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 彦（1945）

天高云淡，金秋岁月，春城昆明传出了一段难能可贵的中美友谊佳话。三位老人，一个美国人和两个中国人，年龄加在一起接近260岁，却不惜千里迢迢重新聚首昆明，畅叙他们60年前在二战期间由这里开始的深厚友情。

张彦、迪克·帕斯特、马识途三老聚首昆明。

86岁的迪克·帕斯特（DICK PASTOR），1944年曾经是驻扎昆明的援华抗日的美国14航空队的成员，俗称飞虎队。为了与他的老友、90岁的著名作家马识途和已经82岁的我重聚，他不远万里即使坐轮椅也与他的90高龄的夫人奈阿蜜（NAOMI）携手自大洋彼岸的纽约飞来。马识途和我当年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马老是与美国士兵之间建立这个不平凡友谊的创始者，我是参与此事的一个积极分子。

早在1974年，帕斯特就曾经在纽约出版的《中国和我们》刊物上发表文章，追述过这一段当时已有30年历史的友谊故事。他说：“到了昆明以后，我被任命在摄影情报小组工作。我进进出出都喜欢用口哨吹‘红玫瑰’之类革命歌曲，心想激进分子一听就会心领神会。不久，我就发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且彼此建立了政治上的共识。与此同时，我又偶然在书店里认识了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他见我在看一本马克思主义书籍就靠近来轻声地用英语问道：‘对此感兴趣，是吗？’在我们的交谈中，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和他的一些朋友见面。我马上热情地回答他：当然愿意！同时，我也问他：我能不能也带我的朋友来？

“在随后的不断来往中，我们加深了彼此的了解。我们才知道，ANTONMA（即马识途——作者注）曾经自国民党特务追捕中逃亡出来，他的妻子和婴儿都惨遭杀害。他现在是在警察追捕下从事地下政治工作。他们之中的DONALDCHANG（即张彦——作者注）以及其他几个年轻人都是西南联大学生。现在，我能记起来的只是他们当时所使用的英文名字，他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们经常聚会，互相交流关于各自国家里为建立一个公正社会所进行的种种斗争。我们也讨论过当时正在中美两国流行的政治理论。

“正当我们进行这些愉快的活动的时候，有情报说，日军的深入贵州很可能预兆他们有可能采用空降部队奇袭在昆明的美国14航空队基地，因为他们知道所有轰炸袭击他们的飞机都是从这里起飞的。由于我们基地缺乏足够的防御能力，所有军事人员都得到通知，一旦袭击发生，我们必须尽可能迅速向北方或西部最近的基地转移。

“考虑到这种袭击会给我们的中国朋友带来的后果，我们即以最快速度将可能出现的危险通知他们。我们没有想到，他们对我们这些大鼻子洋人的关心甚至超过了我们对他们的担心。第二天凌晨三点，在黑夜的营房宿舍里，我突然被一只急促的手给摇醒了。原来是DONALDCHANG。他告诉我，他是在他们就我们所说的危险信息进行紧急讨论以后，骑了七八里自行车连夜赶来的。他的任务是来通知我们：会议已经决定，危险一旦发生，立即邀请这七位美国人加入他们的地下政治组织，他们将负责保护我们并护送我们到下一个目的地。”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帕斯特深情地说：“袭击幸而终于没有发生。但是，我却将这个特殊的‘邀请’视为我们两国人民友好团结的一个光辉榜样，永记在心。”

自从那时起，我们的友情越来越深，只是由于受到两国政治关系的变迁不能不沿着一条曲折的道路前进。在他们当中，有三位士兵爱德华贝尔（EDWARD BELL），霍华德海曼（HOWARD HYMAN）和杰克爱德尔曼（JACK EDELMAN），有幸于1945年在重庆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当时就对他们预言：尽管美国政府对于一个新中国的出现如此敌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注定要开花结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诞生以后，美国政府一直持敌对态度，并且在政治上实行种种打击。我们与那些美国朋友的关系自然也随之完全断绝。在美国盛行麦卡锡白色恐怖的50年代，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因为热情支持承认新中国的运动而遭到打击。同样，到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凡是参加过与美国朋友进行友好活动的，没有例外，无不因被污蔑为“国际间谍”而备受迫害。直到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这黑压压的乌云才算散去。我们的友谊才终于得以恢复。这些年来，这个友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可惜的是双方的朋友大半已经去世，不过我们中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还继续着这种可贵的友谊。

