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题图：袁复礼野簿，1929年，济木萨速写（局部）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家父已驾鹤西去36年，今年年底是他一百三十周年诞辰日。为此我们姐弟商定写一篇怀念文章。此文由我执笔，两位姐姐修改而成。

我们眼中，父亲是一个勤奋工作、平易近人的教师，在家言语不多，从不宣扬自己的工作成绩，因此，对于他的学术成就，我们知之甚少。直至“文革”结束后，通过1982年庆祝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周年和1983年地学界为袁复礼90寿辰举行庆祝会的盛况，尤其是中国地质大学1993年出版的《桃李满天下——纪念袁复礼教授百年诞辰》一书，读了几代同事和学生的纪念文章，从他们的切身感受中，我们才知道父亲的具体教学工作、学术成就和团结协作开拓进取的精神，深受感动，也才知道为什么每年新年元旦和春节，有那么多批老学生来家问候。

袁复礼地质考察前测绘地形图，1928年

袁复礼野外考察标本

袁复礼《蒙新五年行程纪》卷上

一

2000年前后，我们姐弟陆续退休，有暇对尘封了三四十年父亲的“新疆工作室”散存资料进行清理，在一个书柜中我们找到一张2米多长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旅行路线总图》，1:200万比例尺，推测是父亲1934年编成，由绘图员李士杰、汪纯明以晕滃线绘法清绘的。图上标出了考查队大队及中方七名团员考察路线和矿产、化石、考古地点等，是一份从未见过的珍贵的总结性图件，于是我们决定把它捐给地质博物馆作为历史资料保存，又把该图的缩微图截成11幅，放大图载于《西北科学考察的先行者——地学家袁复礼的足迹》一书前方，并以该书参加了2007年中瑞两国合办“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八十周年纪念展”之学术研讨会。那次展览，瑞方展出了版型统一的56册考察报告、13册游记和一卷珍贵的纪实电影。

父亲对地形图非常重视，认为它是表现地学成果的载体，也是一切科学工作和国防的基础。早年考察时，他亲手测绘各种地形图，诸如：仰韶村遗址地形图（1:4000），1:1万至1:5万的详查地形图、路线图、地质剖面图，而缩绘的1:50万至1:100万的小比例尺图则能提供全貌或方便随文刊载。西北考查团期间，他作为代理团长多方搜集有关的地图资料，返北平后的1933至1936年间编撰了“新疆1:50万山形水系图”16幅（北疆9幅，南疆7幅），亦由李士杰、汪纯明以晕滃线法清绘，准备提供给中方团员及后来人当作底图使用，惜面临日寇侵华危机无法印刷，直到1944年在昆明时，才托人在美国印制了300份。这图在解放后发挥了作用，一部分于1949年送解放军总参谋部供进军新疆使用，1951年又把该图50套送交中科院副院长陶孟和（由于1950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结束工作，明确科考研究交中科院接收）。出于对地形图的重视，1932至1937年父亲任清华大学地学系系主任期间，还亲自讲授过“地形测量学”“地球投影”“地质制图学”“地形地貌学”等课程。另，1950年父亲把侵华日军遗弃的朝鲜中部地形图一套（1946年在北平卖花生的小地摊上购得）献给总参谋部供志愿军使用；1951年签署西藏和平解放协议后，政府组织进藏地质工作队，父亲把赫定修订过的1:20万全套西藏地形图送给队长李璞，还把珍藏的1:100万美军航空测量地形图和刚收到不久的Norin（那林）著《西藏西部—喀喇昆仑地质志》借给加入工作队的助教朱上庆使用，这是当时唯一的图件资料。可见父亲对地形图的重视，以及盼望祖国强大的迫切心愿。

袁复礼野簿合集（部分）

袁复礼论著合集（部分）

二

早年听母亲埋怨，父亲在编新疆地形图上花费精力过多，影响了自己的考察成果整理和发表。其实，父亲在随时代变迁而工作变动后，总是先投身新任务，再抽空整理研究西北考察资料。抗日南迁中丢失了他精选的十几箱标本（包括磨好的岩石薄片400片），致使研究中断八年。幸好近百箱采集品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沈兼士教授辗转藏于辅仁大学地下室才得以保存，抗日胜利回北平后，父亲在清华大学重新开始了整理研究。由于1950年“协会”结束工作，明确西北科考之研究交中国科学院接收；应父亲要求，考古所派杨圣泉、杨秋涛两位先生前来协助对各类标本清理造册、誊写及绘图等工作，并把植物化石、动物化石、考古采集品连同其产地、产状、附图等说明资料，一并分类装箱，分别送往中科院下属的各研究所提供研究，只留下少数充实校内博物馆和实验室陈列。又因1952年院系大调整，迁至北京地质学院后，学院为父亲保留了一间“新疆工作室”，故此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58年才多次分批移交完成，两位杨先生离去。唯独岩石标本全部留下继续研究。

