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昌明（70届电机）
臭虫反击战
东区学生宿舍的房间比西区的略大，每间住八人，四个木质架子床。书桌是双向桌屉的，四张一拼，从窗下暖气管几乎延伸到门边。大约半数的同学习惯去图书馆、大教室上晚自习，王普和我几个玩心未敛，老是赖在宿舍里做练习、温功课，或说或唱，或躺或倚，更觉自在。
每逢夏天，我们便要苦受臭虫的折磨。以暴易暴，我们也会把逮到的臭虫报复得血躯模糊，更多的时候却是它们趁熟睡对我们大肆欺凌。这一幅场景有一天被夜归的室友证明了：一开灯，目睹臭虫在蚊帐上成阵列行动，不禁大声惊呼……
床老缝阔，我们以六六六杀虫粉剂填充，还是不能根治。精力过剩的王普用针在自己的木床上逐条缝隙搜剔，将捕获的臭虫一一关押进墨水空瓶，居然密不见底！
另一宿舍（南非耳顺君的居所）竟生奇想，试图以水阵御敌：他们将四条床腿浸在注满水的罐头盒里。可万万想不到竟随之引出惊人的发现：臭虫们沿墙壁向天花板远征，再“空降”到床上！
大决战终于不可避免。工宣队进校以后，11号楼东头开掘了一口大坑，填入石灰、注上水，全楼的木床逐一抬下来扔进石灰水里浸泡，不惜以笨拙的全员行动要置臭虫于死地。
若干世纪以后，倘若重新发现那一口大坑，专家们能考证明白是干什么用的么？
北风和冻疮
十一月十五号，现在我在南方还穿着汗衫，在清华可是例行开始供暖气的日子。当校河边的路上金色的银杏树叶铺地，告知我们已进入深秋；当人们朝鹤发童颜的马约翰教授（他身着短装骑车在校园里缓行）投去惊异的眼光，说明冬天已来临；当我们将旧报纸裁成窄条，把宿舍窗缝糊得严严实实的时候，就表示严冬不远了。那时的冬天似乎比现在冷，窗缝不糊上是受不了的，钻进来的寒风就像刮图纸（也就是剃胡须那种）的刀片；可是窗户密闭了，八台“发动机”散发出的废气可真不受用——尤其从外面进来立刻便知道。
北方的冬天室内室外是两个季节，南方来客往往就不懂穿衣。因为在室内时间长，我们念书的时候普遍都没想到戴帽子。清早从九饭厅或者11号宿舍楼向教室走去，每当走到航空馆前的小桥，风中的双耳一准开始发疼（就七、八分钟的样子吧），进了教室不一会儿又开始发烫。几天下来，耳廓不自在起来——生起了冻疮。
工宣队进校后的一次批斗大会，我们按班级列队站立在礼堂前的草坪上，草少土多，残雪犹在，时间一长，脚上的塑料底布鞋就跟没穿似的，两股寒气刺骨锥心，只听得一片跺脚声由疏而密，由轻而重……散会时脚板疼得几乎走不了路。
我戴上长绒棉帽在清华过冬，是十年以后研究生时代的事了。
有车族
清华校园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几个校门都在迢迢远处，不出校也就罢了；可是教室也分外遥远，且分散，有时第一、二节课在二校门附近的一教，第三、四节课却在西北门边的化学馆，大三角形运转，全靠男女学生们的走功了。按理说，自行车是清华园里最管用、也是最合理的代步工具了，可是多数学生穷，有自行车的并不多。邻班上海同学叶良蔚骑一辆老的进口车，嘻嘻哈哈的性格，歪歪倒倒的骑姿，印象一直鲜活。有时遇见贺鹏飞（自控系一年级生）慢悠悠地骑车擦肩而过，他胖，车座压得实实的，那情景也依然记得。我们班几乎都没有车；家在北京的同学渐有骑车的（便于回家），王普、姜彦福弄来了老家的车，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自行车出校门要经过核查：钥匙牌上的号码须与车身上的号码一致。好像没听说谁丢过车。
自行车在清华真可谓鞠躬尽瘁，一辆破烂的车搭载几个人，是常事。
信箱·信袋·信的轶事
宿舍一楼东头有组信箱，每班一小格，加上自己的锁。每班有管理员负责取信，再分插进本班几间宿舍门上的信袋里。若是管理员以外的某位同学主动去取信了，多半是有什么名堂。
