国。这是一批老、中、青相结合，却又人才济济、名扬中外的大师。

恩师杨振声是我们结婚的主婚人

记得在上金岳霖老师的哲学课时，一天金老师提问：“打虎将李忠，你说说逻辑起什么作用？”大家一片笑声，课堂上气氛顿时活跃了许多。我回答说：“逻辑是自然规律，人人都要遵守……否则就是倒行逆施，天下大乱。”金老师说，打虎将讲得对，可以继续听哲学课。这一幕，直到今天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学生宿舍唯泥草房

西南联大没有大楼，只有泥草房。学生宿舍都是泥草房，一间屋可以住40个人。20张上下铺木床，两张床之间有一个窗户，窗户没有玻璃，不糊纸，只有两根木条。宿舍里没有灯，没有桌椅，不能看书写字。房子两头有木板门，不能关也不能锁，自由出入，所以经常有校外的小偷光顾，有时早上起来，就有人丢了裤子，丢了皮鞋，起不了床，上不了课。

宿舍门口有一口水井，同学们可以在井边洗漱、洗衣服，很方便。

贷金度日一日两餐

抗战8年，联大8000多名师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做出了非凡的成绩。联大学生多数来自敌占区，与家庭断了联系，没有经济来源，只有靠贷金维持生活。1938年时，每人每月7元贷金，可以维持每天两顿饭。由于货币一再贬值，到了1944年，贷金竟涨到每人每月1000元。吃的是政府发的米，八宝饭，饭里有谷子、稗子、砂石、糠麸、老鼠屎，米色发红，所以我们统称为“八宝饭”。那时候，有饭吃就好，管它有没有沙子、石子。就这样，那几年我们穷学生都是靠贷金吃饭。

吃技巧饭喝“玻璃”茶

在学校食堂吃饭，午饭、晚饭都是一大桶饭、一桶汤、四小碗菜。吃饭是有技巧的，我们男生是先盛半碗饭，赶快扒拉完，再盛一满碗慢慢吃，因为先盛一碗，吃完了再想去添点儿——没了。

早饭只有自己想办法解决了。校门口卖什么早点的都有，只要你有钱。我却经常因为没钱，每天只吃两顿饭。校门对面有一个学生服务社，可以给学生提供一碗豆浆，但是没有糖，只有盐，可以随意放。

1996年和老伴诸有琼在德国

放学后，同学们都会到图书馆去看书、复习，可是去晚了就没座位。怎么办呢？校外附近有茶馆，去那儿坐可以，但要买茶水，我们穷学生哪有钱呢？就只好要一杯“玻璃”，就是白水（不用给钱），一坐就坐一下午（老板挺照顾我们穷学生）。1945年，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大学迁回北京和天津分别复校，我申请转学北大，继续半工半读。

屹立9年世界一流

毛泽东曾说，我们也要造一点原子弹。没有这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邓小平也曾说过，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原子弹、导弹卫星很快上天了。研制两弹一星的专家中有8位联大的学生（如赵九章、郭永怀、陈方允、屠守锷、杨家辉、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西南联大虽然存在时间不满9年，就读学生不过8000，艰苦备尝，十儒九丐，但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朱光亚、邓稼先等六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叶笃正三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72人，还有一批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担负着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学术之养成，直接受益于联大时期的艰苦岁月。

西南联大很早就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党员约有200多人，还建立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至少有1100多名学生参军抗日，有的援助盟军，支持援华抗日。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座“宝库”，西南联大留给我们今天最宝贵的遗产，是大学自治。西南联大始终坚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教授会代表的选举一直没有中断，学校的重大事情都经过教授会议讨论决定，这是一种不依附、不屈从于强权的自治传统。

今后如何吸取联大精神，发扬联大精神，提高教育水平，多出高才，这是给我们和后代留下的重大课题。我们盼望多建世界一流大学，多为祖国培养栋梁之才。

20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