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风雨岁月》于1998年2月内部出版发行，当年4月第二次印刷。现在应读者的要求再版，并且公开发行。这本书记录了我在“十年浩劫”中的亲身经历。记录这段历史是想让人们了解那场动乱中的一些真实情况，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党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并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的从党内波及到党外的一场全国规模的大的政治斗争。在这场非常特殊的斗争中，作为共产党员既要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又要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原则，实属不易。

我在“文革”中，无论是上书毛主席、党中央，还是在校内与师生员工一起同“四人帮”的代理人作斗争，在凄风苦雨中挣扎搏击，支撑我思想和精神的，固然源于自己的理想信念，相信党、相信群众。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在与蒋南翔同志长期共事中，他的那种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精神，一直是鼓舞着我同错误和邪恶势力战斗的力量。

“文化大革命”那场历时十年的灾难和悲剧是从文教阵地首先发动的，清华大学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十年中，清华园里的各种风波起伏都与全国政治斗争的大局紧密关联，并且始终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密切注视，乃至直接干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是“红卫兵”的诞生地，是毛主席亲自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全国。1968年7月27日，是毛主席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标志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1973年的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以清华大学为风头，进而波及全国。“文革”后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是从毛主席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四人告发迟群、谢静宜的两封信开始的，清华大学遂成为这场斗争的突破口和前哨阵地。因此，十年风云变幻的清华大学，在一定意义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窗口或缩影。

我亲自经历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并因所处的地位而被深深卷入了激流旋涡。“文革”开始前，我是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因为校长、党委书记职务由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同志兼任，我对学校的日常事务管得多些，运动中自然成为重点冲击对象。历经三年磨难，1969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解放”“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刘某人的消息，使我这个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在全国范围“榜上”有名。之后，我被“结合”为校党委副书记，“文革”后期担任了常务副书记，终于“官复原职”。那时的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是官居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的风云人物迟群，排位在我之后的另一位副书记则是风云人物、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夹板中的我在那个多事之秋常常被推到前台，却又事事受制于人，实谓步履维艰!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做法，对“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倒行逆施，进行过多次的抗争。十年中我和几位一起共事的同志曾向毛主席、党中央三次写过四封信，而每一次都使自己增加了新的罪名，受到更加严重的冲击。第一封信是“文革”初期，我自己写给毛主席的；第二封信是我同原清华党委的几位副书记联名写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这两封信陈述了清华大学“文革”前十七年是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成绩是主要的，并如实反映了当时学校和社会上严重混乱的局面。后一封信被转到了蒯大富的手中，我们联名写信的行为被打成“清华园的‘二月逆流’”。第三、第四封信是1975年的下半年我和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三位负责人一起写给毛主席的，信中揭露了迟群及谢静宜的政治野心和种种丑恶言行。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作了批示，认为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主席的这个批示震惊了全国，成为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员令。我们四人由此成了胆敢把矛头对着毛主席的“还在走的走资派”或“投降派”，又被批斗、专政达一年之久。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两年多之后，在邓小平同志过问下，随着两个“凡是”被冲破，冤案才得以平反。

在如此激烈、复杂、曲折的斗争中，我也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写过过头的检讨。这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有多种原因，而从根本上说来，我是在非常矛盾的处境和心态中被卷入这场运动的。一方面，我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革命对象——“走资派”，首当其冲地被打倒了；另一方面，我又作为“革命干部”被较早地解放了出来，去充当“革命的动力”。我就是以“走资派”和“革命干部”、“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这样的双重身份，在风浪中起落沉浮，打倒、解放，第二次被打倒……

一方面，这场运动是由自己所一贯敬仰和信赖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对于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战胜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在大风大浪中选拔和锻炼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指示，我是完全相信和衷心拥护的；但是另一方面，毛主席认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基层党组织相当多数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文教阵地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得到贯彻，并基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这种错误估量，采取打乱和抛开党的组织系统，直接发动群众进行冲击的做法，酿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愿望与效果严重背离的大动乱，对此，我又是难以理解、无法接受并痛心疾首的。然而当时我自己以及党的许多干部，对于如何实现毛主席关于反修防变的战略思想，如何进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斗争以巩固党的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弄得很清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还缺乏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头脑中存在着“左”的影响。因而在混乱和困惑中所作出的选择是：相信毛主席的智慧和远见，维护毛主席的权威，努力从积极方面去理解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如果不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绝对信赖和真心拥护，又怎么会对给党和国家带来如此严重混乱、颠倒和破坏的“文化大革命”表示拥护呢？这就是我当时似明白又混乱的矛盾心态。在那样严重扭曲了的政治环境中，诚实善良的人们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有时也会行为与目的相脱节，甚至发生“煮豆燃萁”的不幸情况。“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愿本着“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精神，汲取历史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

文化大革命结束已三十多年，今日我已无须再为三十年前的自己辩诬和诉苦了。但是我想，如果站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立场上，抱着对历史及未来负责的态度，诚实地记录下一份史料，并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从纷乱、颠倒的现象中寻出某些必然性的联系，引出一点经验教训，则是有意义的。因此，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试着写了这本《风雨岁月》。

本书与读者见面了。付印前当我通读全稿时，除了再次被那风雨十年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事件所震撼外，心中还觉得有某种缺憾。写作本书的初衷是：诚实地记录下一份史料；从纷乱、颠倒的现象中找出某些必然性的联系；引出一点经验教训。但真正做起来，实属不易，尤其要做到后两条，常感力不从心。这自然因为自己的水平所限，不过我想，一个人即使亲身经历了某个重大的历史事变，恐怕也不敢说就能够深刻理解事变的本质，这也许就像古人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这件事就留待读者和后人去细细思索，从容探讨吧。

刘冰与“刘冰上书事件”

刘冰，河南伊川人，1938年入党，1956年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1966年6月9日，“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四起，10月，刘冰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反映清华园发生的红卫兵违法乱纪、违犯党的政策的情况。但未有回音。

1967年2月，刘冰等人再次向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陈伯达、江青、康生写信，反映清华大学的实际情况，但此信没有得到中央的回答，而被中央文革的某些人转给了以蒯大富为代表的造反派，因而刘冰等人被打成“清华园的‘二月逆流’”。

1975年8月和10月刘冰等人两次写信告发迟群、谢静宜，这两封信被毛主席批为“矛头是对着我的”，这使清华大学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处在风口浪尖上，刘冰等人也被打为“右倾翻案的急先锋”。刘冰等人的两次“上书”，可谓之“刘冰上书事件”。（任平）

（转自：《北京日报》 2008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