我用厚图纸做的信袋是本层楼最别致的一个：信袋的外沿不是平的，特意手绘了一个信封的一角，露出的半张邮票是真的，就像信袋里永远插着一封没取走的信。这个小设计博得不少喝彩，可是妙归妙，命运却堪忧——没多久就被扯裂了；重新制作了一个，还是被扯裂了。
同宿舍的林初有一次取回并且拆开了“林初君收”的一封信，才发现不是自己的，是毕业班一位学长的，有几句话事关私密，难以当面交还，问我如何是好。我们花了工夫做了点手脚，这件尴尬事才算蒙混过关。
念书的时候信并不多，都是家信，父亲的一本正经，母亲的反复叮咛……小师妹（后来的家妻）说好了不许我给她写信（不方便收信），我便把想说的话按照信的格式记在本子里，等待以后“集中交付”；她的信则是我日夜盼望的精神食粮。那时她在仿效我的字体，她与我的字真还有几分相像，常有这样的信件，自然引起了好友们的疑心。“大串连”期间她来看我，才不再成为秘密。
被政治运动耽搁的高年级陆续离校了，几个围棋朋友如饥似渴地给我写信，他们的境遇都很糟，很荒唐，信里有倾诉，有直录，也有潇洒，往往洋溢着才气。建九班的金柏苓和企九班的蒋寿炎竟不约而同地分别辑录了他们班同学间的哀感顽艳的信件，建九班的还录成配乐朗诵，催人泪下。这些资料如果今天还在，意义绝对非同寻常。
接下来轮到插队的小朋友们（清华附中的学生，我的围棋弟子）给我写信了，无论几十年后他们多么成功，那些真挚、稚嫩的来信却把他们定格在荒唐岁月的青涩阶段。清华武斗的时候，清华园的小朋友向我报告了残酷游戏的真实记录（那是寄往我“避难”的武汉），何时重温都触目惊心，仰天长叹……
乌云密布的日子，读信的表情富含了复杂的信息，兄长般的姜彦福就注意到了并且深长地宽解我：“家里有什么事吗？……”那一回，我收到的是被父亲的单位抄了家的消息。
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我家（连女朋友）六个人分在五处地方，信才多了起来。只有我在城市里，在首都，而他们的艰苦、压抑和迷茫令我难以释怀，故写得很长，很多。这些往来的信件基本都在，唯有父亲给我的手书，在他挨整的时候我统统交给他单位的工作组了，想借以说明父亲的思想倾向没问题，没想到有去无回，连作纪念的零缣片牍都没剩下。
小卖部与照澜院
整齐排列着5～12号宿舍楼的东区是主要的学生生活区，分布着第七、八、九三个饭厅，学生估计有8000人。这个不小的片区里只在八号楼有一个小卖部，一间宿舍大小。在那儿出售的无非是些文具信封、牙膏肥皂、针头线脑、水果零食。散装的桃花形蛋糕和江米条对我颇有吸引力（也许小时候亏欠得太多），尤其是江米条，松脆适中的那种，一两毛钱半斤，用粗纸一包、纸绳一扎，一路走着吃起来很开心。好像还卖啤酒，但烈酒和香烟是没有的。
校内像样一些的商场要数照澜院了，除了一家百货店，还有新华书店、照像馆、菜市场、修车铺和饭馆。那一带是清华早期的教授住宅群，住过赵元任、梅贻琦、俞平伯、马约翰、钱伟长这些教育泰斗和文化大师。为照澜院起名的朱自清不会想到，随着岁月的流逝，“照澜院”竟不再专属于那永远紧闭的灰色的院落，而成了附近商业群落的代称。十年浩劫中照澜院的屋瓦砸向校河对岸的动农系馆，天堂里的大师们若是知道了，情何以堪？
邮局也在不远处，在二校门东侧苍郁古柏的树阴下。这是我们在物质和精神上赖以与外界保持联系的窗口，我每个月从那里领来口粮，随时绕去那儿寻觅缤纷多彩的邮票。
再高一级的购物，就是海淀大街了，然而，那时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购物的欲念。
进城等于远征。乘31路（后来的331路）到平安里——清华人历久厮磨的线路哟！
今天的照澜院多了银行，变了超市，可感觉还是老样子。
（《清华人》200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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