父亲在1948至1956年期间，发表过五篇对北疆，一篇对绥远的地质、地层、构造、地质运动等方面的总结性文章。《新疆准噶尔东部火山岩》一文迟至1983年才发表，其经过细节我们直到最近才读懂。这得益于近年来新疆师范大学征集了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员家属捐赠的先人著作、野外记录簿、图件、照片等大量原始资料进行研究，这两年我们也与北大朱玉麒教授在网上参与了对父亲的部分资料解读。究一斑而窥全豹，仅从涉及新疆岩石标本采集编号的“野簿第七册”（1929年，160页），和两大袋不完整的初稿（袋面标有[火山岩分带研究]、妥善保存、1963等字样，共86页），便可见数百块岩浆岩标本及薄片的编号、产状、肉眼描述、薄片鉴定、岩石定名等详简不同的记述，以及13块标本SiO 2、Al 2O 3、Fe 2O 3、FeO、MgO、CaO、Na 2O、K 2O、H 2O+、H 2O-、TiO 2、P 2O 5、MnO的含量化学全分析表，18块标本的SiO 2、TiO 2含量对比，23块标本的Al 2O 3含量对比等半分析结果，7块标本经光谱半定量分析对元素Cr、Cu、Mn、Zn、Pb、Si、Y、Yb含量结果。其中提到：薄片已初步鉴定约70片，待鉴定50片，又补送数十块送去化学分析及磨制薄片。

令人想不到的是，早在1929年的野簿中，他就由外文书籍抄录了7页（55种）岩浆岩的化学全分析成分表，1963年初稿袋中又抄录了15页（125种）外文岩浆岩的化学全分析成分表，作为对岩浆岩定名及进行成因分析的参考。这些残稿中已对该区岩浆岩分带做出初步判断。在“文革”中断十几年、1978年复职后，又得到岩石教研室刘金钊、杨慕华老师重新对补磨的薄片做出镜下鉴定，曾仲泽、杨博光老师完成了岩石成分的化学分析，父亲才对初稿做修改补充，于1983年发表在《地球科学》杂志上。由此可见父亲对写论文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做到了他对学生的嘱咐：“论文量不在多，但对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和范围，必须有所发现，并有明确见解，使后人从事同一范围的研究时，必须加以引用。”

同样，其他几篇先发表的总结文章，也得到精通某类古生物的同事协作，对各种动植物化石研究、定名和确定年代，还参考外国学者的资料，最后才建立了天山以北的两组地层标准剖面，探讨了该区的地壳运动史。尽力打下良好基础，不致误导后人，这是他的愿望。

袁复礼绘制包头周边图

由新疆推轮记里至绥远

三

1938年母亲携我们姐弟六人辗转香港、越南到达昆明与父亲汇合，又因1940年日本占领越南，昆明告急，西南联大将大学一年级迁往四川叙永，全家随父亲坐货运卡车，经贵阳、重庆，又乘江轮至泸州转小木船到叙永。1941年战况好转，返回昆明。几度搬迁，颠沛流离，1942年才由昆明郊外回城内定居，我们姐弟四人正式进入联大附小读书，直到46年7月西南联大解散。那时年幼，只知道父亲忙于教学，大部分时间是带领学生野外实习和进行矿产调查，一出去就几个月或半年以上，还记得他讲过在野外考察中有意显示腰间佩戴地质罗盘和气压计的皮盒，并声称是手枪和子弹，以震慑土匪的暗探。有时他从野外回来，会带给我们几件岩、矿石标本，有手指大小的透明水晶晶体、易掰成表面平滑光亮菱面体的方解石晶体，有时是含有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闪亮晶体的矿石，还有可以剥成薄片的大片云母，都使我们爱不释手。也许就是这些无声的熏陶，我们姐弟四人偏爱理工，有三人在1952年后陆续考大学时，响应国家号召，报考了地质学院。

父亲一生博览群书，始终重视学校图书馆的建设，亲自张罗订购图书、杂志，充实馆藏。他常去王府井新华书店、外文书店、内部影印书店为学院选购新书，自己也购买了不少。1978年后行动不便，改为圈注每期国内外新书预告，提供图书馆参考。因此他能了解地球科学前沿动向，引导后辈跟上步伐，晚年还在助手的帮助下指导研究生。他一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掌握了很多地质资料，非常博学，人称活字典，很多人有问题都愿意找他，他也能给予让人满意的回答。

父亲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十分关注国家的需要，随时投入到建设需要的艰苦的资源调查和研究中。抗战期间的1938年1月，应资源委员会要求，在湖南平江、桃源、常德、沅陵一带考察金矿，写成《湘东湘西金矿视查报告》。1938年8月，资源委员会再次请他考察西康（现四川）的金矿，调查了盐边、盐源、木里、盐东、冕宁、会理、德昌、米易一带，这项工作持续了一整年，直到1939年8月他才回到昆明，之后写成三篇有关金矿的考察报告。1942年他又协助系主任孙云铸与云南省建设厅合作，成立云南地质调查所，全体教师积极参与矿产地质调查工作，服务社会，支援抗战。解放后，政府向世界宣布废除过去历史上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所有外国占领的租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父亲非常高兴也更加踊跃地投身新中国建设，向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和燃料工业部提供建议，参加多种地质学科专业会议，并参与了刘家峡、三门峡、三峡水库的工程地质考察等等项目。

纵观父亲一生，为使饱受列强侵略的祖国能屹立于民族之林，他献身地质事业和教育事业60余载，勤奋严谨、以苦为乐、与同事们团结协作，尽力为后辈提供良好基础。六十寒暑，时代变迁，他看到祖国面貌日新、逐渐强大而欣慰驾鹤西去，堪称含笑期待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