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曼丽

十余年来，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终于登上了教坛，但进展却并不理想。今天倡导的通识教育是西方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经典概念，是具体的社会场合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的产物。在引进通识教育概念时，与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现有条件限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问题的提出

十余年来，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终于登上了教坛，但进展却并不理想。今天倡导的通识教育是西方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经典概念，是具体的社会场合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的产物。引进通识教育概念，与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现有条件限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国过去十年的通识教育理念构建和制度建设进程，是一个由“政府与文化精英主导的共识诉求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国着重利用了文化知识精英资源的广泛影响力，在超越传统的基础上希望建立与中国高等教育相适应的通识教育理念与制度。不可否认，这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就通识教育的理念来说，乃“文化精英的诉求与共识构建”，当下精英们说着精英们理解中的通识教育，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具体执行人员做着自己能够做到的通识教育，二者存在很大的差距，并未达成真正的共识；就制度建构而言，目前流行“恰当移植”的做法，但忽略通识教育的地方性背景难免导致“南桔北枳”的结果；反之，通识教育理念的本土化固然需要强调，但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仅凭本土资源如何实现对传统的超越？如何建立与中国具体情势相适应的通识教育也是一个问题。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在本土境外资源中寻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案。

二、“政府—知识精英群体”主导的共识诉求过程

“政府”具有一切公共物品的性质：无竞争性，非排他性，并且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为自己的唯一目标。政府的特殊功能在于，它可以把社会中各种利益相关者和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制度化”。所有行动者如何参与社会都取决于“政府”。政府有关的法令制度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在通识教育案例中，教育部在加强大学通识教育的决策中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一支值得尊敬的力量为“知识精英群体”，在这里主要指那些在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理念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知识分子，包括著名的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他们中多数具有大学行政领导的头衔，体现出是一个政府主导的知识精英群体。在通识教育理念的构建过程中，两个群体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因此，十余年来的通识教育理念和制度的构建过程是一个由“政府—知识精英群体”主导的诉求及共识构建过程。

政府—知识界精英的共识达成过程有以下几点作用。

第一，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我们的高等教育是“育人”，而绝非“制器”；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而远非只是训练技能；是把培养学生如何正确地做人与如何正确地做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第二，形成了科学的关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哲学观和方法论。把通识教育逐渐地理解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内在要求而确立的一种符合规律的教育模式，认识到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实施通识教育的根本依据之一。

第三，逐步明确了文化素质教育的重点。在高等学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是上个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对我国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从思想观念、人才培养模式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四，通识教育理念已经逐渐转化为丰富多彩的实践。通识教育，与一般的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很不一样，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一种养成教育。

综上所述，文化素质教育概念的提出一定意义上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在认识上逐步深化的结果，也是源于实践的总结。文化素质教育不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成为一个实践问题。它成为全社会参与的探索过程，是最可喜、也是最有价值的成果。

三、理念与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通识教育理念在国内广泛地传播开来，但也有学者质疑通识教育挤占了专业教育的时间，学生是否真正能从这样的教育中得到实惠。例如王义遒教授撰文指出：“通识教育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反差。”

可贵的是这些学者不止于质疑，还积极地分析探讨、寻找解决的办法。王义遒指出通识教育的教师队伍是关键，从通识教育的使命出发，揭示了通识课程的特点，阐述对通识课程教师的要求，探讨若干解决通识课程师资问题的方式，提出一种可称为“自由职业”教师的做法。不仅有利于通识教育在全国高校顺利地普遍实施，还有利于建立一种打破教师“单位所有制”、使人尽其才的新的教师制度，促进学术活跃与繁荣。

甘阳提出，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可以走一条更有实质效果的道路——以建立通识教育的“共同核心课”以及建立“助教制度”这两个环节为中心。因为这一道路是代价比较小、但收效比较大的稳健道路，而且比较易于操作。

谈到通识教育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人把目前的通识教育称之为“贫乏的通识教育”，断言“贫乏的通识教育”终将在贫乏的保守主义中结束。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却未免有些悲观。如果说，过去十余年我们对通识教育理念和制度的构建是一个由政府—文化知识精英主导的构建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核心的问题是：目前的所谓共识，其实并没有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讨论通识教育时，应把它放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前提下来探讨其功能和位置，也就是说探讨一个理想的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制度所应该依据的哲学基础是什么，这是根基和框架。从更根本来说，中国的教育需不需要有一个一致性的逻辑作为指导思想？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为了对我国大学教育的现实情况作出正确的估计，同时为改革当前通识教育制度构建提出合理性建议，应对我国通识教育哲学有一个整体性理解。这里建议：

第一，中国大学通识教育需要关注中国社会发展对“统一性”因素的广泛需求。什么是“统一性”？时代的发展需要人们具有新的心智特点和智慧力量，为了更好地实现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帮助个体健康参与社会发展，我们要给予学生共同的信念，包括历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价值观，还包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不断加剧的竞争和变化等等。因为个体都是中国社会有机进程中的一部分，如果想有效参与社会生活就必须具备一些共同的心智特点，这些与“公共旨趣”、“公民性格”有关的共同的心智特点就是所谓的“统一性”，简单讲就是一个人要拥有使生命变得有意义的广泛知识和智慧。

第二，要充分尊重人的发展的“差异性”规律，努力在高等教育中树立“通专结合”的教学和人才培养理念。专业化是快速变动的社会结构不断进步的手段，为社会输送专业化的知识和人才也是高等教育所以存在的哲学基础之一，高等教育的专业性因而成为其本质特性。应该看到，一定程度上专业化也加强了社会的离心力。所以，高等教育的目的应该使学生成为一个既掌握某种专业知识和技能，又同时掌握了作为一个“人”和“公民”的一般能力的专才。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应该一起给予所有人。

通专结合的通识教育理念与我国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的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联系，更是一种内在的必然关联。从制度构建层次看通识教育理念：一方面，建议借鉴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比较成熟的“核心课程”做法，同时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通识教育公选课进行整合；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应该关注在“统一性”前提下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而专业教育一般来讲是对个体差异性的延伸和保证，因此“通专结合”是通识教育的应有之义。

作为中国大学生，既是一个整体又是很多个个体；既是一个沿着一条相同的路走向一个共同未来的国家公民，又是很多个沿着不同的路前行的个人。这种两重性正是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的基础。如何在教学实践中落实通专结合的理念？客观地讲，这种专业化与目前各大学、各专业、各院系的课程设置密切相关。所以，教育改革单纯地谈课程设置的改革，是会遇到障碍的。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对于提高学生的素养亦非完全无用。然而，还有很多可以尝试的地方，例如教学过程的实践。

研究表明，人在制度建构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举足轻重，1995～2005年间大学通识教育的制度建构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众所周知，并非所有的专业课程都适合进行“通专结合”的尝试，但是如果教师有一种态度来避免给予学生贫乏的专业教育，那些适合进行通专结合教学尝试的课程一定会比“过分专业化”的教学取得的教育教学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