在帕斯特脑子里蕴藏已久的梦想：与中国还健在的老朋友重聚于昆明，现在终于实现了。这位美国友人坐轮椅也要越洋来会老友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使我们为拥有这样的挚友而自豪。马识途不顾90岁高龄在儿女的陪伴下，自四川的成都前往昆明赴会，我也与79岁的老伴裴毓荪一起高兴地从北京奔向了云贵高原。我们引以为憾的是，原已决定从上海飞到昆明聚会的李储文（原上海市政府外事顾问），终因病未能如约赶到昆明。

云南省的领导对此事也特别重视，因为这里对于在二战期间作过贡献的飞虎队是怀有深情的。以主席杨崇汇为首的省政协出面，给予了我们高规格的热情接待。我们在原西南联大旧址的云南师范大学，与师生们举行了“回顾历史，促进友谊”的座谈（下图）。我们还和与美国飞虎队协会有密切联系的“昆明航空联谊会”交流了感情。令人格外高兴的是，当我们前往瞻仰云南为缅怀飞虎队而建立的“驼峰纪念碑”时，竟有幸与1944年曾在昆明美军医院担任过护士的Rita·Wang（今名黄欢笑）偶然相遇。听她的儿子说，她每年都坚持要从香港飞回昆明，来向“驼峰纪念碑”献花凭吊，她说就是坐轮骑也要来。如今，黄欢笑已是９３岁老人了，但依然如此健康。能在纪念碑前和当年的飞虎队相遇，给她和帕斯特带来的惊喜，不言而喻，她兴致勃勃地与我们交流了对那一段历史的怀念。

今日的昆明已经几乎是一座崭新的现代新城了，变得我们已经无法辨认。仅仅依靠我们的记忆，我们已经再也难以找到60年前我们经常聚会、野餐或者展开热烈辩论的地方了。帕斯特执着地要去看看当年他与马老第一次见面的那个神秘的书店，但是他的这个愿望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朝着那个方向，出现在他眼前的已是一座20层的摩天大楼。只有昆明的名胜大观楼和秀丽的翠湖，还多少能勾引起我们当年经常聚会时的记忆。面对壮丽的世博园和多采的民族村，我们不能不为之大吃一惊，与昔日的昆明相比，简直是换了人间。

在这次十分难得的重聚中，我们三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我们都觉得今天的世界已经变得远远超过了我们60年前的梦想。美国已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发达国家，中国也已是当今人口最多、发展变化最快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两国所处的地位和拥有的实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对于当今的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确，我们两国政府存在着某些分歧，有时甚至还相当严重。但是，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在彼此的了解不断加深的基础上，从来都是非常友好的。我们之间的这种深刻而持久的友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光辉范例。

在告别宴会上，同时又是著名书法家的马识途亲手送给帕斯特一个裱好的条幅作为纪念，上面写着他为这次奇迹般的重聚所留下的《七绝》：

三个老头重聚首，

六十年后话沧桑。

二零零八犹期许，

北京再会希勿忘。

分别的时候到了，我们依依拥抱惜别，相约2008年在北京再次欢聚，为美国朋友帕斯特庆贺他的九十岁生日。

满载友情而归的帕斯特，回到纽约后还久久不能平静。在他来信谈到此行印象时，你可以感觉得出来他的心还在激动不已。

“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压倒一切的喜悦！

“中国的面貌完全变了。但是，它的人民依然还是保持着他们的热情和友好。

“要谈中国物质面貌的变化，简直是无效劳动，因为它时刻都在变化。

“从通衢大道到胡同小巷，一直到摩天大楼，变化经常都在发生。

“对于我们，这不仅仅是一条变化无穷的风景线，而是对于我们不断追求幸福生活和远大理想的极大关注。

“中国是既崭新又古老。如果概括地描述一下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从封建社会转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革命变化到当今二十一世纪开始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就好像是在描绘一幅光彩夺目的油画。

“对于这次在中国短暂而愉快的停留，也许只有这样一句话才能表达我们内心的喜悦心情：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